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衷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编虽以三《传》为名，实以胡《传》为去取。凡胡《传》所驳，概从刊削，故所存仅三《传》之事迹。又杂引《诗》、《书》、《礼记》及《国语》之文以足之，特取备时文之捃摭而已。
△《春秋左传地名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城撰。城字伯宗，贵池人。是编前列国名，后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时代为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仅一二字，多亦不过六七字。盖随手集录，姑备记诵，无所考正。视后来高士奇、江永二家之书不及远矣。
△《春秋五传平文》·四十一卷（内府藏本）
明张岐然编。岐然字秀初，钱塘人。其书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胡安国《传》而益以《国语》。《国语》亦称《春秋外传》，故谓之“五传”。曰“平文”者，明五《传》兼取，无所偏重之义也。其《自序》曰“尝与虞子仲皜泛览《春秋》七十二家之旨，盖鲜有不乱者。及观近时经生家之说，殆不可复谓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参诸家而过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传》，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从胡《传》中牵合穿凿，并不知有《经》。
此所谓乱之极也”云云。考胡安国当高宗之时，以《春秋》进讲，皆准南渡时势以立言。所谓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为言之者也。元、明两代，时异势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国作《传》之初意。元制兼用三《传》，明制兼用张洽《传》，盖亦阴知胡安国之多僻，而补救其偏。永乐中修《春秋大全》，袭用汪克宽《纂疏》，乃专尊胡《传》，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广等之《大全》，虽偏主一家，伤於固陋，犹依《经》立义也。其后剽窃相仍，弃《经》诵《传》，仅摘《经》文二三字以标识某公某年。迨其末流，《传》亦不诵，惟约略《传》意，标一破题，转相授受而已。盖又并非修《大全》之初意矣。
岐然指陈流弊，可谓深切著明，故其书皆参取四《传》以救胡《传》之失。虽去取未必尽当，要其针砭俗学，破除锢习，於《春秋》不为无功。惟五《传》皆具有成编，人所习诵，不待此刻而传。故取其卫《经》之意，而不复录其书焉。
△《春秋年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后有《自跋》，称初成於天启甲子，重订於崇祯辛未。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峨”，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
不知为何许人也。其书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例，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各书大事於年下。然体例颇为丛杂。如周为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称“宰咺来赗仲子”。此内鲁之词，当系之鲁，不当系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称“武氏子来鲁求赙”，则称“来”似内鲁，称“鲁”又似外鲁，更无体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晋，则排纂有讹；晋获秦谍增晋伐秦字，则事实或误：均不足以为据。
卷三十一 经部三十一
○春秋类存目二
△《春秋程传补》·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以程子《春秋传》非完书，集诸儒之说以补之。其词义高简者重为申明，阙略者详为补缀。书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传》，《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陈亮《龙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盖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殁。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陈振孙《书录解题》云：“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后尤略。”
考程子《春秋传序》作於崇宁二年，书未定而党论兴，至《桓公九年》止。门人间取《经说》续其后，此陈亮所谓可见者二十年也。是书《桓公九年》以前全载程《传》，十年以后以《经说》补之，《经说》所无者采诸说补之，中取诸新安汪克宽《纂疏》者居多。《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书坚守胡安国《传》，则仍胡氏之门户而已，未必尽当程子意也。又所补诸《传》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无《传》者亦为补之。则是自为一书，特托名於程子耳。考陈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间，其义甚精，其类例甚博。学者苟优柔厌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阙也。”然则何藉承泽之补乎？
△《左传统笺》·三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姜希辙撰。希辙字二滨，馀姚人。明崇祯壬午举人。国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书循文衍义，所据者特杜预、林尧叟、孔颖达三家，参以朱申《句解》。
其所引证，又皆不标所出，犹沿明季著书之习。
△《春秋家说》·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於其父，故以“家说”为名。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如文姜之与於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於忘父，讨之则不免於杀母。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於庆父，不当归狱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与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不知作乱於国家，即为得罪於宗庙。唐武后以母废中宗，天下哗然而思讨，君子不以为非。彼独非母子乎？首止之会定王世子，所以消乱端於未萌。世子非不当立，则不得谓之谋位。诸侯非奉所不当奉，则不得谓之要狭。夫之必责以伯夷、叔齐之事，则张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类，皆以私情害大义。其他亦多词胜於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至於《桓公元年》，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连篇累牍，横生支节，於《春秋》更无关矣。
△《春秋传注》·三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严启隆撰。启隆字尔泰，乌程人。前明诸生。其说谓孔子欲讨陈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隐公者，以隐有锺巫之难，特托以发凡。不终於陈恒、简公之事而终以获麟者，欲以讳而不书，阴愧三家之心。又谓《春秋》治大夫，非治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为经，而其馀为纬。以文公以前为宾，而以后为主。经之义当明，纬之义可以不问。主之义当明，宾之义可以不问。
又谓《春秋》一字一句皆史旧文，圣人并无笔削。其意盖深厌说《春秋》者之穿凿，欲一扫而空之，而不知矫枉过直，反自流於偏驳也。
△《春秋论》·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珏撰。珏字佩之，无锡人。前明诸生。是书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标举事目，类聚《经》文於前，而附论於下。其体在经义、史评之间。而持论严酷，又颇伤轻薄。其《庄公忘父雠》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夺新昏之宴而复叙淫奔之好也。文姜数数与齐侯享会，是又庄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结欢於齐侯而有狩猎之驰骋、卫俘之弋获也？”是岂儒者说经之体耶？
△《春秋正业经传删本》·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金瓯撰。瓯字完城，一字宁武，秀水人。是书专为举业而设，以胡《传》为主。凡《经》文之不可命题者，皆删去之，极为诞妄。又上格标单题、合题等目，每题缀一破题而详论作文之法，与《经》义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艺以来，坊本五经讲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时文家利於剽窃，较先儒传注转易於风行。苟置之不论不议，势且蔓延不止，贻患於学术者弥深。故存而辟之，俾知凡类於此者，皆在所当斥焉。
△《春秋传议》·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书意在折衷三《传》，归於至当，然发明胡《传》之处居多，犹未敢破除门户。同时有乐安李焕章为尔岐作《传》云：“著《春秋传议》，未辍而卒。”今此本阙略特甚，盖未成之稿而好事者刻之也。
△《学春秋随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斯大曾编纂《春秋》为二百四十二卷，毁於火。其后更自蒐辑，以成此书。其学根柢於三《礼》，故其释《春秋》也，亦多以《礼》经为据，较宋元以后诸家空谈书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如解《闵二年》“吉禘于庄公”，谓四时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恶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书，非谓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与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无据。斯大谓每年皆祫，即以时祭为祫祭，盖袭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说，而不知皇氏固未尝以时祭为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注》谓：“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如谓禘、烝、尝即是祫，则与祫无分先后，何以《经》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后言禘、烝、尝，於诸侯先言禘、烝、尝而后言祫耶？又“禘一犆一祫”，《疏》谓：“诸侯当夏禘时，不为禘祭，惟一犆一祫而已。”皇氏谓诸侯夏时若祫则不禘，若禘则不祫。俱谓时禘不与祫并行也。若时禘即是祫，则《经》文又何以云“禘一犆一祫”耶？至於谓四时之祭，夏禘为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为牵合穿凿。《周礼·司勋》曰：“凡有功者铭书於王之大常，享於大烝。”
《礼记·祭统》曰：“内祭则大尝禘。”是尝烝亦得称大矣。乌得执一大字，独断为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斯大谓祔於祖庙，主不复反於寝。引黄宗羲之说，谓祥禫则於祖庙，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於主。
烝尝禘则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於庙。今考郑玄《士虞礼注》：“凡祔已，主复於寝。”说最精确。《大戴礼·诸侯迁庙》曰：“徙之日，君玄服，从者皆玄服，从至於庙。”卢辩《注》：“庙谓殡宫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从，有司皆以次从。出庙门至於新庙。”据此，则迁庙以前，主在殡宫明矣。
郑《注》谓练而迁庙，杜《注》谓三年迁庙。若卒哭而祔之后，主常在庙，则於练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殡宫迁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说，谓迁庙礼出庙门至於新庙，是自所祔之庙而至新庙。今考《丧服小记》：“无事不辟庙门。”《注》曰：“庙，殡宫。”《杂记》曰：“至於庙门，不毁墙，遂入适所殡。”凡以殡宫为庙，见於经传者甚多。其以《大戴礼》出庙门之庙为祔庙，由不知殡宫之亦名庙也。又考《礼志》云：“更衅其庙。”则必先迁高祖於太庙，而后纳祖考之主。
又候迁祖考於新庙，然后可以改衅故庙，而纳新祔之主。是新主祔於祖庙即迁於祖庙甚明。谓自所祔之庙迁於新庙，则是祔者一庙，迁者又一庙矣，与《礼志》全悖。斯大乃袭其说，而反攻郑玄及朱子，尤误。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
斯大谓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一居中以御车。
间有四人共乘者，则谓之驷乘。鲁畏齐强，车增一甲，皆为驷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传》，叔孙得臣败狄于咸，富父终甥驷乘，在《文十一年》。则是成元年以前鲁人已有驷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为驷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传》：“齐侯伐卫，烛庸之越驷乘。”然则驷乘者岂特鲁乎？谓鲁畏齐始为驷乘，尤属臆测。又《成十年》：“齐人来媵。”《左氏》曰：“同姓媵之，异姓则否。”故杜《注》谓书以示讥。斯大袭刘敞之说，谓诸侯得以异姓媵。今考《公羊》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之。”《白虎通》曰：“备侄娣从者，为其必不相嫉也。不娶两娣何，博异气也。娶三国何，广异类也。”又《周语》曰：“王御不参一族。”韦昭《注》：“参，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侄娣以备三，不参一族之女。据此，则是同姓异族者得媵也。
若异姓同媵，则《周语》当云“不参一姓”，不得云“不参一族”矣。至以仲子为惠公嫡配，孟任为庄公元妃，以叔姬归于纪为归于纪季，则尤不根之论，全凭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秀琦撰。秀琦有《读易近解》，已著录。是书为表者八：曰《春秋事迹年表》，曰《春秋大纲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鲁十二公年表》，曰《列国年表》，曰《经传小国年表》，曰《列国卿大夫世表》。为书法者四：曰《书法精义》，曰《书法条例》，曰《书法比事》，曰《书法遗旨》。表以考事，书法以考义也。考《南史》称司马迁作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以端绪参差，恐其瞀乱，故或国经而年纬，或国纬而年经，使一纵一横，丝牵绳贯，虽篇章隔越，而脉络可寻。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国年表》不失古法，其馀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页分为数格，横读之成文，纵读之即不相贯。半页以外，则格数宽狭多寡互异，并横读亦不可通。其《经传小国年表》、《列国卿大夫世表》，或半页之中、一行之内，参差界书，各自为文，更纵读、横读皆不相属，乌在其为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