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父亲说：“我就在做别人的工作，我们自己是要带这个头的嘛！”妈妈心里很难受，但又能怎么样？只要对丈夫的事业有利，自己还能讲什么条件吗？
1955年军队授衔授勋，正赶上父亲从华东调来北京。事后妈妈看到有的转业干部照样拿到了勋章，凭自己参加抗战的这段经历，也可以得到一枚“独立自由勋章”，她希望父亲出面和自己原属的南京军区的领导说一下，要求补发。不料父亲却极不耐烦地回答：“要那个干什么？实在想要，我的给你就是了！”妈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以后，她才对我说：“你爸爸这个人啊，他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啊，在我父亲眼里，勋章，就是个漂亮的饰物，但对我妈妈来说，那是她的历史，是她人生的记录；老爷子这个人，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承认不承认他的历史。是的，他的确不需要关注这些，因为他的名字已经和共和国的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和成就联在了一起，翻开战史、军史，我们不难找到他的名字。张爱萍是个什么样的人，还需要勋章来证明吗？但别人呢？那些许许多多像妈妈一样默默奉献的人，牺牲了自己青春，甚至生命的人，他们呢？
妈妈的心并没有死，她后来在艺术师范学院和民航总局找了份工作，但她的级别很低很低。我妹妹就说她，我一生下来，别人就叫你李科长，我长这么大了，还是叫你李科长。在单位也是挺难的，比她资历低的许多人都成了她的上级。她下班回到家还要抄写文件，她说，处长说她字写得好，老让她誊写文件什么的。父亲讥讽她：“叫你不要工作，你不听，干这种无聊的事！”
妈妈眼泪都出来了。
现在的女孩子观念不同了，主张张扬个性，看重自我价值，没有哪个愿意把自己拴在男人身上的，这不能不说是个进步。但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战争要求女人付出。
父亲似乎直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才痛感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妈。当战场上的浴血冲杀，政坛上的叱咤风云，当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的时候，男人的心开始沉寂下来，生活中的琐事和情感的波澜浮出水面。他在关押中写过一封“绝命书”，表达了对妈妈深深的歉疚之情：“幼兰，是我耽误了你。如果我还能活着出去的话……”
对女人来说，有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为什么要为这个男人做出牺牲？真的不好回答。一个集女人所有优势的丽质女性，为什么愿意为一个“不懂得体察女人的粗线条”男人放弃自己的前途，而与他命运相连？有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可能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凭的就是一种直觉。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坚持自己理想的唯美主义者对自己目标的敏感和执著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也许，是她看到了在他阳刚的外表之下，蕴涵着的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他会为自己的女人感到内疚而流泪，他会写诗，会书法，喜好摄影，他是一个具有艺术特质，感情世界丰富的男人。这些与文化审美情趣有关的东西，需要天分，需要悟性，需要细腻，而粗俗之人，是绝对没有的。
我的这个粗心的父亲曾为他的女人写过许许多多的诗篇。热恋中，他为她拍下一张一张的照片，在发黄的相纸背面留下依稀可见的诗句：“暖风清、褥芳茵、镜中人”；照片上我妈妈在小溪边洗手，配上的诗句是：“潺潺溪流净澈，青山绿水含情，凝冰心”；在他们的洞房花烛之时，面对一轮圆月，他写道：“天轮镜，柳梢巅，照寸丹。相见恨晚，同难同甘。”这些诗句，融入战地硝烟，侠骨柔肠，浑于一身。
爱是需要相互欣赏的。战争年代的审美取向可能和现在不同吧，浴血冲杀方显男人本色。一个指挥千军万马、身居高职的军人，是不可能要求他像现在的小白领那样，操持家务、花前月下的。男人吸引女人的东西真的很难说清，既有儒雅、多情的文人特色，又有豪爽、豁达、刚毅的军人气质，包括严谨的习性、潇洒的举止、狂放的性格，以及不可动摇的意志和霸气。就是追求起女人来，也是那么坦然、率性，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气。这，就是男人的性感气质。他会让这个女人感觉到这就是我要用一生寻求的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无论你受了多少委屈和苦难，你都不会离开他，因为只有他，才会让你找到做女人的感觉而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女人。
这种诱惑是致命的，虽不精致，但是极品！男人，是个很神圣的名字，形容他的词汇应该是伟岸和厚重。以性别来划分的只能叫男性。
她对他说过，我可以用青春的代价来等候我爱的人，为什么就不能用生命守护他的一生呢？
新时代的年轻人，有了他们自己对爱的理解。但纯真的爱总会是相通的。周星驰导演的《大话西游》：紫霞仙子向太阳飞去，在那里她将化成灰烬。她回过身来，对她的爱人做了最后的一瞥，说：“能够让我去爱的男人，必定是个盖世英雄！”
她，愿意为他做出牺牲。
5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组织上决定送父亲去苏联治疗。
这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麦加。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父亲说：“少年时读过一本‘李宁’写的书，以后被翻译成了列宁，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共产主义思想。我慢慢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地方，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与人都是平等的，和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描写的一样，这个地方叫‘苏维埃’。”他又说：“我一直搞不清楚‘苏维埃’这个词在中文里应该怎样解释。”虽然这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了。现在，父亲终于有机会来到这个少年时曾憧憬的国度，可脑伤令他情绪依旧沮丧。
这个疗养院的周围全是茂密的森林，环绕着一个很大的湖泊，异国的风光，宁静而秀丽，早晚，森林中的雾霭升起，朦胧而清新。苏联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每天只做两件事：喝酸奶和划船。父亲说，他不屑一顾，难道这就是治疗？第一天，一位老护士送来一杯酸奶，他一闻那怪味就不肯喝。这老护士可能在东北呆过不短的时间，能说一口流利的东北口音中国话，她和蔼地劝说，孩子，酸奶营养好，喝吧。可父亲不理睬。第二天，老护士又按时送来酸奶，父亲还是不喝，第三天依然如此。到了第四天，老护士照样送酸奶，并特意端来一小碟砂糖。可父亲仍是不予理睬。这位老护士突然严肃起来了，她说：“你这个中国同志，又是一位将军，你的国家送你来我们这儿养病，你怎么能这样任性呢？如果不能尽快康复，你怎么能尽早回国参加革命战争呢？我们又怎么对得起中国同志呢？”
还没有人会以这样的口吻对他说话的，虽然严厉，但却真切。父亲说，他一口气喝下了那杯酸奶，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这种怪东西。他开始学划船，在静静的湖面上，荡漾着小舟，一个人也没有，满眼望去，是俄罗斯辽阔的原野，安静极了。他就这样每天划着船，每天喝着酸奶，没有人可以和他说话，也无法说话。医生照例来查房，这里听听，那里听听。从硝烟的战场，来到这神奇的静谧的异国他乡，从厮杀中走来，走到这与世隔绝的湖光山色之中，人生是这样不可捉摸。父亲的心渐渐变得恬静，父亲的思想在恬静的心境中渐渐变得开朗。
人在绝境中往往会回首自己的人生。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保尔说的那句话，使他终身难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终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从小，父亲就教会了我们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段名言。半个世纪后，有人写文章来置疑这段话了：碌碌无为有什么可羞耻的？一个老农民，一辈子都在黄土地上……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难道真的需要现在青年去解放别人吗？当我把这篇文章拿给父亲看时，年近90高龄的他，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赞同这样的人生态度吗？”是啊！两个时代，两个社会，两种观念，他们能够相互理解吗？我安慰他说，我们在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时，许多大学生都上街了。他们大概和你当年是一样的。
父亲晚年，我曾和他用很长时间探讨过他们这批共产党人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我问过他，是怎样投身革命的？为什么要把革命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他回答得很概略：“我处在那样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存亡，时代需要青年，需要青年身上流淌着的热血和激情。腐败、黑暗、强权、污秽。他说，当他懂事时，他就知道黄海一战，中国的舰队全军覆没。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鬼子们是要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人人记住，你们是个劣等民族，你们每个中国人，都要为反抗我们而赔上一两白银。他们不仅把中国人打翻在地，抢占了他们的钱财、土地，而且还强奸了他们。这是民族的奇耻大辱啊！整个中国都在哭泣！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青年，还能去跳迪斯科？去追星？去经商发财？去给外国人当买办吗？
父亲说：“我认为自己是觉悟的青年。我在烂漫书社结识了戴治安、张鲤庭，他们是最早期的共产党人。我知道了法国大革命，知道了林肯、华盛顿、马克思、列宁；知道了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知道了十月革命，知道了共产党宣言……打碎旧世界！”
“在这场大革命中，他们挣脱的只是身上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用已经沙哑了的嗓音，背诵着青年时代曾经启蒙过他、激励过他的经典名句。
那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时代，又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它像阳光、空气、雨水，混沌的宇宙开始分离，在氢和氧的作用下，最初的生命出现了。生命的进化是漫长的，是以亿年为单位的，但有时又是巨变的、喧闹的，中国社会的侏罗纪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群龙争斗的天下……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品格；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思想；国破山河碎的社会现实；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家政治的腐败；正是这种强烈的忧患和反抗意识，凝练了那一代青年炽热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他和他的学友们，生龙活虎般的生命洋溢着改造社会的激情。他们聚集在烂漫社的书屋里，畅谈理想的人生，抒发少年的鸿鹄之志。中国古代大同、平均的思想学说，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构成了他理想社会的蓝图。向往打破阶级差别，争取人人平等；建立人与人之间同情、互助的新型关系；一群十几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对国败民疲现状的深切忧愤，和对人类社会真善美的向往。
可以想见，这样的青年，在国家危亡、民族有难的关头，他们必然会站在时代的前沿，去冲杀、去搏击。
在异国孤身一人疗伤养病的他，远离组织、远离亲人。现实是那样严酷无奈，生活是那般苦闷沉郁，理想是那样的模糊与遥远。
他和我说，在他的人生中，他又一次有机会审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了。第一次是在红大学习，打了败仗，受了处分；第二次，就是这次，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命垂危；第三次，是“文革”在监狱里。
这时的他，虽然只有37岁，面对这场灾难，也许生命之火将最终燃尽，即使人生之路已到尽头，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已经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他应该是慨然无愧了。
从父亲自己嘴里，还有老家的亲戚们那里，我早就知道，父亲从小就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我不敢说他是个顽童，但他确有过个“拼命三郎”的绰号。
父亲谈起他的童年，讲得最多的就是打架，包括和老师打架：
“我从来就不听老师的，也不听你们爷爷的，学什么临摹字帖？我说，字帖又是照谁写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爷爷就骂我是鬼画桃符。”
“私塾先生要打我，我就围着桌子跑，逼急了，抄起砚台甩过去，打得他个满脸开花，浑身是墨，这才是鬼画桃符咧。哈哈！”
每当讲到这里，我妈总是急着说：“看看你！怎么教育孩子的？”父亲会立即止住话头：“你们不要学我哟！”还补充一句：“那是旧社会。”后来我们长大了，他再讲到这里，我们会反击他：“旧社会也不该打老师啊！”
父亲说：“你们上学背书包，我上学可是手提棍子的。”干什么？“打架！”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种田人的娃娃，居然也到县城读书，有钱人家的子弟看到你就有气！他们要挑衅，对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棍子。后来，打出了名，他们见到我就跑。”
我爷爷觉得父亲根本就不是个家业继承人，家里拮据，就只让他哥哥读书，也就是我的伯父。我父亲自尊心大为受挫，独往独来、桀骜不驯的性格愈发冲烈。他有梦，他说：“等我长大了，当个大侠，专打不平事。”
上中学时，他组织农会，反对封建压迫。回到家里，他对雇请的长工说，知道谁在剥削你吗？就是我的爸爸。我爷爷知道后骂他，你还要不要吃饭了！
他上街宣讲打倒帝国主义。听的群众问，什么是帝国主义？父亲说：“这可把我问住了。我就说是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
解放初期的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后来担任过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魏传统和我说：“我和你爸爸都参加了声援五卅大游行，我是策划者，你爸爸那时还是个外围。但他很勇敢，冲在最前面。”我问父亲，你那时是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