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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日军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成功，对国民党军实施侧后迂回。以二战的水准，这并不是上档次的行动，但由于我方只顾正面，原守军调离，遂腹背受敌，导致整个防线瓦解。仓皇间蒋介石又下令全面撤退，最终形成了兵溃如山倒的狼狈局面。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书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壮烈的一页。参战军民面对强敌，浴血拼杀，以25万伤亡的高昂代价，毙伤9万敌军，粉碎了日本3个月亡我中华的迷梦，可歌可泣。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初战一仗，国民党精锐主力即被打残，由此导致首府南京的轻易陷落，30万生灵涂炭，日军沿江长驱直入，直逼我中原腹地。这一仗，是否就如现代许多评论家说的，提高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士气和信心呢？还是给当时的人们对抗战的前途、对胜利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呢？父亲回忆时说：“可以看清楚了，依靠国民党抗战，没有希望。”
中国，危在旦夕。
就在父亲按原定计划在沪杭三角洲地区组建扩充游击军时，“在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来指示了，要我立即撤出上海。什么原因没有讲。”父亲说：“太可惜了！”
日军从三面围住了南京。日军以保护国际自由航道为名，在北面长江一线虚留生路。守军长官唐生智弃城逃跑，慌不择路，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全体官兵渡江北撤。日军立即用军舰拦击……血染长江。对当时南京情形的描述，父亲的回忆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关南京的报道视角不同。他说，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是遗弃的枪支和随手可捡的军用物资，都是国民党退败时丢弃的。老百姓虽恐慌，但也有勇敢的、被激怒的。日本人只占了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周边地区一片空白。人数不多的一些民众自发武装和土匪游击队开始出现，反抗的、打劫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父亲说他怦然心动，通过曾山同志向武汉中央代表团报告，建议吸取上海失守后仓皇撤退的教训，就地组织武装。等了十来天，中央代表团指示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回武汉述职。”
究竟是什么原因？对这个延安派来的军委书记如此漠视。按时间推算，长江局这时还没有成立，华中党的工作由中央代表团指导。据后来接任这一地区领导职务的刘少奇同志回忆，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时，中央代表团赋予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只是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党员和同情分子撤往大后方。（注：《刘少奇自述》111页）父亲在回忆中没有提到撤回他的具体原委，我也只能是推测了。上面那些大员们大概会想，这个爱舞棒弄枪的家伙，别再生出什么事来，干脆撤他回来吧！毛泽东委任他的“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的使命转瞬间就这样结束了。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许多当时显赫的人物，王明、博古、周恩来、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还有叶挺、郭沫若都已云集在此。父亲的主要工作：一是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二是接待抗日青年。
父亲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总理、叶帅手下工作的，当时还有李涛、聂鹤亭、边章五、张经武、童小鹏。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整天和国民党高层周旋、打嘴仗，有什么意思？可一些人热心得很。当时随处可见国民党溃撤下来的军队，都是些散兵游勇，扒火车、抢东西，问起他们战事，连日本人什么样都没见过。军官是一身呢子，扎着武装带、挂着佩剑，金光闪闪的，神气得很。一支军队，衣着漂亮，但贪生怕死；高谈阔论，又没有实在的学识，有什么用？抗战打得那样艰苦，但在武汉的国民党上层圈子里，仍然是一派浮华奢靡的风气。一次蒋介石来训话，也邀请了我们八路军代表，国共合作了，我们也算是友军了。在一个大剧院里，蒋介石一进来，全体起立，只听见乒乒乓乓的椅子声，佩剑掉在地上，叮叮当当的好不热闹。主持人喊，不要再拣啦！听委员长训话。刚安静下来，蒋介石一开口，当啷一声，又掉了一支，大家偷偷地笑。蒋介石皱皱眉头，还没讲两句，当啷！又一声，全场忍不住哄堂大笑……”后来呢？“还有什么后来。蒋介石发了一顿脾气，就拉倒了。”父亲说完，一个人先哈哈大笑起来。
东北三省不战而失；平津沦陷，华北沦陷，察哈尔、绥远沦陷；太原丢失，沪杭丢失，华东、华中丢失，武汉告急；在南京发生30万同胞被屠杀的惨剧……知耻而后勇！一个把自己的人民丢给凶残的敌人的国家元首，一个偏安苟且的政府，一个丢失了大片国土而不知羞耻的军队，是没有胜利的希望的。
这个故事，我不仅听过一遍，在他的笑声里，我感到被他嘲弄的不完全是这批国民党的高官们，也包括对这些他蔑视的高官们寄以希望的中共领导人。怪不得人家不喜欢他呢！
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所做的工作中，现在有据可查的是按周恩来的指示，到李宗仁那里游说，促使他尽早定下台儿庄会战的决心。这是国共合作的典范，李宗仁也因为这一仗而成为了抗战的英雄。直到几十年后，在欢迎李宗仁回国的宴会上，李见到他说，这位将军好面善啊？在一旁的陈老总说，大总统，你好健忘啊！台儿庄，不记得啦？追忆往事，李宗仁感慨万千。
这件事，不仅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在当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但父亲在回忆中，似乎没有多少兴趣谈它。他在另外的场合曾说过：“我们党这时已经取得了合法与半合法的地位，不利用这个机会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以帮助国民党抗战为满足，能有什么出息！”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因为赞赏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希望周恩来给他派个能人去传授传授。父亲因此化名张舟，以政训协理员的身份来到金华黄绍竑的行营。黄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带兵老到。旧军队中有个行规，来了新人，总要找个机会在训练场上比试比试，一来显显自己的威风，二来也摸摸对方的底，算是个杀威棒吧。我军有些部队也常爱干这种事，上级机关派下去检查工作的一些参谋干事，听到下部队就发怵。父亲说他一到，就举行了实弹射击操演，这可是军中的最高礼仪，连以上军官参加，算是欢迎友军代表。为了表示尊重，先请友军代表打第一枪。靶子是装有石灰的罐头盒，打中了白灰就扬起来，老远就看得到。
父亲说：“这帮家伙鬼得很，摆的是鸿门宴，要看我的洋相。因为很久没有摸枪了，不敢大意，第一枪瞄了很久，枪一响，白灰就扬起来了，哈！首发命中。下面两发就有底了，三发三中，全场给我鼓掌。这下该轮到我将他的军了。国民党军队中裙带关系很多，想的是升官发财，他手下的几个将军，试了几个都不行，说是准星有问题，换了几支枪，还是打不上。黄很没有面子，不过他脑子也快，说，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我给你们请来的八路军的训导官。哈哈！”
从目睹上海的“八一三”保卫战，到唐生智的南京大溃败，再到参加李宗仁的台儿庄会战，以至这次到浙江，亲身感受了日军轻而易举地渡过钱塘江，占领萧山的情景。多次战场实地的考察，使父亲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敌、我、友、顽，几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正规军、游击队、地方民团、社会组织，还有土匪武装、散兵游勇，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他开始制订浙江敌后抗战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文本，今天还保存在地方党史博物馆里。
早已发黄的纸页上印着这样的文字：“浙江处在敌人进攻武汉的外线和敌人进攻华南的后方，敌在指向武汉，占领南昌后，把浙江丢在后面，这就给我们控制浙江，坚持浙江的游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可北击向武汉进击之敌的翼侧，威胁他的江南后方；南可出击向华南发展之敌的后背，钳制敌向华南的行动。”（注：《张爱萍军事文选》25页）
文中列举分析了国民党军的状况。为阻挡日军，竟然炸掉了刚建成两个月的我国唯一的双层铁路公路大桥，即使这样，日军以极少兵力，利用夜暗偷渡过江，夺取萧山。国民党当局偏安苟且，一遇战事，则风声鹤唳，一乱百乱。此次沿途所见，逃难最忙者，多属机关眷属，拉车包船，惊慌不堪……如日军下一步发动打通浙赣线的攻势，黄绍竑部必然撤逃。因此建议，立即在黄绍竑部发展我党力量，组织起我党领导的真正抗战的骨干队伍。
在信的最后，他表达自己的决心：“一旦浙东为敌占领，我决心和这里的同志们留在金华地区开展游击作战。”父亲回忆说：“在江浙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是毛泽东亲自交给我的任务，离开延安算来快一年了，还在东奔西走，我觉都睡不着。”
他在焦虑中等待了一个月，中共长江局的密件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出黄部，迅速回武汉述职。
他又踩上红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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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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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现在我们从许多历史资料中得知，长江局的工作思路仍是沿袭大革命时期依靠、利用国民党进行北伐的方针，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帮助他们恢复政治工作，寄托于他们进行抗战。和我父亲在同时期工作的张劲夫说：“我们当时接受的任务，只明确帮助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推动国民党军队进步。至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怎么办？是否留下来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没有得到明确指示。”（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5页、12页）
当他重新坐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桌前的时候，他内心的郁闷是难以言表的。没有人会告诉他这是为什么。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而他只能是找周恩来，周恩来在静静地听完他的倾诉后说道，就把它刊登在《群众》周刊上吧！这是一本中共长江局出版的刊物。我是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的，翻开1938年8月13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目前的浙江应该做些什么？》的标题映入眼帘。它在这里静静地躺了60年，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看过这篇文章，但我能感受到当年父亲那颗跳动的心和他无法诉说的委屈。
使他感到委屈的还远不止这些。在这之前，有一个叫孙力的女孩走近了他。武汉蛇山刨冰堂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派父亲去授课。几次以后，下课时总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左问右问的，两人慢慢熟悉起来，自然有了好感。父亲还给她改了个名字，把孙力的“力”，改成了“莉”。大概是经历了战火的男人更渴望柔情吧。就在爱情悄悄地向这对青年男女走来的时候，军委特工部长李克农找到父亲。李是父亲的老相识，私交甚密，李告诉他，孙力可能是个托派分子。父亲极为诧异。李劝导说，不能再来往了！你和孙力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你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这无疑是五雷轰顶。托派、恋爱、战争、特科、领袖……当这些名词连在一起时，意味着什么？当然，今天的人们可能不会再在意这些了。
托派，这是个让几代人都谈虎变色的名称。这个从共产国际引进来的概念，几乎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词，而中国的托派则又增加了汉奸、特务的色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中，才对托派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再把他们称之为敌人了。这大概算是一种委婉的正名吧。
我问过父亲，他说：“是别人诬告的，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我，我没有理睬她。后来，她知道了我和孙力的关系，想拆散我们，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也是事后李克农告诉我的，组织上查明了是诬告。”
但时光不再倒流。后来，这个姑娘去了三斗坪，我的父亲去了豫东，从此天各一方。再见到时，我都已经出生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陪着父亲在庭院里漫步，月光如水。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用他浑浊的目光仰望那轮圆月，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
“这是没有选择的；……这是党的纪律。”
爱情的失意与事业上的无奈交织在一起。他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那个晚上，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领袖亲自交代他任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一晃，一年就过去了，毛泽东交给他的在江浙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任务，他完成得怎么样呢？今天，终于又听到领袖的声音了：自己是被个女人，而且是个托派，拖下了水，不管这个传言是真是假，足以使他心痛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竟会如此地捉弄着他，28岁的他，真的想不明白了。
但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三弟从家乡来了。三弟张灿明，也就是我的三叔。父亲曾写过信，要他和家乡的青年们一起出来参加革命。巧的是，他们一行遇到了父亲的挚友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据说是在船上，罗见一群青年学生在唱抗日歌曲，凭着共产党人特有的敏感，他去接近这些孩子们。当知道是投奔延安时，他好奇地问：“你们到延安找谁呢？”“找我哥哥！我哥来信叫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后来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