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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内府藏本）
宋郑伯谦撰。伯谦字节卿，永嘉人。官修职郎、衢州府学教授。王与之《周礼订义》，首列宋代说《周礼》者四十五家，伯谦为第三十一，居黄度、项安世之间。盖宁宗、理宗时人。是书发挥《周礼》之义。其曰《太平经国书》者，取刘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语也。首列四图：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汉官制》，一曰《汉官制》，一曰《汉南北军》。所图仅三朝之职掌宿卫，盖其大意欲以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统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图，明古制也。其书为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内治》、《官吏》、《宰相》、《宫民》、《官刑》、《揽权》、《养民》、《税赋》、《节财》、《保治》、《考课》、《宾祭》、《相体》、《内外》、《官制》、《臣职》、《官民》、《官卫》、《奉养》、《祭享》、《爱物》、《医官》、《盐酒》、《理财》、《内帑》、《会计》、《内治》。其中《内外》一门、《会计》一门，又各分为上、下篇，凡论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类聚贯通，设为问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参证后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论《天官·玉府》诸职一条，车若水《脚气集》颇称之。然其间命意，间有不可解者。如《齐东野语》记韩侂胄之败，殿司夏震尚声喏於道旁。《梅磵诗话》记绍定辛卯临安大火，九庙俱毁，独丞相史弥远赐第以殿司军救扑而存。故洪咨夔诗有“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之句。其时武统於文，相权可谓重极，而此书《宰相》一篇，尚欲更重其权。又宋人南渡之馀，湖山歌舞，不复措意中原，正宜进卧薪尝胆之戒，而此书《奉养》一篇，乃深斥汉文帝之节俭为非，所论皆不可为训。毋乃当理宗信任贾似道时，曲学阿世以干进欤？以他篇贯通《经》义，尚颇有发明，旧本流传，久行於世，姑节取焉而已。
△《周官总义》·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易祓撰。祓有《周易总义》，已著录。是书陈振孙《书录解题》不载，惟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称许仪为之序，刻於衡阳。今衡阳本世已无传，惟《永乐大典》尚载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记》，而《地官》、《夏官》亦佚。谨裒合四官之文，编次成帙，以存其旧。其《地官》、《夏官》则采王与之《周礼订义》所引以补其亡。仍依《读书附志》所列，勒为三十卷。
虽非完帙，然十已得其八九矣。其书研索《经》文，断以己意，与先儒颇有异同。
如论《大宰》“九赋”，则援《载师》之任地及《司市》、《司关》、《卝人》、《角人》、《职币》等职以驳口率出泉之说。论宗庙“九献”，则合《笾人》、《醢人》、《内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礼再祼”之文，以驳列祼事於九献之说。论《肆师》之“祈珥”，则引《羊人》、《小子》及《山虞》诸条，以纠改“祈”为“刉”、改“珥”为“衈”之说。论《辀人》之“四旗”，则历辨《巾车》、《司常》、《大司马》、《大行人》与《考工记》不合，以明《曲礼》车骑为战国之制。诸如此类，虽持论互有短长，要皆以《经》释《经》，非凿空杜撰。至於《内宰》“二事”，则改为副贰之贰；於《酒正》“式法”，则指为九式之法；於园廛、漆林诸赋，则谓以什一取民，又於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而三数等而输之於王；於《凌人》“斩冰”，则谓十二月为建亥之月，先令之於亥月，而后三为凌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藏：亦皆自出新义。而於《职方氏》之地理山川，尤为详悉。盖祓虽人品卑污，而於《经》义则颇有考据，不以韩侂胄、苏师旦故掩其著书之功也。
△《周礼订义》·八十卷（内府藏本）
宋王与之撰。与之字次点，乐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秘书省准敕访求书籍，牒温州宣取是编。知温州赵汝腾奏进，特补一官，授宾州文学。后终於通判泗州。
此本省牒、州状、都司看详及敕旨均录载卷首，盖犹宋本之旧。前有真德秀《序》，作於绍定五年壬辰，下距进书时十年。又有赵汝腾《后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进书时六年。故汝腾奏称“素识其人”，又称“德秀殁后，与之益删繁取要，由博得约，其书益精粹无疵也。”所采旧说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仅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等六家，其馀四十五家则皆宋人，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盖以当代诸儒为主，古义特附存而已。德秀称“郑、贾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为无功，而圣人微旨终莫之睹。惟洛之程氏、关中之张氏独得圣经精微之蕴。永嘉王君，其学本於程、张”云云，盖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故所取宋人独多矣。其注《考工记》，据古文《尚书》、《周官·司空》之职，谓《冬官》未尝亡，实沿俞庭椿之谬说。汝腾《后序》亦称之，殊为舛误。然庭椿淆乱五官，臆为点窜，与之则仅持是论而不敢移掇《经》文，视庭椿固为有间。至其以《序官》散附诸官，考陆德明《经典释文》、晋干宝注《周礼》，虽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创，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为据也。惟是四十五家之书，今佚其十之八九，仅赖是编以传。虽贵近贱远，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义，而蒐罗宏富，固亦房审权《周易义海》之亚矣。又案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嘉熙间东嘉王次点作《周官补遗》，由是《周礼》之六官始得为全书。”今本实无《补遗》，未审别为一书，或附此书内而佚之。然凭臆改《经》之说，正以不存为最善，固无庸深考也。
△《鬳斋考工记解》·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肃翁，福清人。端平二年进士，景定间官司农少卿，终中书舍人。自汉河间献王取《考工记》补《周官》，於是《经》与《记》合为一书，然后儒亦往往别释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陈祥道、林亦之、王炎诸家解，今并不传，独希逸此注仅存。宋儒务攻汉儒，故其书多与郑康成《注》相剌缪。然以绠参分寸之二为轮外两边有护牙者，以较为车箱前横在式之上，则不合於轮舆之制；於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郑氏《注》。其图乃以鼓为倨，股为句，则不合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长内则折前，谓援与胡、句相并如磬之折；於皋鼓之倨句磬折，谓“鼓为圆物，何缘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脱文”：皆於古器制度未之详核。特以《经》文古奥，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浅显，初学易以寻求。且诸工之事非图不显，希逸以《三礼图》之有关於《记》者，采摭附入，亦颇便於省览。故读《周礼》者，至今犹传其书焉。
△《周礼句解》·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朱申撰。申事迹无考，里贯亦未详。按《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继宣，宋太学生。又李心传《道命录》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结衔题“朝散大夫知江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似为二人，不知此书谁所著也。逐句诠释，大略根据《注》、《疏》，义取简约。其中所见有与《注》、《疏》异者。若太宰之职“五曰贡赋”，郑《注》曰：“赋，口率出泉也。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是书则易之曰：“赋，税也。贡，献也。”有力主《注》、《疏》而曲为引证者。若《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则坚守注中“半为附庸”之说，而不执《孟子》、《王制》以疑《周礼》。至於《注》、《疏》之疑不能决者，若《小司徒》“四丘为甸”以下，《注》谓旁加之数乃治洫浍之数；《大司乐》“圜锺为宫”以下，《注》谓天宫夹锺不用中吕等律，以其与地宫同位之类，则皆阙而不载。虽循文诂义，无大发明。而较之窜乱古《经》、横生新义者，犹不失谨严之义。惟《序官》乃《经》文之纲领，申以其无假诠释，遂削而不载，颇乖体要。是则因陋就简之失矣。
△《周礼集说》·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陈友仁《序》，称其友“云山沈则正近得此书於霅，编节条理与《东莱读诗记》、《东斋书传》相类，名氏则未闻也。癸未携以归，训诂未详者，益以贾氏、王氏之疏说。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辈诸老之议论”云云，盖友仁因宋人旧本重缉也。友仁字君复，湖州人。《序》题“丙子后九岁”。丙子为宋亡之岁，友仁不题至元年号而上溯丙子以系年，盖亦宋之遗民，故仿陶潜不书年号，但称甲子之例。然陶潜在晋诸诗，亦但题甲子，非以入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详考耳。卷首有《总纲领》一篇、《官制总论》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条阐说，极为赅洽。每官之前，又各为《总论》一篇，所引《注》、《疏》及诸儒之说，俱能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经义》采摘尤多。盖安石《三经新义》虽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义》则王昭禹述之於前（见所作《周礼详解》），林之奇述之於后（案之奇学出吕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礼全解》亦用安石之说，见王与之《周礼订义》），故此书亦相承援引，不废其文也。
《考工记》后附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一卷，殊为疣赘，有失别裁。然不肯变易古《经》而兼存其说，以待后人之论定，较庭椿之妄诞则略有间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总论》亦佚。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云“关中刘储秀尝补注以行”，今未之见，亦姑仍其旧阙之焉。
△《周官集传》·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毛应龙撰。案张萱《内阁书目》称“应龙字介石，豫章人。大德间尝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轶其名，始末已不可详考矣。是书於诸家训释，引据颇博，而於郑锷之《解义》、徐氏之《音辨》及欧阳谦之之说，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则题“应龙曰”以别之。其中有沿袭误说、未考古义者。如《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杜子春、郑康成皆以“九夏”为乐曲，而应龙独引欧阳谦之说，谓“《左传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诗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声，可以金奏而无诗可歌明矣”。今考孔颖达《左传疏》云：“作乐先击钟，故称金奏。此晋人作乐先歌《肆夏》，《肆夏》是作乐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乐已先作，非复以金为始，故言工歌也。”其说足与郑《注》相发明。如以《九夏》之文统“金奏”之下，即以为非乐曲，则《钟师》又有“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之文贯於“金奏”下，岂亦均非乐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马”，郑《注》：“禂读如诛之诛，今侏大字也。为牲祭求肥充，为马祭求肥健也。”应龙亦主谦之说，谓：“禂，稠也，祷牲稠盛也。”以康成改读为非。考禂、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读。扬雄《国三老箴》“负乘覆餗，奸寇侏张”，《晋书·慕容垂载记》苻坚报书曰“侏张幽显”，《魏书·恩倖传》“侏张不已”，《北齐书·源彪传》“吴贼侏张”，侏张即诪张。侏与诪，犹侏与禂，音同故义借，安得指为康成改读乎？又《栗氏》为鬴，应龙引郑锷之说曰：“《晏子》谓六斗四升为鬴，《管子》谓百升而成釜，康成则谓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釜，为六斗四升。以下文观之，其臀一寸，其实一豆。豆当为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则釜之内方一尺而容十斗，无可疑者。十斗则百升，正管仲所谓釜也。
康成谓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区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
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夫一献则一升矣，三酬则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为豆而何？而康成谓四升为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谓鬴六斗四升，实据《经》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盖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锷以鬴容一石，则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经》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盐百升而釜。”
房玄龄注谓：“盐十二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当米六合四勺。百升之盐，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七铢、二累为釜，当米六斗四升。”则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实百升之盐，非实百升之粟也。今锷以《管子》量盐之鬴为《栗氏》量粟之鬴，比拟已为不伦。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为斗，实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献三酬之数。锷误以豆为饮器，遂牵合十升之文，反诋改豆为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饮，不以豆饮。《诗·行苇篇》毛《传》曰：“大斗长三尺。”《战国策》曰：“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与代王饮，即因反斗击之。”此斗为饮器之证也。《越语》曰：“觞酒豆肉。”《韩子·外储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实食器，而非饮器之证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为《管子》之旁证乎？诸如此类，皆未免胶执旧文，疏於考核。至於冕服车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