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向北渗透，而实际上我们准备转过身来再一次打击他们。”
一天，毛泽东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他说：“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滇军引出云南。”只有这样，毛才可以渡过金沙江。
田野里，油菜开始泛黄，小麦一片葱绿，黑土地里高粱茁壮，水田里稻秧葱绿。在桑树成荫的大路上，红军在行军。他们时而走，时面跑。他们的目标是拿下茅台。柚子成熟的时节尚早，这种硕大而难看的果子看上去好象大个的畸形葡萄柚，籽粒极多；大田收割的季节尚未到，而田野中的罂粟已开出浅白、淡蓝、粉红的花朵。
尽管急行军使人精疲力尽，但部队的士气是高涨的。红军取得了大胜利，摆脱了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股压在红军头上的沉闷情绪。在青杠坡的惨痛经历之后，毛泽东又充满了信心。他写下了长征中他的第一首词以祝贺娄山大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部队顽强地行进着，穿过一座座村落。经过一家家榨糖小作坊。他们随手抓起些甘蔗秆，用牙齿咀嚼着，让粘枯的蔗汁滋润着干渴的喉咙。在温暖的阳光下，妇女们坐在屋前，用大红土罐捣米。半赤裸的孩子们在尘土中戏耍。接近茅台时，红军看到了一些小酿酒坊，每家作坊里都有铜做的大蒸锅，鹅脖状的管道和发酵缸。一种无色透明的烈性酒就是在这样的作坊里酿造出来的。
茅台是一个又赃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居民，拥挤不堪的住在赤水河畔六十英尺高的陡岸上。街道狭窄泥泞，房屋是灰泥或泥和枝条混合结构的，有些是茅草顶，有些是红瓦顶。在小村上的上空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昧。这就是茅台人做的生意——酿制一种近乎纯酒精的烈性酒，并将酒和鸦片运往四川。茅台是运输这两种货物的中心。它也是盐巴的大转运站。盐巴是马帮从四川驮来的。商人卸下货物后又装上酒和鸦片带回去。茅台的百姓是贫苦的，而酿酒厂老板和商人却是富有的。红军突然出现时，这些富人都已逃之夭夭了。“
今天，茅台酒主要由国营酒厂酿制生产，这些酒厂集中在沿河一英里多长的地段。赤水河与以往一样仍是一条浑浊、缓缓流动并令人望而生厌的小河。（ 在整个长征路线上，茅台酒厂是唯一不让我进去的地方。不要问我原因何在。 ）
据传说，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以至酒汇成河，流出作坊，淌入泥沟。也许，编造这个荒诞的故事是为了表明红军的清教主义。实际上，部队是禁止进入茅台酒作坊的。当然，还是有人进去了，而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有三家雇用三四十人的大酒厂，还有许多小的家庭酿酒作场。 ）据谣传，李德喝茅台酒过量，以至一个星期不省人事。这仅仅是对这位从前的红军顾问种种恶意传说中一个典型例子罢了。几乎每人都品尝了茅台酒，并将没有喝完的酒装起来带走了。
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一军团第二师的精锐部队攻占茅台仅伤亡二十人。三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红军大模大样地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部队在一个渡河点日夜过河，似乎故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立刻发现了这个情况，派出飞机骚扰红军部队。一枚炸弹在周恩来附近爆炸，击中了他办公室旁边的一所房子。人们竭力劝他隐蔽一下，他拒绝了。轰炸并不猛烈。有些飞机投下的是漆有白色弹药号码的大石块。当时国民党可能暂时缺少炸弹。
看来这次的行动非常奇特。当然。毛泽东自有他的用意。红军刚一过河，毛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出一个团向北跑步行军一百多英里抵达古蔺。古蔺是刚入四川境内的一个人口稀少的大县。该团又向镇龙山前进，沿途虚张声势以引入注意。他们忽东忽西，令人莫测。一些国民党报纸错误地报道说，贵阳已被红军攻陷。实际上，毛的目的是要使蒋介石以为红军正奔向长江某个渡口，尽可能促使蒋介石把部队向西调遣。当向长江挺进的那支红军部队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开时，毛泽东率领主力悄悄返回了赤水河。三月二十一日晚和三月二十二日拂晓，他命令部队从三个渡河点再渡赤水河。
毛泽东的战略奏效了。蒋介石在重庆密切注视着形势。现在，她认为红军行动反复无常，相当混乱，已是瓮中之鳖，正在垂死势扎，危在旦夕。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他的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以及夫人宋美龄陪同，从重庆飞抵贵阳，在一幢宽敞的新楼房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楼前有一条小河，景色宜人。现在，这幢楼是贵州水电林业厅的办公楼。当年，蒋和随从人员住在二楼，除了他的站身卫士以外，在楼梯口设了双岗。他还带来了十几位将军。
用蒋的话来说，此行任务就是收紧对已陷入绝望的红军的包围围，将其消灭。他在这个地区部署了五十万到七十五万军队，各部队防区之间衔接紧密，以防红军从北面漏网渡过长江（蒋认为这是毛的意图），或向西进入四川或云南，或向南穿过贵州去广东和广西，或向东返回湖南、江西。蒋确信无疑，这一次他把毛泽东真正套住了。
实际上，蒋介石在贵阳并没有多少军队。第二十五军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在前线，贵阳警察局局长王天锡成了城里军阶最高的军官。蒋介石让他来汇报当地的情况，当面委任他为警备司令，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请他搬到司令部来住。王天锡当时年轻，容易受人影响，这一点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蒋介石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上当了。”没过几天，蒋介石对红军令人不解的行动开始感到担忧了。他的司令官薛岳因为三天没有搞到空中侦察情报，被他在电话里臭骂了一顿。他的一个贴身卫士告诉王天锡，蒋介石真发火的时候，会把电话听筒摔在地板上，捶胸顿足，破口大骂。
数天后，有情报说，红军正在穿过息烽和开阳县向东运动，显然企图渡过乌江进攻贵阳。三月三十日，红军又打了几场硬仗，突破了乌江。这时，贵阳城里也开始紧张起来了。蒋介石把自己的军队分派到四五个方向去阻截红军，而贵阳城里却兵力空虚了。
据有些人说，蒋的妻子宋美龄十分恐慌，开始向全国各地发报，要求派兵火速驰援贵阳。蒋介石命令警备司令王天锡加强贵阳的防务。王天锡组织一营宪兵以及两连消防队员和警察，共四百人，花了二十四小时沿城墙修建了一道新的防御工事。蒋不相信这项工程会完成得如此之快。清晨，他和宋美龄、端纳出来视察。他们到达城墙时，顾祝同将军跑来报告，红军已到贵阳东北方向，离城只有七八英里了。（实际上，红军这时正在路过扎佐，离贵阳几乎有二十五英里）
蒋介石已下了命令，尽管他不知道命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却使毛泽东的高明计谋获得成功。这个国民党领袖电令云南的滇军司令孙渡将军串领三个精锐旅火速救援贵阳。他认为这样就足以抵御毛的任何进攻了。可是毛并没有进攻贵阳的任何意图，他却非常希望蒋介石相信这就是他的计划。蒋介石让孙渡驰援贵阳，实际上为毛的部队奔向金沙江让开了路。
当然，毛和蒋当时尚不清楚这一点，孙渡距离贵阳尚有一段路程，而毛的部队可在一、两小时内抵达贵阳城下。
“这儿离机场多远 ？”蒋介石焦急地问。警备司令王天锡开始估算距离。他还来不及答复，又来了一个报告：在机场附近已发现共产党便衣队。
“想乘飞机逃跑已为时太晚了。”蒋介石焦急地考虑着，默默地来回踏步，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对王天锡说：“给我找二十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王天锡飞跑出去张罗组织逃跑的车队。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他集合好车队便回来向蒋报告。他正报告时，又来了一个情报：红军正绕过贵阳，向东面二十五英里的龙里方向运动。
蒋介石沉默片刻，手拿红铅笔仔细地查看地图，然后他说：“我想他们正在返回湖南和江西。”正当他在讨论这个可能性时，滇军孙渡将军到了。他报告说，他的三个旅正在进城。蒋介石问孙渡对形势的看法。孙渡圆滑地回避了蒋的问题，说：“我相信您的看法。”
“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疲劳，”蒋抱歉地说，“可我还得让你帮个大忙，串领你的部队向龙里方向前进。”
蒋介石进一步向孙解释说，他已指示薛岳从遵义向东前进，去截击红军，他还打了电话让何键在湘西部署部队。
“你的官兵一定很累了，”蒋介石再次强调说，“我将赠送数千元以示犒劳。”
次日凌晨又出现了新的警报：城南面枪声大作。
另一位国民党将军陈诚对警备司令王天锡说：“我们这个敌人真是狡猾透顶。它突然改变方向向西，现在又向南运动。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王天锡后来若有所悟地总结道：“这是一次非常机动灵活的军事行动。红军牵住了蒋介石的鼻子。”
第十六章 兵不厌诈——毛泽东计胜一筹
兵不厌诈。毛泽东的计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被搞得晕头转向。他搞不清红军的去向。在他们眼里，红军成了令人讨厌的海丝草，这几有，那儿也有，到处都有。
事实上，红军的确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它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令人难以捉摸。这种神出鬼没的行动，恐伯是空前绝后的了。
甚至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干。队伍里已经有人开始抱怨毛方向不明，缺乏计划，全凭一时冲动行事。这种议论也许有些根据。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被搞糊涂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指挥确是天才。
要重新画出毛泽东反复穿越贵州的复杂路线是不容易的。当年蒋介石的指挥官弄不清，今天读者们要弄清也同样困难。
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毛给九军团下的命令了。正当九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过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它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让九军团停在那里好几天，摆开了北进湖南的架势。
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尽管他也摸不透这样做的用意所在，但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他原是福建一名有经验的游击队员，极能干，被提拔为第十二军（ 早因改编而不存在了 ）军长。现在他领导着九军团。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对他评价很高。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妻子随他一起参加了长征，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缠足女子（自幼缠足）。用她这双伤残的（小）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程。这比男人所面临的所有考验都更为严峻。此外，她还怀了孕，在长征途中生了个孩子。
九军团留了下来，与其它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络，既不知道以后要命令他们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与主力会合。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的王首道回忆说，他的一位同志当时说，他们肯定会回到自己的总司令朱德的身边，不会孤零零地死去。他的话反映了人们确曾有过这种担心。九军团在乌江地区与黔军将领犹国才作战，打了几次胜仗。直到四月二十九日他们才奉命南渡北盘江西进。
毛泽东将他的主力第一和第三军团分开，派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直趋贵阳。一部分部队先是向东佯动，然后转向朝南，再折向西南。而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向东运动是主要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他断定红军将返回它在湖南和江西的老家。红军在贵阳附近又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先是迅速南移，然后朝西向云南方向急进。
蒋介石命令他手下最能干的司令官之一薛岳率部跟踪追击。他沿着红军的北翼几乎跑遍了贵州全境。当蒋介石确信红军不是在威胁贵阳时，他命令滇军也参与了追击。
贵州以雨雾闻名，然而初春过后，天气逐渐好了起来。只要是好天，蒋的飞机便来轰炸，红军往往无处藏身，连过夜的住处也很难找到。一军团某教导营政委陈士渠当时串部队从龙里地区南移，但找不到宿营的地方。差不多过了半夜，才找到一座破房子，里面早巳挤满了红军战士，有的睡着了，有的在脱衣服，有的在烧水。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春夜，微风和照，万籁惧寂，唯一的声响是报务员“嘀嘀哒哒”的按健声。在一个小棚子里，陈士渠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正在制定第二天——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的行动计划。他们要陈士渠继续前进，找个象样的地方让战士宿营。部队又走了好几里路才找到一些茅棚。陈士渠将部队安排在棚子里，战士们分享了两块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肥猪肉，在火上烤着吃。吃完后，一躺下就睡着了。这时已经是凌属一点多钟，而他们从头天早晨六点钟起就一直在赶路。早晨，全营官兵狼吞虎咽吃完了剩下的猪肉，便向大约十英里以外的定番（现为惠水 ）开去。定番位于贵阳以南二十英里。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部队沿河行进。吱吱作响的古老水车声与战士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辽阔的田野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麦子，来自河对岸的微风轻拂着微颤的柳叶。陈士渠感到心旷神怡。他几乎不能相信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几里之外的地方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和厮杀。
教导营在温暖的阳光下前进，把苦和累全抛在脑后。他们接近定番时赶走了当地的民团，在定番休息了一天，而其他部队却超过了他们朝西南方向前进了。
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红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薛岳、龙云一类的国民党将领报告说，共产党损失惨重，每天死伤在一千人以上。红军当时的兵力可能只剩下两万多人，如果每天损失一千，五月一日以前就该被消灭光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