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海军少校的时候，我国的一般和平主义者就正确地指出，工业化的战争已经是过时的、愚蠢的，而希特勒和日本那些军国主义者，要实现其掠夺世界的罪恶目的，正为自己准备科学和工业所能供给的一切最可怕的武器。为了阻止这种罪恶行为，英语国家和俄国打了一场正义战争。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方才赢得胜利，如果当时我们放下了武器，让纳粹德国占了上风，统治了全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呢？
现在，当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对核武器忧心忡忡、隐怀着恐惧时，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愚昧无知的马克思主义独裁者却统治着我们过去的战友，统治着那个非常伟大、非常英勇、非常不幸的民族；他们那样处理对外事务，就仿佛叶卡德琳娜女王仍旧在那里独揽大权一样；只不过他们称自己贪得无厌的沙皇政策为“反殖民主义斗争”而已。
我不知道如何解答这个永远困扰着人的问题，我也不指望能够活到这个问题获得解答的那一天。我尊敬我们军队中的青年人，尽管他们必须操纵那些威力可怕的机器，从事他们本国人民既蔑视又害怕的行业。我衷心地尊敬他们，同情他们。他们作出的牺牲远比我们从前所作出的为大。从前我们还对“组成战列舰队”的那个伟大时刻怀着信心与希望。我们的国家为此尊敬我们。我们也感到自豪。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自从遭了两次大灾难以后，人们想到了工业化的战争就痛恨。然而，当世界上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好战的白痴或恶棍，认为战争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时，那么自由人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他们对付这一伙人，只好象在莱特湾对付日本人那样，象一九四O年在英格兰上空对付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必须使出威慑一切的力量，必须具有准备使用这种力量的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
如果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和平的君王”到来，那我们就只能指望多数人，甚至是最狂妄、最愚蠢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最疯狂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论者，会从心底里爱他们的孩子，不情愿眼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肯定没有一个政客会那样愚蠢，甚至要发动一次莱特湾的核战争。现在看来，未来将取决于这样一个可怕的设想：要不就是我们结束了战争，要不就是战争结束了我们。
第九十三章
埃伦。杰斯特罗刚跟着娜塔丽登上木头跳板要走进火车，遣送组里一个热心的犹太人从人堆里挤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拉住了他。
“杰斯特罗博士，您到前面去乘那一列客车。”
“我还是跟我侄女在一起吧。”
“别推啦，这样对您没好处。到指定您去的地方，快走。”
一路上党卫军都用村话大声辱骂恫吓，用粗棍子抽打那些被遣送的人。犹太人惊慌失措，拥上跳板，往运牲口的车里挤，手里拖着箱子、包袱、口袋和哭哭啼啼的孩子。娜塔丽赶紧在埃伦胡子拉茬的颊上吻了一下。他用意第绪语说了一句“振作起精神来”，娜塔丽在德国人的喊叫声中也没听真。挤过来的人群把他们冲散了。
争先恐后的人群，簇拥着娜塔丽挤进了那一列阴暗的车，一刹那那种牛棚里的气味使她回忆起情景与此很不调和的童年时代的夏天。大伙忿怒地叫喊，猛力地推着、拉着，去争夺沿粗木板壁可以坐下的地方。她象上下班时走在地下铁道的人群中那样，一路挤到了一个角落里上面装有铁条的窗底下，云母工厂里的两个维也纳同事同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坐在那里，四周堆满了行李。她们挪开了腿，让出一点儿地方来给她。她坐下来，此后三天内那儿就成为她的地方，仿佛她买了一张票，订下了板条地板上粪便结成了硬块的那个地方，风从宽阔的缝里呜呜吹进来，火车开动时车轮的声音震响。吵吵闹闹的人群四面紧挤着她。
他们的车在雨中出发，在雨中行进。虽然那时已近十一月，但是天气还不冷。娜塔丽好不容易站起身来，挨着次序立到那个有铁条的高高的窗子跟前，向外面望出去，呼吸那清新的空气，看见树叶已经换上了秋天的颜色，农民正在摘水果。站在窗口的那片刻是快意的。那片刻实在过得太快了，她必须重新回到车里那个污臭的地方。牛棚里的臊气，长期不洗澡、穿着湿的旧衣服挤在一起的人发出的臭味；这一切不久就被另一些人陆续尿的恶臭掩盖住了。男人、女人、小孩：车上一共有一百多人，必须在两个便尿已在漫出来的桶里小解，车里一头摆了一个桶，大伙必须在人堆里扭着身体向它们挤过去，只有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一个党卫军想起了把车门拉开一个缝，这会儿才有人去倒空了它们。娜塔丽不得不把脸从那个离开她还不到五英尺的桶那一面别过去，这倒不是为了避免闻到那股臭气和听到那阵声响（因为那是无法躲避的），而是为了要让那些可怜的蹲着的人可以感到自在一点儿。
这次旅程刚开始时，最使人感到难堪的，倒不是饥饿、口渴、拥挤、睡眠不足、可怜的孩子们的啼哭、刺耳惊心的激烈的争吵，甚至不是对前途的恐惧，而是这种人类顾全体面的原始习惯遭到了破坏（是闻到那股臭气；是由于没有一个干净和背开人的地方去小解而感到羞辱。那些衰弱的、年迈的、患病的人，无力在拥挤的人群中挤到那些桶跟前，竟在他们自己坐的地方便溺，熏得周围的人透不过气，直犯恶心。
然而，车上也有一些勇敢的人。一个身体健壮、头发花白的捷克犹太护士，提着一桶水到处挤来挤去，把党卫军每隔几小时才加满一次的水一杯一杯地先分给病人和小孩。她邀集了几个妇女，去帮着她照护病人，收拾干净那些不幸弄污了衣服的人。一个体格魁伟、金黄色胡子的波兰犹太人，戴的好象是一顶军帽，自告奋勇当了列车长。他用几条毯子遮隔开了那两个尿桶，劝开了最激烈的争吵，还指定了几个人去分配党卫军扔进来的吃剩下的东西。这里或者那里，在可怜的拥挤的人群中，尤其是在分完了食物的时候，可以听到一阵阵凄凉的笑声；每当一切事情处理妥当了以后，列车长甚至还带头唱几首悲哀的歌曲。
谣言继续在车里四下传播：他们是到什么地方去，那了那儿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宣布的目的地是“德累斯顿郊区劳动营”，但是一些捷克犹太人说，火车经过那些车站的路线是通往波兰。每次火车驶过一个车站时，四周的人就要大声喊出那个站名，于是又一次引起大伙的猜测。几乎没一个人提到奥斯威辛。前面展开的是整个东欧。每前进几英里，车轨就会分岔开来；即使不是去德累斯顿，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可去。为什么一定是去奥斯威辛呢？这些来自特莱西恩斯塔特的犹太人多数都曾听说过奥斯威辛。有的人还收到已经到达那里的人寄来的明信片——虽然近来已有很久没有明信片寄来了。这个地名引起了一种模糊的恐怖，还令人想起一些阴森可怕、难以置信的小道新闻。不，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去奥斯威辛；再说，即便是去那儿，也没有理由认为那儿的情况一定会象传说的那样可怕。
这就是娜塔丽在车上觉察出的一般人的心理。她心中更有数。她始终不能排遣开班瑞尔。杰斯特罗带来的那些消息。她更不愿被一些幻想所欺骗。因为要活下去，要重新看到路易斯，她就必须冷静地去想。她坐在破裂透风的地板上，经过漫长的黑夜和白天，又饥又渴，被臭气熏得难受，牙齿和骨节都随火车的震动打战，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她倒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
这一次突然和她叔父分离后，她头脑清醒了，意志更坚定了。她只不过是向东方进发的火车上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当中的一个，此后她可要靠自己了。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赶上牲口车时，没有点名，只计算了一下人数。 埃伦。杰斯特罗仍旧是有身份的，仍旧是有名气的，仍旧是一位长老，仍旧是一位“知名人士”，所以他在前面卧车里。而她却是一个无名之辈。在盟军还不曾全部击溃但已呈败象的德军之前，无论把这些人送到哪里去，大概总会派给埃伦一些文书之类的工作，让他活下去吧。也许，到了那里，他又会找到她，又会保护着她吧；然而，单凭直觉，她已知道那是最后一次看到埃伦了。
当一个人确实相信自己要死的时候，那种心情对他是难堪的。医院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病人，向电椅或者绞架走去的罪犯，风暴中留在沉船上的水手：既然这些人还会私下里怀着一种这一切都是幻想的希望，就会有人发出一声呼唤，把他们从昏问得无法透气的梦中惊醒过来；那么象娜塔丽。亨利这样一个年轻健壮的人，乘在一列开往东欧的火车上，为什么就不可以抱这种希望呢？她在暗中这样希望，并且毫无疑问，整个运牲口车上所有遭难的犹太人也都这样希望。
她是一个美国人。这就使她不同于其他的人。只是由于一些离奇的遭遇，以及自己愚笨的错误，她才被关进了这一列火车；第二天夜晚，火车发出呻吟，放低速度，进了群山，曲曲折折地行经树木密布的盆地和悬崖绝壁的峡谷，慢腾腾地穿过月光照耀下的积雪，于是那些雪花就从车轮上晶莹灿烂地散布开来，随着阵风旋舞。娜塔丽望着外面清幽的景色，身上冷得直哆嗦，想起了她大学四年级圣诞节去科罗拉多度假的情景；当时火车攀上落基山驶向丹佛，月光下的积雪也是这样纷纷飘散开来。她在竭力回忆美国的往事。将来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她是死是活，要看她是否能够盯着一个德国官员，使他停下来考虑她的这句话：“我是一个美国人。”
因为只要一候到机会，她就可以证明这件事。说也奇怪，她至今还保存着她那张护照。折烂了、揉皱了、上面盖有“犹太区登记章”的护照，仍旧藏在她那件灰色衣服胸前黄星标志下的口袋里。德国人特别重视官方文件，并不没收它，也没撕毁它。她在巴登一巴登时，护照被扣留了好几个星期，但是等到去巴黎时，又发还给了她。到了特莱西恩斯塔特，她只得把它缴了上去，但是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她发现护照放在她床上了，里面还夹着拜伦的那张照片。也许，德国情报机关已经利用它去复制了间谍需要的证件；也许，它只是一直躺在一个党卫军的抽屉里发霉。不管怎样，反正它还在她手里。她知道这张护照保护不了她。对她，或者对嫩车上的任何人，国际公法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在这群不幸的人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一张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而在德国人看来，一个身穿美国海军制服的丈夫的照片还是有它的影响的。
娜塔而把奥斯威辛想象成为一个更可怕的特莱西恩斯塔特，地方更大，管理也更严，那里不是仅有一个小堡，而是有许多毒气室。不过，即便到了那里，肯定仍旧有工作可以做。那里的营房可能跟这列牲口车同样糟，甚至更坏，在一般被遣送者当中，身体弱的、年纪老的、手脚笨的，也许就那样死去了，但是其余的人会去劳动的。她准备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拿出她的护照，叙述她在云母工厂干活的经历，介绍她在语文方面的才能，调情卖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借牺牲她的贞操，但是她要活下去，直到被救出来。这些想法，不管多么脱离现实，但并不纯属虚诞。然而，她最后的希望却是一片幻想，希望有个眼光远的党卫军军官会出来保护她，为的是将来德国战败后可以利用她作为人证。她所不能理解的是，多数的德国人还不相信他们会输掉这场战争。由于对阿道夫。希特勒怀着信心，这个疯狂的国家还要硬干下去。
她对战局的推测是相当准确的。德国高级官员知道他们几乎已经输光了这场赌博。一些小小的和平刺探者好象蛆虫从垂死的纳粹大鱼身体里爬了出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要下令停止使用毒气。他正在掩盖他的劣迹，准备推卸他的罪责，要有步骤地着手为自己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娜塔雨乘的是最后一列运犹太人去奥斯威辛的车；只是由于官僚机构在扭转原来的政策时因循拖延，所以这列车才会开出去。但是，在比克瑙站台上等候这列车的那些党卫军工作人员看来，焚尸炉里仍旧需要生火，特别分队仍旧需要加强警戒，这一切都是日常应做的工作。谁也没想到，要去依靠一个讨人喜欢的美国犹太女人，战败后好用她当护身符。娜塔丽的护照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安慰，但它只不过是一张废纸罢了。
车上的情形越来越糟。第二天，那些病得厉害的人在他们躺着、站着或坐着的地方一个个地死去。第三天，天刚亮一会儿，娜塔丽身边一个发高烧的小姑娘开始抽搐，扭动身体，挥着手，接着就僵硬不动了。没地方可以安放尸体，于是死了小姑娘的母亲悲悲切切，把尸体紧搂在怀里，仿佛它还是活着似的。孩子脸皮发青，闭着的眼睛凹陷下去，下巴搭拉着。 过了大约一小时，一只脚抵着娜塔丽的那个老妇人口里吐血，一边喘气一边发出咯咯咯的响声，接着就在她墙跟前那块地上一骨碌倒下了。那个不知疲劳、一直在车上挤来挤去、设法救护别人的捷克护士，这时也没法起死回生。另一个人抢占了墙跟前那块地方。
老妇人躺在那儿，身上耸起着她那件短大衣。一条皮包骨的腿伸在外面，腿上还套着毛线袜，系着绿色袜带，后来娜塔丽把它推到大衣遮盖着的地方，一面硬着心去想从前的另一些事，竭力克制自己的恐怖。但这样做并不是容易的。火车颠簸着向东行进，发出卡哒卡哒的响声，这时候粪臭中夹杂着那股死人的气味越发难闻了。党卫军把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病人都塞在车子的另一头，那里大概已有十五个人死了。 被遣送的人已经完全麻木，都在窒息的臭气中打吨，或者茫然地瞪着什么。
车刹住了。
什么人在外面粗声粗气地嚷嚷。铃声响了。火车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