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1930年入党的。因此，我1928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党的），他们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14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
他们说，我受伤住进上海医院后，院长（日本特务）把我拉入了特务组织，或者让我承担了特务交给的任务，然后才送我到中央苏区的。
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同日本人交谈过，更未参加什么组织接受什么任务。我无法承认。我说他们的说法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他们说我不老实，不坦白交待，抗拒到底。
２０天爬在床上写了２５０００多字的申诉（交代）。错的承认，罪责承担，不对的正面说清情况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点作用？也许还要拉出去斗争，还不知是怎样个结局？！
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工作中的错误是有的，并且有的很严重。但总不应该关起来吧。我几次要求上级来人给我谈话，就是没有人来。只是专案组的以群众名义来审、来定，态度粗暴、蛮横。
如不承认（我又无法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能经陈总转告总理，在做决定之前，中央派人来听我的申诉，或许还有效，或许还有救。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陈总、总理现在怎么样了！
冤情难诉，证人不予证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看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了。悲惨的命运，只好背到无期徒刑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儿的那句话“爸爸，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常在耳边回响。泪水不禁滚滚而出。苦了、累了你们一生！
你们应该在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奋发向上，挣个出头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们要把妈妈照顾好。我对她愧痛最深！你们大的要关心小的，帮助小的成长。我未能把你们培育成人，反辱你们终生，愧痛万分，死不瞑目。要把身体搞好，经受磨炼。
狱夜沉沉何时旦，心烦意乱不能眠，一家六口难团圆。
四十二年从党命，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泣泪于狱中
还有一些零星的纸条，上面写着：
“日夜唯一痛苦的是累了你们，日夜怀念你们的下落和健康。要是有法知道你们真是都很安健，可减轻我的一些痛苦。”
“衔冤情，无处张。受凌辱，身名戕。殃及妻儿女，愧痛难当！”
有一张是我弟弟生日那天写的：“往年生日喜气洋，十八不庆泪两行。未见三子长成人，竟然年少历风霜。”
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他问自己：“但愿日出浮云散，明年今日可补偿？”可希望又在哪儿呢？人到了绝境，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殃及孩子们。忘掉我吧！他写道：
“如果家里人宣布脱离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前途。”
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从内容和留在报纸边角上的日期判断，可能是在1968年的1月至4月。啊！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了。
这些纸片，就像浩瀚的宇宙中，从遥远的河外星系传递来的远古的信息。我们头顶的星空，实际上已是多少万光年前留下的影像了。
4 “文革”专案
父亲回忆“文革”：“不管是追斗会还是批判会，光凭喊喊叫叫是不行的，要置一个人于死地，要他永世不能翻身，只有把他和境外的敌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专门制造罪状的机构就产生了，这就是专案组，我叫它专暗组，因为他们专门在黑暗中干暗害别人的勾当。”
“文革”最黑暗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随着“文革”的被否定，“三种人”被追查，专案组的内幕也渐渐曝光了。我在下面把这些发生在高层的制造假案的过程尽可能详尽地公示出来，可能比仅仅述说自己的苦难对今天会更有意义。
父亲专案组的组长由总部一级领导人担任，后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兼任。相当于日后的军委常委和军委常务会议成员来兼任这一职务，级别是相当高的。专案组成员由总参、国防科委的领导人组成。下设专案办公室，负责具体审问、调查工作。
专案办主任、副主任都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都是1938年入伍，1939年入党的三八式干部。一个行政10级，原系总参二级部副部长；一个行政11级，原系总部系统保卫部门负责人。
按时间记录下他们的办案的方式和过程：
罪行之一，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1967年4月，“张爱萍专案组”成立，首先展开了对张爱萍入团、入党问题四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和本人的叙述基本相符。
9月13日，专案组报告：“专案办公室与南京军区保卫部分头派人外出进行了5次调查，从4月中旬开始到8月中旬止，历时4个月，跑了5个省，到了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宁波、芜湖、广德、成都、重庆、达县、大竹、南充、岳池等地，共走访135个单位，面访了90多人……据目前止，已掌握的旁证材料看，关于张爱萍的入团、入党、由川去沪、两次被捕、由沪去苏北、从苏北回沪等历史问题的情况，基本上和本人交代相符。”
1967年9月28日，专案组印发《张爱萍专案情况汇报》（第一号）：
“一、关于入团问题……据张爱萍的同乡、同学和四川历史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张爱萍确于1925年927年在达县期间曾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这些活动中，教师张鲤庭、戴治安是领头的，学生中张爱萍、王荣澍、魏传统、刘灵柱、曾繁福、邓廷壁等最为积极，他们当时都参加了青年团组织。这些情况同张爱萍的交代基本是一致的。
二、关于入党问题……据张爱萍的一些同乡、同学和老党员、老贫农的回忆，一般都听说张爱萍于1928年在达县地区教书期间入了党，并在罗江口一带组织雇农进行过秘密斗争，有一位老贫农李德茂（去年病死），曾给张爱萍当过秘密交通，并留下一个当时送信联络用的铜牌子（由其孙李纯武保存下来的遗物）已交我们带回。总之，所获张爱萍在达中毕业后去上海之前这段历史同张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这个“与本人交代基本相符”的结论，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由当时的政治部领导出面，亲笔写了《张爱萍历史上一点情况》的报告，对专案结论提出质疑，要求推翻并重新调查。“文革”结束后，这个政治部主任交代，他是秉承本单位领导人意图写的。
这样就有了第二轮调查。由于在四川老家没有找到张爱萍的历史疑点，专案组决定调整方向，从张爱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寻找疑点，进而倒过来否定张前期的历史。1967年10月，专案组人员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地下党历史资料中没有查到法南区西门支部的记载，专案组即认为有理由怀疑张爱萍所述的历史是伪造的，进而断定张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动也是假的，是混入党的内奸分子。并随即否定了几个月前证明张爱萍确系党员的结论。于12月1日上报了《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但是，怎样才能推翻由他们自己花费了4个月时间取证来的事实呢？
专案组重赴四川。有电话记录表明，专案办主任多次通话部署：要“抓住牟仲宇这个重要线索”。
牟仲宇是谁？达县地下党当时的三位领导人：张鲤庭、戴治安和牟仲宇。张、戴是张爱萍的入党介绍人，相继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牟于1933年2月被捕后脱党。在前两次走访时，牟都向专案组提供了张爱萍1928年已是党员的证词。
这位专案办主任不愧是搞专案的行家。他深知，像牟仲宇这样有过被捕脱党经历的人，腰板是软的，逼他写个假证词是不会太难的。
1967年12月27日牟再次被传唤。在此前，专案组在达县到处张贴打倒张爱萍的标语，并把批斗的照片和有毛泽东、林彪圈阅的隔离反省的批件给牟和他的家人看。这时的牟，已被收监。于是，在现存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牟写下的《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1928年，达县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真是下笔有千斤啊！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不记恨这个曾经入党又脱党的老人，蝼蚁尚且贪生，区区一条生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只能是被碾得粉碎。
有了这个证言，于是立即发生了1967年12月26日对父亲的逮捕关押和28日的第一次审讯。专案办副主任亲自审讯，他问：“如果有人证明介绍你入党的人不是党员，怎么办？”以牟的证言，逼父亲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工作日志记载，前后用了7个小时。1968年1月4日，此人又主持了对父亲的第三次审讯，用了9个半小时。他说：“看谁熬得过谁？反正我们人多，三班倒，我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姓自己的姓！”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父亲在数次审讯后的“招供”：
“如果介绍我入党的张鲤庭和戴治安都不是党员，我也不算是党员。”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张纸上三个鲜红的手印。那是印在他签名上的手印，带血的手印！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
次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总部领导人，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
在“文革”后退回的专案卷宗里，我看到了当时魏传统、王维舟、胡耀邦为确认张爱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提供的证词。但他们居然敢压下来！
年代久远，翻阅这些发黄的卷宗，那鲜红的手印仍在刺痛着我的眼睛。在给父亲录音时，我甚至都想跳过这段回忆，因为我看到的，满是带血的伤口。
罪行之二，日本特务。
还是说那个专案办主任。
他在翻阅张爱萍的自传中，看见了这样一段经历：在红14军攻打黄桥战斗中，张被打断了左臂，后被秘密送往上海福民医院治疗枪伤，伤愈后，被派往闽西苏区。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肯定可以找到嫌隙。于是他指派副主任带队赴上海调查。
父亲回忆，由于伤势太重，红14军党的组织将他和另一名伤员副营长曹玉彬送往上海治疗。因为是枪伤，只好藏在运猪船的船舱底下，上面是猪粪屎尿，密不透风，加上天气炎热，人都晕死过去。一直等到夜里，但事先接应的人没有来，无奈中想起了同乡彭丰根大夫。彭是他1929年从达县老家来上海时经人介绍认识的，在饥寒交迫中曾得到过他的周济。彭便安排他们住进了福民医院。住院要有保人，在上海他举目无亲，父亲说：“巡捕盘查病房时，脱口说出了彭的名字，很懊悔，自己一旦被查出来，不就连累了朋友？但彭很热心地来看望自己，并告诉说，已经为我取了保，说是同乡，来上海求学，路上遇到土匪抢劫被打伤了。因为那时确实土匪猖獗，抢劫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彭还把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福民医院的院长顿宫宽介绍给我。”
“我一生都感激这位彭大夫，没有他在危难时的相助，我是很难度过那样的白色恐怖的。五六十年代，征集回忆录，我专门写了这段故事，登载在青年报上。没有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帮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共产党不应该忘记他们。”
共产党忘记他们了吗？
专案组来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1933年，彭丰根曾与另外两个中国人一起向驻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卖过情报。再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情报部曾设在福民医院内，并在医院设有无线电台。
据此，专案组推定，彭丰根和顿宫宽是日本特务，福民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而张爱萍能够在福民医院治伤，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和前面的假党员联系，编织出一个离奇的故事：“张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四川混入党内，然后假借党组织的名义，蒙蔽了上海地下党，打入了红14军，完成破坏活动后，拿枪自残，打断左臂，借此潜回上海，在日本人的医院养好伤后，又被派往中央苏区……其反革命的勾当，一直延续至今。”
在审问父亲时，这个专案办副主任说，你就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敌奸细王连举为取得信任，举枪自残。
父亲在关押期间藏在衣袖里夹带回的条子中，有一张就写道：“他们非要我承认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莫名其妙！”
就这样审干吗？
但专案组的各级领导人们，还是认可了这个连普通人都嗤之以鼻的推断。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当时担任张爱萍专案组组长的那个总部领导人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