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礻真的争储活动，是从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开始的。早在康熙十四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康熙为安定人心，巩固清朝政权，改变了清朝不立储君的习惯，学习汉人明立储君的做法，立嫡长子（即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但这胤礽奇骄至奢，贪得无厌，至使父子感情日趋恶化。鉴于胤礽的所作所为日益为康熙所不能容忍，再加之胤礽的兄弟们觊觎皇太子位，在背后捣他的台，胤礽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废除皇太子位。
诸子见有机可乘，纷纷四下活动，谋取储位。皇长子（庶出）胤礻是志在必得，满心想父皇会立他为太子。可是，康熙却给他当头一棒———明确表示从没有立他的意思。于是，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夺储实力派，粉墨登场。胤禩在兄弟们中，才智堪数第一———至少在人们心目中是这样认为。他又勾结争储无望的胤礻是和九阿哥、十四皇子等人，并争取了相当多的朝臣、贵戚的支持，大有马到成功之势。怎奈康熙早已看透此人，曾公开给胤禩集团“泼了一盆冷水”。不过，由于胤禩的势力太大，他一直是竞争皇储的最有实力的人选。
胤礻真在这次废太子事件中，基于自己替补无望，采取了维持旧太子地位的态度。
康熙在宣布废胤礽的告天文书之前，将文书让被拘禁的胤礽观看，胤礽说：“我的皇太子是父皇给的，父皇要废就废，何必告天？”胤礻是把这个话转奏给了康熙。康熙闻言大怒，说：“做皇帝是受天之命，这样的大事，怎能不告天，胤礽如此胡说，以后他的话不必上奏了。”
胤礻是将谕旨传达给胤礽，胤礽担心诸兄弟陷害自己，自己无法申辩，就又说：“父皇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须代我奏明。”胤礻是因已有旨意，严辞厉色地予以拒绝。这时在场的九阿哥向胤礻真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似乎应该代奏。”胤礻真顺水推舟说：“九阿哥说得对，即使我们因代奏得了不是，也该替他奏明。”但是胤礻是仍不答应，胤礻真就下决心地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礻是只得同意代替废太子陈奏。
康熙本没有置胤礽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胤礻是等人的陈奏，当即表示“你们奏得对”。于是就命把胤礽项上的锁链拿掉。当时诸皇子为攘夺储位，尔虞我诈，大多对废太子落井下石，惟有胤礻真维护胤礽的正当要求。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废胤礽之后，胤礻是胤禩的地位明显地超越于众兄弟，胤礻真很清楚，新太子轮不到他，而他同胤禩、胤礻是等人关系一般，太子换人，对他不利，若太子依旧是胤礽，以他们间原有的君臣关系，一定对他没有损害，所以他才为废太子说话。
康熙在迫不及待的心情下废黜太子，却没想到在废黜太子后，立即出现了诸皇子为谋夺储位而展开更为激烈的斗争。康熙为了稳定人心，缓解激烈的矛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胤礻真在皇太子废立事件中，站在康熙的立场上，对胤礽表示关切，仗义直陈，疏通皇帝与废太子的感情。同时，他同夺嫡最有力的胤禩也保持某种联系，表面上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但骨子里不愿他得势。对其他兄弟，胤礻真也在皇帝面前频频上好话，或在人需要时给予支持，康熙称赞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
另外，当胤禩、胤礻是等封为贝子时，他启奏说，都是一般兄弟，他们爵位低，愿意降低自己的世爵，以提高他们，使兄弟们地位相当。他如此做作，意在获取父皇的信任和各方好感。
胤礻真很会体察康熙的用心，并从身体上给予体贴。当康熙因废皇太子劳神抑郁、身患重病之时，是胤礻真率先向康熙陈请，自愿冒死择医，并与稍知药性的胤祉、胤祺、胤礻真一起，检视方药，日加调治，悉心护理，康熙因而渐好，十分愉悦。在释放皇太子胤礽之际，康熙曾在上谕中对诸子一一评述过，其中对胤礻真表现出格外亲切，且赞誉孝诚。康熙说：“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惟四阿哥联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其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胤礻真得旨，当即上奏说：“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仰恳圣慈，特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康熙即刻同意，传谕旨说：“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此语不必记载。”
胤礽的废立是一次大的政治风浪。胤礻真在波涛中角逐，表演基本上是成功的，赢得了康熙的好感。康熙特传谕旨表彰他，“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胤礻真听了，本应高兴，却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他从来没有保过废太子，因而“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不便承担这个责任和领受这个功绩，免得将来太子出事而受牵连，也免得遭受众兄弟的嫉忌。这次斗争显示了胤礻真八面玲珑的政治活动才能，也使他得到了锻炼。
即使自杀也不应放过
俗话说：死了就一了百了。再大的事，人死也就账清。但是，对于那些靠剥夺大多数人利益而致富的贪官污吏，即使是畏罪自杀也不应放过。在这一方面，雍正皇帝可谓是榜样。
在雍正时代，即使是贪官污吏畏罪自杀了，他也不放过他们的家属。雍正四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参劾本省一个道员李滨贪污受贿，亏空钱粮。李滨得知后，畏罪自杀。
雍正对此说：“这些贪官估计官职和家财都难保了，便想一死抵赖，妄想牺牲自己的性命保住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们享用，哪里有这种便宜的算盘？”
他下令督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拘禁这些赃官的家属和亲信的家人，严加审讯，务必把脏款追回补偿。
雍正这一手，确实够狠的。
然而这正是雍正同康熙领导作风的迥异之处。雍正的严刻和康熙的宽慈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封建时代，宽慈带给君主的也许是被人认为软弱、易欺；严刻则使人畏惧。
软硬兼施———恩威术
为人、处世、做领导均艺术也，智慧也。掌握了黑脸白脸术当能屈能伸，能柔能刚，亦宽亦严，亦恩亦威。因此，对待下属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只有恩威并用，才能真正树立大正的官威。
驾御部属应恩威并用
许多强悍之人，尽管武艺超群，生性勇猛，但生来粗鲁、莽撞，因此，要想驾御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朝名臣曾国藩的手下有一员悍将，叫陈国瑞，此人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的，只要开口说的就是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格林泌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陈国瑞不怕这僧王。他是打心眼儿里佩服僧格沁林。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注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惟惟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剃了陈国瑞这个刺头。
宽严并施才能相得益彰
作为一名领导，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与下属取得沟通，而富人情味就是沟通的一道桥梁。它可以有助于上下双方找到共同点，并在心理上强化这种共同认识，从而消除隔膜增加了解，缩小距离。
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物，会记得只见过一两次面的下属的名字，在电梯上或门口遇见时，点头微笑之余，叫出下属的名字，会令下属受宠若惊。
上司要赢得下属的心悦诚服，一定要宽严并施。所谓宽，则不外乎亲切的话语及优厚的待遇，尤其是话语。要记住下属的姓名，每天早上打招呼时，如果亲切地呼唤出下属的名字再加上一个微笑，这名下属当天的工作效率一定会大大提高，他会感到，上司是记得我的，我得好好干！
对待下属，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忧虑，他们的起居饮食都要考虑周全。
所谓严，就是必须有命令与批评。一定要令行禁止，不能始终客客气气，为维护自己平和谦虚的印象，而不好意思直斥其非。必然拿出做上司的威严来，让下属知道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上司的威严还在对下属布置工作，交代任务上。一方面要敢于放手让下属去做，不要自己包打天下；一方面在交代任务时，要明确要求，什么时间完成，达到什么标准。布置了以后，还必须检验下属完成的情况。
宽严并施，才能驾驭好下属，发挥他们的才能。
对于部下，应用慈母的手紧握钟馗的利剑。平日里关怀备至，错误时严加惩诫，宽严并施，如此才能成功统御。
刚柔相济则不可偏废
古人曰：刚柔之道在于刚可压柔、柔可克刚。若太柔即靡，太刚则折。所以得天地之道，宜刚柔相济，不可偏废。
一个人如果懂得刚柔之道，则处事矣，为官矣就会事半功倍，恰到好处。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
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是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在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定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能柔能刚必变弱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