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研究包括进去的。我军是把情报单独分出来的，也就是多了军情，共四块。父亲在总参谋部是分管军事行政系统的副总参谋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彭老总要找他谈话的原因。
彭德怀和父亲之间的相识相知是在长征路上。
父亲是五次反围剿时由共青团中央调到红3军团来的。红3军团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发展起来的队伍，后来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1军团会合，构成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期也称中央红军。父亲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红14军负伤后，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兼任少先队总队长，主要是搞青年工作和红军的动员扩编。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和以往几次不一样，送上去的部队越来越多，但下来的伤员也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根据地却一天天缩小。大家心里都像是压着块石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坚决要求上前线去。”
不难想见，一个来自团中央的小知识分子，走入骁勇彪悍的红军队伍时的尴尬情景。对于在血水里浸泡过的红军将领来说，这帮上面机关来的家伙，除了会舞文弄墨、喊喊口号外，还能干什么？即便是偶尔提起来，也是不屑一顾的神情，“你说的是团中央派来的那小子吗？”初创时期，不像现在行政上三六九等分得这么明确，团中央不敢说它有多么了不得，但它的级别可不低，共青团书记是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少先队总队长也是中革军委15人成员之一。
父亲说，毕竟自己离开作战部队已经4年了，他申请先进红军学校。何长工是校长，安排他在高级系。但父亲的想法是，要带好兵，就要通晓基层连队的那些套路，他说，还是和连排干部一起受训好。分到3军团后，他深知自己是中央机关下来的，严以律己，处处谨慎，可终归还是出了次洋相，而且是在彭德怀面前。他说了这段故事：
“渡过湘江后，部队伤亡极大，连续几个昼夜的急行军，疲劳极了。半夜，通信员送来电报，通知天亮时带部队到军团部集合。我实在是太困了，一下子睡过去。等一睁开眼，天已大亮，手里还攥着那份电报，惊得汗都出来了。等我带着队伍赶到时，只见军团长彭德怀站在路边土坡上，在苏区，彭德怀的严厉谁不晓得？他铁青着脸，两眼直瞪着我。”
是啊！对于要强的他来说，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我还能说什么？报告！我睡着了。彭老总挥了一下手，只说了两个字：跟上！晚上宿营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通告，以后通信员在送达命令时，必须叫醒指挥员，签字后才能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彭老总。”
“我不能原谅自己，心里非常难受。这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过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总。”
这个小故事，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提及，一直到我自己也成了带兵的人后，面对上级，面对下属，才真正理解了这里的含义。
娄山关—遵义之战。
这是以红3军团为主打的一场硬仗，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捷。一渡赤水后，由于大量的战斗减员，彭德怀决定取消师一级番号，把他手下的残部整编成4个团，直接指挥。父亲的红11团担任穿插任务，要赶在敌增援前夺占遵义。但行至遵义城北十字坡时突然遭敌反击，团长邓国清负重伤，父亲即率一个连抢占附近的制高点，以压住失控的态势。也许是杀昏了头吧，往前冲的太猛，后续部队跟不上，敌人反扑下来，他四顾一看，周围全是敌人，只剩下了自己……彭雪枫1936年在红大学习时写过一篇短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个片段：“因为过于狠心了，张政委一个人跑到最前边的连里。敌人一个营实行反冲锋，这个连寡不敌众，又无地形可利用，于是塌下来了。落在后尾的张政委不得不打手枪，边打边退……张政委回头又看见那个青年战士跟在后头。敌人紧紧追来，大喊道：‘小赤匪不要跑，捉住你！’”（注：1954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158页、159页）
我曾问过父亲，生死关头，你想到的是什么？他说：“有什么可想的？不要把子弹都打光了。”
他数着枪匣里的子弹，边打边向悬崖边退去，万一打光了，就跳崖。他说：“宁死也不能当俘虏。危急关头，王平带了侦察排赶到了。”王平当时是红11团的政治主任，自团长邓国清负伤离队后，他们两个就成了搭档。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时，父亲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王平同志救了我》。他写道：“不是王平，我也许难以幸存……”
紧接着就是遵义外围的老鸦山争夺战。关于父亲组织敢死队的故事，我在上一章曾提到过。他说：“老鸦山主峰丢失后，彭老总急了，下了死命令，要我们红11团从翼侧攻上去，无论如何把主峰给他夺回来。我们两次冲锋都被敌人打下来。我组织起敢死队……”
现在的军队中已经没有“敢死队”这个名称了，连《军语》词典中都找不到了。现在叫突击队，是根据战况的需要，一种临时性的编组。但父亲说，不同的是，敢死队是自愿的，也就是“愿意跟我上的，站出来！”
对一个前线指挥员来说，你可以选择攻击路线，可以编组战斗队形，可以灵活地使用火力，但是，你不能改变任务，不能延误时间。面对一次次失利、一次次被敌人反击下去，一批批战士倒下，你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平时的豪言壮语，都要在此刻经受检验，你，必须拼死一搏。
父亲回忆说：“这是道死命令。出发时，正赶上陈赓的干部团上来了，他们从正面，我们在翼侧，两支队伍，一鼓作气，把敌人赶了下去。”
如果陈赓的团没能及时赶到呢？我提出了一个假设。
“没有假设。”父亲摆摆手。
彭德怀在给中革军委的报告中说：“红3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鸦山诸役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352页）
娄山关—遵义，这是一场血战，毛泽东用诗的语言记录了它。我和父亲侃诗，我说毛泽东的诗词中，你最喜欢哪首？你说呢？他反问。我说，公认的《沁园春·雪》和《蝶恋花·答李淑一》自不必说了。但说到意境，当数《浪淘沙·北戴河》这首：“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像一幅画，太美了。他听完，沉思了一下说：“毛泽东的《忆秦娥》这首你读读。”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还有呢？他背诵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父亲当年亲历过的战场：马蹄、军号、西风、冷月、苍山、残阳……红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在领袖的笔下超凡入圣。
那年，他25岁，年轻气盛。战评会上，他回忆说：“对老鸦山一仗，我有看法，我说他们是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呢！”父亲说了些什么，说的对不对，这并不重要。他不是3军团的老班底，一个外来的就敢如此放肆？你不看僧面，总还要看佛面嘛。但父亲说：“彭老总支持了我的意见，把他们一个罚下去当连长；一个罚下去当伙夫；哈哈！当然，很快就回来了。”“彭不是那种爱搞小圈子的人，对干部一视同仁，看不惯拉拉扯扯那一套。下面的干部也一样，和黄克诚、张宗逊，还有彭雪枫、杨勇、王平，我们该吵的就要吵，但大家仍然很友爱。一个领导人自己很正派，带出的部队风气也就正派。”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有一座雕像，粗砺的花岗岩雕刻着两个相拥在一起的红军指挥员，它表现的是当年战场上我父亲怀抱着牺牲的战友邓萍。基座上有父亲的题字：“邓萍同志千古”。史料记载，红军二次攻打遵义，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红11团前沿，与张爱萍一起观察地形，被敌冷枪击中头部。父亲的雕塑像还戴着一副眼镜，其实年轻时的他是不戴眼镜的。战场，就在邓萍墓的山脚下，临着一条河，距敌人不足百米，想来他们是潜伏进来的，当年这里的树丛荆棘似应更繁茂些。现在这里成了公园，属遵义城区，早上晨练、晚上跳舞，人很多很多。
我找到父亲在1936年写的文章《第二次占领遵义》，该文收集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文中详细记载了这个事件。因为写作时间距邓萍牺牲才一年，我相信会比父亲后来的回忆要更准确些。文中记载，父亲带着参谋长蓝国清，陪同邓萍抵近敌前沿，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按作战条令，这个距离比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阵地还要靠前，太冒险了。父亲回忆：“军团的命令是，一定要在拂晓前拿下遵义，因为天亮增援的薛岳部就可能赶到。”也许是担心停留时间过长吧，蓝国清曾建议转移，邓萍没有同意，说这里便于观察。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小通信员居然从后面摸上来，是要报告什么情况，邓萍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这一下，把他们三个给暴露了。那样近的距离，一排子枪弹扫过来，惨剧就发生了。父亲后来回忆说：“那是九响棒棒（一种步枪，俗称九响枪），从前额打进，后脑壳出来，血溅了我一身……他是黄埔六期的。”
“我向彭老总汇报，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你们这些猪狗养的，都给我去死光好了！”“他向军委汇报说，我们的指挥员都在部队的前面，故干部减员相当大。”事后彭老总说了一句话，父亲说他至今都难忘：“革命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还收集了父亲写的一篇关于乌江战役中的文章，记述了红11团抢占龙安河对岸高地，保障乌江渡口的故事。这是“背水一战”，用兵之大忌。他亲率7连抢渡过河，他们只有一条船，一点一点地把部队渡过去。刚一上岸，对面敌一个营就反扑下来了，他写道：“同志们！我们背后是河，不能退！退就等于死！”（注：张爱萍《手榴弹打坍了一营敌人》，选自1954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我请父亲回顾这个战例，他说：“政治委员是干什么的？就是出现在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的！”湘江战役，红4师首先过江，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阻击桂军第7军的进攻，保障渡口，掩护中央纵队和红9、红5军团渡河。父亲说：“我那时已经调到师里。敌人从四面八方地压上来。中央纵队是大搬家，伤员辎重多。徐老（指徐特立同志）、蔡大姐（指蔡畅同志）他们过河慢，我一急就喊，我的老祖宗吆，快一点啊！彭老总来了，他手一指，把师指挥所给我开设到最前面去。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人家讲彭老总骂人，我说他不是骂人，是严格要求，战争嘛！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他的指挥所就一直在最前线。”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寒冷和饥饿导致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追杀了一路的蒋介石这时竟然都围而不攻了，他坐等着他的对手一步步走向死亡。父亲回忆说，为了顺利地通过草地，部队开始筹集粮食，庄稼地里有些没有长熟的青稞，搓下来烘干了可以当粮食。他们团是断后，前面的部队过后，地里的青稞已所剩无几。父亲带着部队从早到晚的在地里搜寻着，要求是每个人准备好自己的那一份。他们当然知道，面对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草泽泥潭，这点点青稞意味着什么。白天搜寻，晚上烘烤，在荒芜的草泽中，夜幕下篝火点点。通信员因为终日忙着送信，没有时间准备干粮，父亲就把自己准备的那份给了他，自己再去寻找。可到哪里去找呢？地里的青稞像过筛子似的滤了好几遍，天都黑了，他一个人还在那里默默地搜寻。彭老总不知怎么知道了，很感慨地对部队说：“都看看吧，你们的政治委员在干什么！”父亲说，彭老总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他，这话是彭雪枫告诉他的。
我后来参军当了班长，父亲写信说，一个班长要做什么？……要照料好战士的双脚，行军前看看他们的鞋袜合不合适，宿营下来要检查有没有脚打泡的，烧好热水让全班战士都烫了脚后，自己才能休息。记得我给你讲过“吮卒病疽”的故事吗？照顾好自己的士兵，比通晓战术更重要。
这是火与血的洗礼。一个合格的指挥员就应该是，战场上身先士卒，勇敢不怕死；战场下关心部属，吃苦在前；同志之间，秉公直言，不徇私情。在长征路上，这个共青团来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红军指挥员，终于被彭德怀认可了。
从这以后，一直到全国解放，十几年时光转瞬间过去，我父亲就再也没有在彭老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了。但这段历史，却成了他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听父亲说，他和彭老总并没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他们之间只是谈工作，关于更深层次的话题，从来都没有涉及过。他们的相识相知、相互信赖，都溶化并生成于这艰苦的岁月之中，怕是只有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才能够读懂它吧。
彭老总在朝鲜抗击了世界头号强敌美国，为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头功，回国后由他主持军队工作，威望如日中天。
彭老总对这支军队自有他的考虑，他的目标是：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
什么叫“国防军”？就是用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来替代军队长期实行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按和平年代工业化国家的要求，改造这支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军队。
他推行义务兵役制，替代志愿兵役制；薪金制替代供给制；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就是和国际接轨。这是一套全新的治军理念，彭老总并非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卓具战略眼光和政治理念的治国安邦的伟人。
他提出，要用上5到10年时间，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