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吴鼐撰。鼐有《易象约言》，已著录。《春秋》以周正纪时，原无疑义。
唐刘知几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说。至宋儒泥“行夏之时”一言，遂是非蜂起。
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著《春王正月考》，而《经》义始明。鼐复取两家之说，节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论，补所未备，驳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条，所引陈廷敬、蔡德晋诸说，於三代诸书所纪年月差互之处，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破疑似之见。虽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判数百年纷纭轇轕之论，於经学亦为有功矣。
△《春秋究遗》·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酉撰。酉有《诗经拾遗》，已著录。是编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而亦稍有从违。其曰《究遗》者，盖用韩愈《赠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语也。於胡《传》苛刻之说及《公》、《穀》附会之例，芟除殆尽。於《左氏》亦多所纠正，乃往往并其事迹疑之。如开卷之“仲子”，谓惠公违礼再娶，以嫡礼聘之可也。酉必据此谓诸侯可再娶，则卫庄公於庄姜见在复娶於陈，陈之厉妫有娣戴妫，其正名为嫡可知，亦将据以为诸侯之礼可并建两嫡乎？郎之战距桓公之立已十年，酉乃谓三国来讨弑隐公之罪，《左传》周班后郑之说为诬。鄫季姬之事，《左氏》以为归宁见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为使自择配，已属难据。酉乃断为季姬已许鄫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义不改适，私会鄫子。“天王狩于河阳”，左氏所传必有所受，此正笔削之微旨。
而酉以为周王欲省诸侯殷见之费，自往就之，所传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凿空。
《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与《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为孪生之女，已属臆度。
又以齐人所执之子叔姬为舍之妻，《传》误以为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齐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并非两人。辗转牵合，总以叔之一字不容有两生义。不知女笄而字，不过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长之孟，亦不过五。
设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为别。既笄而字，字不妨复。因此而驳《传》文，未免横生枝节。莒人灭鄫，《传》言恃赂。酉以为襄公五年鄫已不属鲁，《传》为失实。而下文“季孙宿如晋”，又用《传》“晋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之语。使鄫不属鲁，其亡与鲁何关，亦为矛盾。他如王不称天、桓无王之说，因仍旧文，不能改正。而以赵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语，证《左传·哀公八年》“宋人灭曹”之误，更为倒置。然大致准情度理，得《经》意者为多。其《凡例》中所谓变例、特文、隐文、阙文之说亦较诸家之例为有条理。他若据《汉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卫地，据《史记》夷姜为卫宣夫人、非烝父妾，据《宣公三年经》书“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鲁不止僣祈谷之郊，若斯之类，亦时有考证。统核全书，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随笔》·二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顾奎光撰。奎光字星五，无锡人。乾隆乙丑进士，官泸溪县知县。是编不载《经》文，但偶有所得则录之，故名“随笔。”其中如“桓公会稷以成宋乱”，成自训平。其下取鼎纳庙之事，所谓美始而恶终也。而奎光取刘敞之说，以为成就其乱。《春秋》讳国恶，二百四十二年无此径遂之笔也。公子翚之宠自以翼戴之故，华氏之立自以赂故，两不相谋。而奎光谓立华氏为翚之私，华氏立而翚遂命为公子。夫国君树其私人，岂必援邻国之例？不立华氏，翚将终身不命乎？郑灭虢、桧，晋灭魏、霍，其事旧矣。而奎光谓灭国自齐桓始，何不考也？纪叔姬归于酅，自重叔姬之节。而奎光谓以酅存纪，是牵陈灭书陈灾之《传》。庄公之娶哀姜，奎光谓因其色美，已为臆度之词，而又谓庄公未闻好色。彼筑台以临党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证欤？公子友败莒于郦，奎光以为与翚帅师、庆父帅师其专相等。此无论莒人责赂而来，居於必应之势，非出军疆外者比。且核以《传》文，绝无专行之证，何所据而断非君命也？子卒不书弑，自与隐公不书弑一例。而奎光以为史臣之曲笔，岂《春秋》亦曲笔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适值其时。《公羊》以为咎徵，已出附会，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岂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贬为赏罚，不以果报为劝戒，此非《经》义也。如斯之类，瑕颣盖所不免。然如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达例，有特笔，然亦须理会大处，不可苛细缴绕。谓春秋时天子仅守府，方伯亦失职，说者乃於小国见伐，责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谓《春秋》将以治世之无王者，而胡氏於宰咺归赗则曰贬而书名，於荣叔归含及赗则曰王不称天，如此则无王自《春秋》始矣。谓说《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为贤者讳，又曰责贤者备；既曰隐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篡：何者为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谬之弊，故其所论多能得笔削之旨。奎光尝撰《然疑录》，所载说《春秋》诸条，与此相同。
其为先有此本，又编於《然疑录》中，或先载《录》中，又摘出别为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录》颇为琐杂，论其菁华，则已尽此两卷中矣。
○附录△《春秋繁露》·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
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馀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於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圣朝右文稽古，使已湮旧籍复发幽光，则此十七卷者，竟终沈於蠹简中矣，岂非万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於《附录》。）
──右“春秋类”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录》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春秋》三《传》，互有短长，世以范甯所论为允，甯实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三家皆源出圣门，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益，推寻於字句之间，故凭心而断，各徇其意见之所偏也。然则徵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后来诸家之是非，均持此断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号为富艳，残膏賸馥，沾溉无穷。章冲联合其始终，徐晋卿排比其对偶，后人接踵，编纂日多，而概乎无预於《经》义，则又非所贵焉。）
卷三十 经部三十
○春秋类存目一
△《左传节文》·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欧阳修编”，明万历中刊版也。取《左传》之文略为删削。每篇之首，分标《叙事》、《议论》、《词令》诸目。又标《神品》、《能品》、《真品》、《具品》、《妙品》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诸字。前有庆历五年修《自序》。《序》中称胡安国《春秋传》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与辨矣。
△《春秋道统》·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是书仅分上、下二卷，而抄本细字乃八巨册。不著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晋江傅伯成《序》，称为元祐间《春秋》博士刘绚质夫所作。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刘绚《春秋传》，无“道统”二字之名。《文献通考》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与二卷之数亦不合。又振孙称所解明正简切，而此本并无解《经》之语，止钞撮《左氏传》，间及《公》、《穀》、《国语》及略采诸家一二条。
且不特《传》文多所删节，即《经》文亦止摘录一二字，如明代坊本之标题。宋人经说，亦无此例。《序》中以“何休学”连为人名，其陋已极。又称后之有功於《春秋》者有杜预、林尧叟。林尧叟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见？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间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并称乎？
又伯成庆元初为太府丞，宝庆初始加龙图阁学士。此《序》既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时伯成方举进士，何得先以龙图阁学士结衔？讹谬种种，不可殚述。伪书之拙，无过是矣。其卷首收藏诸印，亦一手伪造，不足信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诗如例》·一卷、《诗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学》，已著录。《左氏春秋传》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为刘歆所加，其说无据（案栗说见《经义考》所引）。石则以为《左氏传》有所谓“君子曰”者，又有称“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圣人作《经》之意义。因录为例，凡“君子”七十三条，而以“圣语”三十二条附之，皆无所发明。又以《左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因取所载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阐论之，以蕲合於断章取义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条，名曰《诗如例》。
复采《左传》所载筮词、歌谣三十八事，名曰《诗补遗》。於《经》义悉无大裨益。特当南北宋间，正说《春秋》者掊击三《传》之时，而石独笃志古学，为足尚耳。旧载《方舟集》中，石门人刘伯熊合为一编，题曰《左氏诸例》，实非石之旧名。今仍各标本目。其文则与《方舟易学》仍归诸《方舟集》中，不更录焉。
△《春秋通论》·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其书统论周及列国大势，推其兴废之由。周及鲁、齐、晋、宋、卫、郑、楚、秦，各为一篇，吴、越共为一篇，皆捃拾旧文，为事后成败之论。每句隶事而各引《传》以为之注。其言肤浅，无所发明。
△《春秋握奇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利鸾孙撰。鸾孙字士贵，旴江人。前有《自序》，称“《握奇图》者，《春秋》家之学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该之万八千言。编年以为经，而列五伯内外诸侯以纬之。纵取则年与事类，衡切则国之本末具在。乃各叙事略於其后，一览而思过半矣”云云。据其所言，则此书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只存其论，已非銮孙著书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传句解》·三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著录。是书惟解《左传》，不参以《经》文，盖犹用杜预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别见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详。
惟《传》文颇有删节，是其所短。如隐公之首删“惠公元妃孟子”一节，则隐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
△《春秋经疑问对》·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黄复祖撰。复祖字仲篪，庐陵人。《元史》：“仁宗皇庆三年复科举法，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经义一道，各治一经。元统以后，少变程式。易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为本经。”复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载复有经疑之条。”即《元史·志》所谓变程式之时也。其书以《经》、《传》之事同辞异者求其常变，察其详略，以《经》核《传》，以《传》考《经》，以待学子之问。盖亦比事属辞之遗意。
其大旨则专为场屋进取而作，故议论多，而义理则疏焉。
△《春秋合题著说》·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杨维桢撰。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山阴人。泰定四年进士。初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转建德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及上而兵乱，遂不复仕，放浪於诗酒歌舞之间。明初命修礼乐书，旋以老病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案宋《礼部贡举条式》、《崇宁贡举令》，《春秋义》题听於三《传》解《经》处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经》出题。绍兴五年礼部议，《春秋》正《经》词语简约，比之五经为略。问目所在，易於周遍。往往州郡问目，重复甚多。每遇程文，鲜不相犯。请仍听於三《传》解《经》处相兼出题。《元史·选举志》所载延祐条例，不言《春秋》出题之法。以维桢是书考之，盖亦以《经》文易复，改为合题。明制《春秋》合题之法，盖沿元旧也。维桢《自序》曰：“《春秋》正变无定例，故关合无定题。笔削有微旨，故会通有微意。初学者不知通活法以求义，场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今以当合题凡若干，各题著说，使推其正变无常，纵横各出，以御场屋之敌。”又曰：“学者因是而得其活法，则求《经》之微亦无出於此，不止决科之计。”然其书究为科举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