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和我的犹太教决裂，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法典学堂。那时的一切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就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样。那个学堂里的学监认为我胆敢信奉异端邪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把我逐出了讲经堂，我那时在紫色暮窗之中脚跟在本城广场的雪地里，双颊感到针戳一般疼痛；我到现在还能感到当时那阵疼痛。我多年以来从未想过这件事，但是，即使是现在想到此事，我还认为那是一桩不可容忍的暴行。或许，如果在大一些的城市，比如克拉科夫或者华沙，那儿的犹太法典学堂里的学监就会通情达理，对我的亵读行为不过一笑了之。如果真是那样，我的生命航程也许就会宁今两样。那一亿且手吕伙县一根小小树枝，却改变了一股奔腾激流的航道。
这件事情太不公道！不论怎么说，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就象他们用意第绪语说的那样，“象绸缎一样柔和。”对于犹太教的实质精华，法律方面的那些精细差别，对于一般愚人称之为“钻牛角尖”的伦理方面的细微末节，我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胜过别人一筹。那些论断推理如此严谨优雅，几乎和几何学不相上下，谁想好好掌握，不但需要一种情趣，而且需要一种求知欲。我正有这种求知欲。我是学习犹太教法典的一个杰出学生，我比那个学监还要聪明，还要敏捷。可能，那个心胸狭隘、头脑顽固、戴着一顶黑帽子、留着一把大胡须的蠢货正巴不得有个机会杀一杀我的锋芒；所以他才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把我逐出讲经堂，送我走上了通往基督十字架的历程。
我依然记得那一段经文：第一百一十一页，题目是《逾越节的祭礼》。我依然记得它的内容：魔鬼，以及避鬼、斗鬼、驱鬼的法术。我依然记得我挨打的原因。我问道：“但是，莱扎老师，是不是真有魔鬼这种东酉呢？”我依然记得，当我给打得晕头转向、两颊疼得火辣辣地躺在地上时用B个大胡子蠢货向我大声咆哮说：“起来！滚出去！可恶的异教徒！”于是，我踉踉跄跄离开学堂，走进了白雪覆盖着的阴沉凄凉的奥斯威辛。
我那时十五岁。对于我来说，奥斯威辛那时是个很大的城市，克拉科夫这个堂皇的大都市我以前只去过一次。我们的村子梅得齐斯——沿着维斯杜拉河逆流而上，大约走上十公里，就能到达那里——那儿的房子全是木板房，那儿的街道全是弯弯曲曲的泥泞小道。甚至梅得齐斯的教堂——我们小孩总是象避开麻风病院一样远远避开它——也是一座木板房。 奥斯威辛却有平坦的大街；一个大火车站，许多砖石造的建筑，许多玻璃橱窗里料火通明的商店，几座石头造的教堂。
我对这座城市很不熟悉。在法典学堂，我们过着严格的兵营式生活，除了学堂对面和我们矮小宿舍以及老师住家紧相毗邻的几条小街小巷，我们几乎足不出户。但是反抗的怒火那天把我带出了这几条小街小巷，带进了那座城市。我走遍奥斯威辛，心里翻腾着因受虐待而产生的愤慨，最后，我终于压抑不住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怀疑。
我一点也不笨。我懂德文和波兰文，我看报、看小说，同时，正因为我是一个聪明的犹太法典学生，我的视野能够超越讲经堂而看到外部世界；那个世界虽然光怪陆离，充满奇异的危险和罪恶的诱惑，但那毕竟是一个广阔得多的世界，而你在犹太法典那一行行黑色字体中间，却只能看到一个二成不变的单调狭隘的小小天地，那些时时刻刻监督着你的法典教师，他们虽然也颇富睿智，却令人感到乏味讨厌，他们蝶蝶不休对于那部已有一千四百年古老历史的重要典籍所作的无微不至的分析评论，只能把青春的才智和精力全部耗费干净。我从十一岁开始，直到挨打的那一刻，心里一直充满着越来越痛苦的矛盾，作为犹太法典学堂的一个学生，我自然控憬着今后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犹太法典学的天才学者，但是，与此同时，在我灵魂深处却有一个罪恶的声音悄悄地对我说：我在浪费我的时间。
学监的盛怒使我象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到处游荡，我一面在雪深齐踝的街上艰难跋涉，一面思考着以上的一切，我走到奥斯威辛一座最大的基督教堂门前，止住了脚步，说也奇怪，我竟忘记了它的名字！离法典学堂最近的那座教堂叫作卡尔瓦利亚；我至今还记得。而那座大教堂是坐落在一个大广场上的另外一幢宏伟得多的大建筑。
我的怒火并未平息。相反，四年时间里淤积起来的反抗情绪此时突然爆发，冲破了出世以来多年灌输所形成的束缚，克服了一颗稚嫩的宗教良心所形成的障碍，我竟然做出了几小时之前象是自己割断自己手腕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溜进了那座教堂。为了御寒，我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因此我和其他信仰基督的孩子看上去并没什么两样——我现在这么猜想。不论怎样，当时正在进行某种仪式，每个人都注视着前方，没人注意到我。
只要我还活着，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看到前方墙上——那是犹太教堂放圣盒的地方——一个十字架上缚着的那个耶稣巨形塑像时所感到的震惊：他全身赤裸，鲜血淋淋；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异教香火所散发出的那股奇异芬芳，以及两侧墙上那些巨幅的圣人画像。当我想到对于“外部”世界（我当时是如此认为）说来，这就是宗教，这就是通往上帝之路时，我感到愕然；我感到既骇异又神往，我在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自那以后，我从未产生过那种陌生的感觉，那种孤独的感觉，我也从未体验过灵魂即将发生无可挽回的彻底变化时的那种茫然之感。
所谓“从未”也就是说到昨夜为止。
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充满可怕的商业气氛的卢尔德——即使现在正值商业淡季，即使现在正值战时，这种商业气氛依旧弥漫全城，这使得一切都显得庸俗难忍——住了几个星期，因而越来越受到了刺激，可能是因为汇集在那座大教堂里的那群可怜的残废人至今使我难忘，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反抗情绪一旦有所流露，我和娜塔丽的种种遭遇使我郁积在心头的怒气此时也就统统爆发，冲决了我精神上善于克制的本能——不论到底是什么缘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昨夜当我参加午夜弥撒的时候，尽管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如今对我已是非常熟悉，尽管我已写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并且我也曾确实钟情于欧洲的宗教艺术，昨天夜里我感到陌生疏远，我感到寂寞孤独，就和我十五岁时在奥斯威辛那座教堂里的感觉完全一样。
我今天早晨醒来时，脑子里想着这件事。我现在一面喝咖啡，一面写下这页日记。咖啡不坏。在法国，即使是在激战期间，即使是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只要有钱，还是什么都能买得到。在卢尔德。即使是黑市价格，也不算十分昂贵。现在正值淡季。
自从我们来到卢尔德以后，我就一直没写日记；说实话。我是希望能在开回家的轮船上重新提笔写下去的。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和我的侄女虽然彼此都不说穿，我们的处境实际上可能要糟糕得多。但愿她的乐观情绪是真的，而不是象我一样故作镇静。有些情况她不了解，总领事做得对，为了避免使她不安，没把我们的困难—一详细告诉她。但是，他对我却是十分坦率。
我们遭遇到的麻烦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得了的。只几天之差，我们还是不能合法离开维希法国，这当然是件最最可怕的不幸事情。一切都已准备妥贴，那些宝贵的证件都已经拿到了手，但是美国登陆的消息刚一传来，所有的火车时刻表都暂停实施，边界也全部关闭。吉姆。盖瑟为了保护我们，冷静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为我们提供了正式的记者证件，并把发证日期提前，填在一九三九年。凭着这些证件我们成了《生活》杂志的记者，这家杂志确实也曾发表过我写的两篇有关战时欧洲的文章。
非但如此，他还为我们办了别的一些事情。他们在销毁文件的时候翻出了《生活》杂志寄来的两封请求允许转载一些作家和摄影家的作品的信件。马赛有一个专为难民伪造证件的集团，这个集团手艺高超，由一个知名的天主教神父领导。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总领事虽然需要处理其他许多事情，但他还是通过地下关系，搞到了几封写在《生活》杂志专用信笺上的伪造信，我和娜塔丽也就真的成了《生活》杂志正式聘请的记者；这些证件看上去就和真的一样，那磨损、折叠的痕迹，那稍稍有点褪了的颜色，就好象真正用了几年时间。
詹姆斯。盖瑟并不指望这些伪造证件能够长期掩护我们，但是他相信，至少可以应急，直到帮助我们脱险。不过时间一长，危险也就逐渐增加。他原以为我们几天之内或是几周之内就能获释，因为我们毕竟并没和维希法国开战。我们仅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已，因此美国人并非“敌人”，根本不应受到“扣留”。然而，我们在卢尔德的这一群，总共约有一百六十名，却是实实在在被一扣留“在那里。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处在法国警察的严格管制之下，一切行动都须受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官的监视。几天之前，德国秘密警察在我们美国人被隔离的四家旅馆周围布下岗哨，从那以后，我们就不但受到法国警察的扣押，而且处在德国人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法国人的举止中不兔隐约表现出一种受到耻辱的窘迫之态，他们在一些小事上于是也尽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德国人始终寸步不离，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总是板着面孔，踏着正步跟在后面奉陪，在旅馆的过道走廊里，他们双目凝视，紧紧盯住我们不放，如果有谁一不小心触犯了哪项德国戒律，他们就会厉声发出命令。
过了一些时候，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长期扣押的真正原因。盖瑟本人起初也不知道。原先被扣留在维希的美国代办，后来也和大使馆全体人员被带到我们这里，他住在另外二家旅馆，连电话通讯都受到禁止。这位代办名叫塔克，是个能干的人——对我的著作非常钦佩，虽然这一点无关紧要——看来他只可以每天在电话上和在维希的瑞士代表简短地通一次话。所以我们，尤其是住在加利亚旅馆里的人，事实上完全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对于一切情况都毫不了解。
我们受阻的原因后来终于弄清楚了，其实非常简单：在美国的那些应该和我们交换的维希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回到法国。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佬此时已经占领整个法国。但是这使情况大为复杂化，而德国人也就趁机介入，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通过他们的维希傀儡进行谈判，但是事情也很清楚，他们是在利用我们讨价还价。
如果法国人当时爽爽快快把我们送到只有三十英里远的西班牙边界，我们很可能在一两个星期内便得脱身。如果那样，那倒也能算是对于美国这几年来慷慨赠予这个政府的大量粮食和药品的一种理所应该的报偿。但是维希政权的这些人属于人类生命中令人齿冷的那一类型。他们卑躬屈节，趋炎附势，自命不凡，狡诈多变，虚伪矫饰；他们反动保守，歧视犹太民族；他们既逞强好战，又软弱无能。他恶劣之甚实在有辱法兰西文化。他们是当年陷害德雷富斯那一批坏蛋的残渣余孽。总之，我们没能脱身。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成了德国人为索还他们被关押在国外的形形色色的间谍分子而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不用说，他们将会不择手段勒索高价。
我醒来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长期滞留在马赛的门德尔松公寓期间，路过那里的难民络绎不绝——一般最多只留宿一两个晚上——因此，我们听到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许多可怕的秘密传闻。根据这些传闻，东方正在发生许多暴行：大规模的枪杀，密封车内的毒气屠杀，凡是被押解到集中营的人要么立即遭到杀害，要么被饥饿或奴役折磨致死。我一直不能肯定这些传闻的可靠程度，我现在依然不能肯定，但是有件事情却是肯定无疑的；那个不断重复的地名，那个总是用最最恐怖和最最惊慌的话语悄声吐露出来的地名，正是奥斯威辛。人们提到这个地名，通常总是用的日耳曼语，它那刺耳的发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如果这些传闻并不纯属于苦难而造成的普遍的恐怖狂，那么奥斯威辛肯定就是一切恐怖的焦点——我的奥斯威辛，我小时候曾在那里上学，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给我买过一辆自行车，我的全家有时曾去那里过安息日，听一个一个用意第绪语鼓吹复兴的传教士领唱圣歌；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基督教堂的内部情景，第一次看到十字架上真人一般大小的基督像。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最终危险就是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那个神秘可怕的集中营。那样，我脖子上的套索就会干干脆脆一下子收紧。但是，我们在这个小小星球上的偶然生存，不会按照这样一种富于艺术性的格局进行——这一想法确实给我不少慰藉——况且，我们和奥斯威辛之间远隔着一个大陆，而离西班牙和安全却只有三十英里路程。我依然相信，我们最后一定会回到家里；大难当前，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保持希望，提高警惕，准备在必要时击败那些官吏和畜生，这需要勇气。
娜塔丽和她的孩子本来曾有机会逃走，但是由于她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结果也陷入困境。我曾以非常激烈的措词写下一篇日记，记叙拜伦的突然来访，以及它的可悲结局。由于我的关系，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如今落在这样一个日益险恶的可悲境遇，我为此感到的内疚更加深了我对娜塔丽的气恼。她一直不许我表白我的内疚，她总是打断我的话，说她是个大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我毫无怨恨之意。
现在，我们处于德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已有一个星期了；我虽然依旧念念不忘，娜塔丽本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