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55部分

2　理想的缩影

还是李自强的回忆：

“来来来，小李，新任务来了。中央有个大首长，到这来搞社教，你和董副书记陪他蹲点，你主要搞文字工作。

“……他们搞社教的方法跟句容就不同了。他们不谈什么四清四不清，直接学毛主席著作，大宣大讲毛泽东思想。号召农民都学习老三篇，学了还要会背。文章那么长，农民怎么背的了呢？于是就摘警句，油印出来发给大家。背下来后，再讲是什么意思。老三篇开讲后就收到效果。小册子随身带，处处学起来。学呀学的，慢慢就开窍了。张爱萍叫我每天下去收集新人新事，编起来，再发下去。好事还真不少：有的为五保户做饭、洗衣；有的自觉到田里干活；有的好事做了不知是什么人。”

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开始起了变化。李自强说：“学了四个月后，干部才开始对照自身的缺点错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自己评议，自己给自己定案。多吃多占了，退也行，不退也行。很多干部说，原以为工作队是来整人的，没想到是来教大家怎样做人的。一个大队长，谈出自己多吃多占，不要他退赔，一分钱也不要他赔，只要认识就行了。他还是把钱交了，要取信于民，工作劲头不得了，日夜奔忙，哪家有困难马上就帮助去解决。”

“和战争年代在根据地的做法一样。”父亲谈起社教，总是这句话。

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对父亲来说，家乡的农民协会、农民夜校；苏区的共青团、少先队、农民自卫军；抗日战争中的根据地建设，哪一件不是在教育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呢？面对方巷朴实的农民，关键在于启蒙。启蒙靠什么？学文化，明事理。要让他们明白，共产党是帮助你们过好日子的，共产党里有个毛泽东，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像太阳。要听他的话，跟他走，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农民是相信这个的嘛！

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每一个人都要为集体，为国家，只有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人不可有私心，要有公心、对别人要有爱心，像一个叫白求恩的外国老头，不远万里来帮咱；还有呢？还要肯干、实干、苦干、持之以恒地干，就像古代的愚公，把山都给搬走了，咱还种不好一块田？这就是老三篇。后来父亲又加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他说我这里是老四篇。告诉农民，要克服恶习和散漫，没有纪律，什么事也做不起来。

他们把毛泽东的著作编成课本，边识字，边明理。父亲在封面上题写书名：《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毛主席语录识千字》。他说，要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有兴趣，还要能朗朗上口。我揣测父亲可能多少是受到当时发行的《毛主席语录》的启发。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根据林彪指示的精神，在每天的报眼上选登毛主席语录。我记得当时有些警句，父亲还剪下来压在写字台下。后来总政治部在1964年印成了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经全军政工会议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为了便于战士携带，改为64开大小。父亲亲自参加编写的这两本小册子，就有些类似毛主席语录，也是64开本，只不过要薄些。不同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里并不是毛主席的原话，而是按三个字一组讲解革命道理，如：共产党、爱人民；勤劳动、讲卫生……属初级本，对象多为老人、妇孺。《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则是高级本，全部引用毛泽东的原话。它从《语录》中摘取比较通俗易懂，又贴近农民生活的句子，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等，共千把多字，学完这本，就可以练习读报了。在贫瘠封闭的中国农村，这两本印得很漂亮的小册子，的确很抢手。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说他这是亵渎毛泽东，以学文化取代学毛选，把林副主席提的老三篇改为老四篇，用心何其毒也……真他妈的惨！

当然，这不是方巷农民说的，是上面领导机关说的。

父亲毕竟是个农民的儿子，对新农村有他自己的蓝图。

他说，苏北这个地方沟渠河道很多，疏通河道，一可以运输；二可以积肥；三可以改善环境。现在还留下他挽起裤腿、打着赤脚，与社员一起挑泥的照片，那年他55岁。他们车干了44条河沟，挑出了50多万担塘泥，给大队所有的麦田上足了肥料，1966年夏收时，方巷大队的小麦增产26％，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方巷农业收成不好的原因是抗灾能力弱。地势东低西高，低的抗不住涝，高的挡不住旱，所以旱涝都不收。工作队请来两个技术员帮助勘察地形，并帮助大队制订规划，挖河筑堤、东水西引、清塘蓄水、挖泥积肥。父亲像一个生产队长一样，亲自带队，组织群众挖河筑堤。总参的领导来干，附近的驻军哪里还坐得住，也参加进来，和群众一起疏通河道，修筑防洪大堤。这条堤被称为“军民团结堤”。

工作队还帮助方巷建起了粉坊、石磨坊、蚕房，又在河塘里撒鱼苗养鱼。还从县农技站请来技术员，指导群众种桑树发展养蚕业，插白柳发展编织业，种银杏树和各种果树增加副业收入。有人担心会不会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父亲说：“那就让社会主义看着他们都喝西北风吧！”

方巷大队还成立社员歌唱队、老人演唱组、孩子演出队、红领巾小乐队。开起了俱乐部，墙上挂了毛主席像，摆放了书籍和毛主席诗词、歌曲集，还挂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方巷的农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了。

父亲特别喜欢树林，他退休后回到家乡，说树怎么都没了？小时候屋前屋后全是一片青山绿水。陪同的官员说，五八年大跃进全砍光了。父亲勃然大怒道：“五八年、五八年，一提就是五八年，五八年到今年有多少年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去了！”他在方巷带头植树，和我妈妈亲手在河边栽了两株青松、一片红梅。他对老乡们说：“以后我们都生活在桃花源里了。”

他对我说：“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前，影响我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再之前，我向往的是陶渊明桃花源里的理想社会。”

“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父亲突然拖长了嗓音吟诵起来。

“桃花源记，我从小就会背，现在记不住了。你背背看。”他说。

中学语文课都要求背的，现在哪里还记得。我说开头第一句好像是“晋太元中”。

“不错，陶渊明是东晋浔阳人，今天的九江。‘浔阳江头夜送客’，白居易被贬官的地方。”父亲一手击案，随着节拍断断续续地、跳跃地搜寻背诵着他记忆深处尚存的词句：

“忽逢桃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

他解释道：“扩大耕种、修建水库、种桑养蚕、组织起妇女搞编织、修公路发展交通，陶渊明想到的，我们在方巷都做了。”

“黄发垂髻，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他问。

是老人和小孩的意思。

“对！我们在方巷把老人和小孩都组织起来了。整个精神面貌和风气都改变了，一扫过去那种懒散、猥琐、浑浑噩噩的样子。”

“……自云避秦时乱（注：原文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父亲背诵时掉了“先世”二字）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革’关在狱中，我就想，能活着出去，我就带着你们和妈妈到这样的地方去。”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革’放我出来，毛泽东说，都是桃花源中人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是叫我们这些人出来了不要乱说话。5年了，与世隔绝。”

父亲说到这里，不正应了《桃花源记》中所写到的：“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小院的风，合上了翻开的《桃花源记》，长时间的沉默，我们相对无言。

《桃花源记》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后遂无问津者。”

是啊，书写到这里，我在想，当那一代人渐行渐远，离我们而去时，对这段历史，还会有问津者吗？

3　平民教育

我对父亲说，在方巷的做法和晏阳初很相似嘛。

“谁是晏阳初？”他问。

你连晏阳初都不知道？哈！我心里想。晏阳初是和梁漱溟、陶行知齐名的近代平民教育家！你的四川老乡，巴中人。上世纪20年代留美的洋博士，回国后举家到定县落脚，推行一套独特的平民教育方法……

父亲说：“喔，是这样，那讲来听听。”

我说，他认为“五四”提出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口号，是急功近利的。科学和民主不建立在国民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只是一句空话。这和毛泽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认识基础上是接近的。

父亲说：“教育农民的思想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更早是孙中山的思想，他在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他这个话是有所指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但它留下的是一个文盲充斥、民智滞后的社会。我在读高小的时候，每天出早操，校长都带着大家背诵。”说着，父亲背诵道：“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我很感慨，你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从小造就人才，这才是读书育人啊。哪像现在的教育制度，就为了考个高分，将来好吃香的喝辣的，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说，你不是搞了个《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吗？晏阳初也编了本《平民千字课》，他认为认识千把个汉字后，农民自己就能学了。

父亲说：“学文化和明事理是一致的。毛的老三篇，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道德教育，怎样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把识字和学毛选结合。”

我说，晏阳初也提到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但他更系统。他认为中国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由此针对性的派生出四大教育法：

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

父亲说：“你把这些都给我写下来。”

对于“五四”以来民主主义教育家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思想，父亲年轻时也曾致力过这个目标。但是，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上又有所不同。共产党人认为，在一个封建、腐败、战乱充斥的社会里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首先进行阶级革命，建立一个独立、平等、民主的共和国，人民才有可能真正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父亲说：“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腐败政权，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过去叫公民课，我在中学教书时，教的就是这个。李中权就是上的这门课。”

李中权，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开国少将。他写书回忆他的学生时代：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一位新来的青年教师讲课，他高高的个子，端庄的脸庞，双目炯炯，很有朝气。……给我们讲起了苏维埃，讲起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公民们，怎样在工厂和农庄里愉快地劳动幸福地生活。大家被他的讲课吸引了，完全陶醉在一种美妙的憧憬之中。……先生，我们中国能有这一天吗？他语气坚定地说，能！中国人民一定能有这一天的！

“……他沉思地喃喃地说：问题是怎样才能早日迎来这一天。……必须动员起全国民众，一齐把反动派消灭掉……热血青年们，都来参加拯救国家的斗争吧！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张爱萍，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注：《李中权征程记》16～18页）

唤起民众，改造社会——这才是共产党人教育的宗旨。

应该说，父亲对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是很了解的，对党在农村的政策也没有系统研究过，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也不是很清楚。我问过他，他甚至连农业六十条、农业八字宪法都没有在意过。建国后，他的工作和生活基本上拘于国防现代化建设这个相对封闭的领域。何况，他对自己分内的工作出奇地投入上心，而对别人管辖的领域几乎是没有一点兴趣。他独创的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这套方法，虽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加以宣传推广，但据我观察，并不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时期农村政策有多深的研究，我也无意在此对他本人加以拔高。我只是认为，这一切得益于他自小的农村生活，得益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得益于组织农民运动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的经验。长期的革命实践给了他感悟和积淀。

他，就是个农民的儿子。

我们祖上是从湖北孝感因为躲避战乱而逃亡川东北来的贫苦农民，到父亲是第八代了。父亲自己回忆说：“我父亲12岁时，祖父就去世了。祖母经营一块菜地，家里没有男劳力，全靠她自己，天不亮就下地，黑了才回来。小时候屋子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妈妈的，陪嫁过来的，我和哥哥都上小学了，还同妈妈睡在一起。还有一张是单人床，父亲的。……爷爷去世后就常受人欺负，要霸占那块菜地，奶奶就和人家打官司，她不会写状子，要花很多钱请人代笔，奶奶从中悟到不识字不行，就一定要让父亲读书，地里活她一人干。我上学之前放牛，上学后是早晚放牛，牵牛到水田边，喝完水再牵回牛圈。……那时的说法是，高小毕业就是秀才了，中学毕业等于举人，大学就是进士。开始只让哥哥一人读书，我就赌气，认为是瞧不起自己。后来母亲说，上学一个人就要四五十块大洋，你爸爸犯愁，到处借钱也借不到。我哥哥就说，还是让弟弟去吧。考中学报名要一块大洋，要连续考几天，借住在城里一个亲戚家。父亲母亲再三叮嘱，人家要开饭时，一定借口躲出去，免得人家为难……”

父亲说，他哥哥英年早逝，解放后，他把哥哥的两个孩子带出来，送去学习，参加了革命工作，倍加关照，算是了他的一个心结吧。

听着父亲娓娓道来的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