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林。罗斯福已经从老远来到了斯大林的后院。这样，他就承认了这一个冷酷的事实：俄国人正在为反抗希特勒承受最大的苦难和流血牺牲。采取最后这一步，接受斯大林的款待，对一个只懂得保密和猜疑的暴君开诚相见，这也许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进行的微妙赌博，是隔着东西方之间的政治鸿沟作出最后一种友好姿态。
这一姿态是否向斯大林表明，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天真朴实、容易上当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可以轻易击败、可以牵着鼻子走的人？
斯大林难得透露他的内心思想。可是战争期间，他有一次对共产党作家德热拉斯说：“丘吉尔只不过想要摸你的口袋。罗斯福可尽偷大玩意儿。”
从这句话看起来，这个冷酷的极端现实主义者似乎并不是不知道，在一场行将使美国在世界上取得优势的战争中，俄国人正数以百万地死去，而美国人却不过死了几千。
我们这里记录下了他们会面时所讲的第一句话。
罗斯福：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尽力想安排一次这样的会见。
斯大林。很抱歉，这都怪我不好。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法抽身。
换句话说，讲得更清楚些就是：罗斯福在第一次跟世界上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握手时，说的是：“喂，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都这么难打交道，这么不相信人？你瞧，现在我可上你家里来了。”
而那位连列宁也说他太粗暴的斯大林在回敬的时候，是一针见血的：“你要问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仗打得最多，人死得最多。”
这样，这两位六十开外的人在波斯斯大林的后院里会面和闲谈起来：身材魁梧的残废的美国人穿着一身蓝灰色便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格鲁吉亚人穿了一身军服，裤子从上到下有很阔的一道红色条纹；一个是三次当癣爱好和平的社会改革家，从来不曾有过运用政治暴力的任何犯罪记录，另一个是革命暴君，双手沾满了难以想象的千百万本国同胞的鲜血。这是一次奇特的会晤。
托基维尔曾经预测过，美国和俄国将会分治全球，一边是自由国土，另一边是极权统治。如今，他的想象化为事实了。 把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结合到一起的，只是一种共同的需要：他们要从东西两面夹击，粉碎对全人类的一个致命威胁——阿道夫。希特勒的“寒霜一杜鹃国”。
一个特工人员朝霍普金斯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斯大林先生刚离开，先生。总统请您去。”
霍普金斯正在换衬衫。他匆匆忙忙把衬衫下摆塞进宽松的裤子里，又把一件一边肘部破了个洞的红色毛线衫从头上套下。“来吧，帕格。总统今儿早上还问起你来着。”
这所别墅里件件东西都嫌太大。霍普金斯的那间卧室已经很大了。那个拥挤的门厅也是如此。可是罗斯福坐在里面的这间房，简直可以用来举行化妆舞会。透过参天大树的干枯树叶，金色的阳光直泻进高大的窗户来。家具很沉重，很普通，杂乱无章地放着，而且没有一件十分干净。罗斯福坐在阳光下一把扶手椅里，嘴里叼着烟嘴抽烟，就跟漫画上所画的一模一样。
“哟，你好啊，帕格。瞧见你真高兴。”他伸出胳膊来热情地握手。总统显得干瘪、瘦削，人老了许多，可是仍然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浑身焕发着力量，而且——眼下这会儿——兴致还很高：那张下颚宽阔的脸上气色很好。“哈里，情况很不错。他是个给人印象很深的家伙。可是天哪，翻译可真花时间！非常叫人厌烦。我们四点钟碰头，开全体会议。温尼知道了没有？”
“艾夫里尔已经过去告诉他了。”霍普金斯看了看手表。“就是再过二十分钟，总统先生。”
“我知道。喂，帕格！”他朝一张坐得下七个人的沙发摆了摆手。“关于通过这条波斯走廊送进俄国去的全部租借物资，我们有些挺好看的统计数字。你在各处看到点儿什么迹象了吗？还是象我十分怀疑的那样，这一切只是空谈呢？”
罗斯福说完这句玩笑话以后，开朗地笑了笑。很显然，他还在从自己和斯大林会面的兴奋中逐步松弛下来。
“各处都看到这种物资，总统先生。这是个叫人难以相信的、成绩辉煌的努力。今儿等一下我就给您送一份一张纸的汇报来。我还刚从各处看了回来。”
“一张纸吗？”总统瞥着霍普金斯哈哈笑了。“妙极啦。我是向来只读第一张纸的。”
“他从海湾边上到北部考察波斯各地，”霍普金斯说。“火车汽车”都坐了。“
“要是谈到租借物资的事，帕格，我该跟约大叔说些什么呢？”罗斯福稍微严肃一点儿说。他又转过脸去对霍普金斯说：“今儿大概不会谈到这个，哈里。他眼下还没心思谈。”
“他是很会变的，”霍普金斯说。
帕格。亨利立即叙述了一下他在北部仓库里，特别是卡车的终点站那儿看到的堆积着的物资。他说，俄国人拒绝让卡车运输队驶进伊朗他们防区的任何地段，只指定一个离俄国边界很远的卸货站。那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大瓶口。要是卡车队能够直接开到里海的港口和高加索边境上的市镇的话，俄国人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资，而且要快得多。罗斯福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很有意思。 把它写到你那一张纸上去。”
“这您可别担心，”帕格不假思索地说。罗斯福听了又笑起来。
帅B格对伊朗可下了一番功夫，总统先生，“霍普金斯说。”他赞成帕特。赫尔利的主张，认为我们应当作为一方，参加保证战后撤走外国军队的那项条约。“
“是呀，帕特翻来复去老在讲这件事。”罗斯福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烦躁的神色。“俄国人不是在莫斯科会议上拒绝了这个意见吗？”
“他们敷衍拖延。”坐在帕格身旁的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皮包骨的瘦手，做了一个争论的手势。“我同意，总统，我们不大可能首先提出。那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推进帝国主义那一套老把戏里去了。不过——”
“说得正对。我不会这么做。”
“可是伊朗人那方面又怎么样呢，总统先生？假定他们要求我们作出撤军的保证？那么就会起草一个新的宣言，我们也会给包括在内。”
“我们可不能要求伊朗人来要求我们，”罗斯福用一种随随便便的坦率口气回答，好象他还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不是在一幢他的每句话几乎肯定都有人窃听的苏联房子里。“那样就谁也骗不了。我们在这儿只有三天工夫。还是抓住重点好。”
他微笑着和维克多。亨利握了握手，让他退出。帕格正从那熙熙攘攘的门厅挤出去时，忽然听到一个地道的英国腔调说：“哦，那边是亨利上校嘛。”这声音有点儿象西顿的。他朝四下一望，首先看到了金海军上将，象一根电线杆那么笔直地站着，望着那些攒动的穿军服的俄国人，显然缺乏好感。在他身边，一个穿一身英国皇家空军蓝军服、佩带着几条勋章标志、晒得微黑的人正在含笑和他打招呼。帕格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过勃纳—沃克了。他记得他从前似乎更高大、更威严一些。这位空军少将站在金的身旁显得很矮小，看上去还有点儿饱经忧患的神气。“你好埃”帕格走近前的时候，他说。“你们代表团的名单上没有你，对吗？帕米拉说她找过啦，没你的名字。”
“亨利，我当你还在莫斯科哩，”金海军上将用冷淡、严厉的音调说。他和上将难得相遇，可是每次见面时金总使帕格觉得不很自在。他已经很久没想到“诺思安普敦号”的事了，可是现在他在一刹那间又想象到他那条起火燃烧的巡洋舰沉下水去，连鼻孔里也幻觉着好象闻到了一股汽油味似的。
“我是奉了特殊使命上伊朗来的，将军。”
“这么说你在代表团里罗！”
“不在，将军。”
金睁大眼睛望着他，不喜欢他这种含含糊糊的回答。
勃纳说：“帕格，要是办得到的话，趁咱们在这儿的时候聚一聚。”
帕格尽可能冷静地回答说：“你是说帕米拉和你在一块儿吗？”
“是在一块儿。我是临时奉召从新德里赶来的。有关缅甸作战计划的问题。她还在整理我们混成一堆的地图和报告。现在，她是我的副官了，干得挺出色。可以想象得到，她给可怜的老韬基办过多少事。”
尽管金脸上的神色显示出他很不喜欢闲聊，帕格还是钉着问道：“她在哪儿？”
“我离开我们使馆时，她正在那儿忙着。”勃纳一沃克指了指敞开的门道。“你干嘛不过去瞧瞧，问个好呢？”
第七十三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要把我和一级大队长阿道夫。 艾克曼的会见记录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把这件事从头至尾叙述一遍，而且也不光是这一件事！在我的一生中，我写下的一切如今看来都象是在童年的梦境中创作的。
我必须写下的这些材料是如此危险，以致我从前隐藏文稿的地方不能再使用了。至于说用意第绪文这种密码，这儿的党卫军立刻就会拆穿这个可怜的伪装。特莱西恩施塔特上千个可怜虫中的任何一个，为了喝一碗汤或是为了躲一顿打，都会一下子把它全念出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甚至连娜塔丽也不会知道。如果我随着一次遣送离开这儿的话（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还不大），这些文稿就会慢慢腐蚀，直到战后可能再过上很久，拆卸或整修房屋的工人让阳光照进特莱西恩施塔特荒凉的老建筑物的墙壁和隙缝里来的时候。如果我能在战后幸存下来，我会在我隐藏的地方重新找到这些文稿。
爱泼斯坦今天早上亲自来陪我们上党卫军总部去。他尽力想讨好我们，称赞娜塔丽的容貌，又夸奖她紧紧搂在怀里的路易斯的健康外表。 爱泼斯坦处境很可怜，他是个成了人家工具的犹太人，是执行党卫军命令的傀儡“市长”。他象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带着黄星标志、衣衫褴褛的犹太人，不过他总穿着一件即便磨损了却还干干净净的衬衫，打上一条旧领带，以显示他地位较高。那张苍白、虚胖、忧心忡忡的脸倒是他出任伪职的更为确切的标志。
我们以前从来没进入或是走近党卫军总部。一道高高的木头围墙把它和整个市镇广场跟犹太人分隔开来。卫兵放我们进了围墙以后，我们便走上一条紧挨着公园的街道，经过了一座教堂，进入了一座市政办公楼，里面有好些办公室，有布告栏，发出霉味的走廊里回响着打字机的声音。走出了那个怪诞的、肮脏的犹太区，进入了一个——除了门厅里希特勒的那幅大画像外——一切都属于熟悉的旧秩序的地方，使人感到很奇怪。这种平凡的景象几乎叫人放下心来，我再也没想到党卫军总部会是这样的。当然我非常、非常紧张。
艾克曼中校显得出乎意外地年轻，尽管宽大的前额上头发已经在秃了，剩下的头发是深色的。他具有一个野心勃勃、步步高升的中级官员的那种机灵、活泼的干劲儿。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党卫军头子布格尔坐在他身旁一张木头椅子上，他是一个残酷、粗暴的人，你只要有可能躲开他，就离得越远越好。 艾克曼没站起身，不过态度倒还和气，他招呼我和娜塔丽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把头一歪，要爱泼斯坦坐到一张肮脏的长靠椅上去。到此为止，除了布格尔那种冷酷讨厌的神情以及这两个人身上穿的黑制服外，我们倒好象是来拜望一个银行经理，设法借一笔款子，或是来找一个警察局局长，报告一件失窃案。
接下来用德语进行的谈话，句句话我都记得，不过我只打算记下主要的地方。首先，艾克曼一本正经地询问了一下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娜塔丽一言不发，她让我回答说我们都感到受着良好的待遇。当他朝她望望的时候，她慌忙点点头。孩子倒是舒坦自在地坐在她的膝上，睁大了眼睛望着艾克曼。他接着便说，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情况一点儿也不能使他满意。他已经彻底视察过了。在今后几星期内，我们会看到显著的改善。布格尔奉到命令，要他把我们当作非常特殊的“知名人士”对待。一俟特莱西恩施塔特情况有所改善，我们将首先受益。
然后，他澄清了——我想，这件事恐怕永远只能澄清到这个程度了——我们怎么会来到这地方的谜。他说，还是在巴黎我住进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意大利秘密警察要求德国秘密警察把我们当作意大利逃犯引渡过去。 按照他的说法，韦尔纳。 贝克想先逼我把我的广播讲话录好音，然后再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们带走。他把韦尔纳描摹得十分可怕，很可能是有点儿添油加酱。
反正，我们这件案子落到了他的处置之下。 把我们交给意大利人，很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的死亡，而且会使交换巴登——巴登那伙人的谈判变得复杂化。然而，若是让我们回到巴登——巴登去，那么一旦我们被人发现，就会得罪德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因为那时候意大利还在参战。于是把我们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一面再对意大利人的要求“详加考虑”，这似乎是最最妥善的解决办法。他没理睬韦尔纳。 贝克逼我发表广播讲话的那些请求。那不是对待一位知名人士的办法，即使是一个犹太人。 艾克曼还说，他在执行元首对待犹太人的严格政策时，总尽力做到公平、人道，虽然坦白地讲，他完全同意元首的政策。再说，他也不相信那些广播讲话会有什么用处。总而言之，我们就到了这儿。
现在，他说，他让爱泼斯坦先生接着谈。
那个“市长”弯腰屈背地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单调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偶尔望望我和艾克曼，可是经常不安地瞪眼注视着他的布格尔。他说，长老市政委员会最近投票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