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68部分

但这一切，到1966年10月27日就戛然而止了。当他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人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父亲说：“想到第一发成功时，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都落泪了。为什么同志间一下子会变得如此冷漠呢？”他的心都在作痛。

那种冷漠是透人心骨的。我曾看过罗点点写她的父亲罗瑞卿。她说，罗遭批判时，周围的同志们一下子都不再搭理他了，那种冷漠刺痛了他，他选择了死。

还是那句话，“文革”改变了所有的人；或者说，“文革”让所有圣人的灵魂展现在俗人的面前。怪不得直到今天，对“文革”还是讳言忌深呢！

你就这样走马上任了？我在继续我们的话题。

“是的，给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卫星送上去。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他决心出山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谈到了很晚。一个戴着特务、通敌、假党员帽子被关押了5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这一家人，历经了9年家破人散的凄苦，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们终于从生死罹难的边缘走过来了，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出来了。不错，我们都为他洗刷了罪名，重新获得信任和重用而欣喜。但真正让我们珍惜的并不是父亲的地位。我们深感自由的可贵，阳光的可贵，一家人平安祥和的可贵，做一个不被歧视和不被欺辱的人的可贵。

但父亲又是怎么想的呢？

是的，他曾经为拖累我们而掉泪。他在狱中曾写道：“我这一辈子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妈妈，让你们被我拖累，为我吃苦。”

在福建时，在他默默地制作白兰花的标本时，他的案头就压着陶渊明的一首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远离了人世间的嘈杂，丢掉了物欲，断绝了俗缘，精神就超出于尘世之外了。

但今天，叶帅的召唤，不是他个人的召唤，是我们这个被“文革”搅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民族的召唤。古老而多难的民族啊，要求这一代人，丢掉他们个人的恩怨和荣辱，为铸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奋斗。

铸造大国——使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受别人的凌辱和蔑视，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自年轻时就铭刻在心的光荣与梦想。

若干年后，已是90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那段日子，他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还能听到它在唱歌呢！”

什么？我们都哑然失笑：“爸，你这是幻觉！”

“我真听到过的。关押在那里，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夜很静，它一个小时绕地球一圈，每次飞过头顶时就能听到它在唱歌……”

“你不是说过附近有个东方红公社？不会是他们大喇叭里放的《东方红》唱片吧？”

眼见着一步一步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战戈壁、斗风沙，两弹一星就像是他的孩子！他不仅为它吃了苦，也为他坐过牢。他能无动于衷吗？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面对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对父亲的决定，我们全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父亲也许是觉察出什么，或许是要宽慰我们吧，他说了一句话，但却更使我们惶惑不安。他说：

“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

真是这样的吗？他们又一次以他们的理念来塑造心中的毛泽东了。

我们都睡不着觉；他也睡不着。这天晚上，他写道：

“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

喔！上帝，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就安排好了他的命运。

他注定是要被绑在十字架上的。

2　七机部230厂

父亲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这个新上任的国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他在这里蹲点试验。由此，展开了他历时8个月的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急风暴雨般的整顿。

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

还是战争年代那个办法，找寻主攻方向，集中兵力于一点，一举突破，然后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

突破口在哪里呢？

座谈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我们被扫地出门后，父亲放出来只能住招待所了。他的那些旧部，见到当年曾经是英武潇洒的总指挥，现在手拄拐杖，自然都免不了扼腕叹息、唏嘘不已。说起这几年，差不多都有过批斗、关押、审查、下放劳动的经历，说到被折磨凌辱致死的熟人，免不了声泪俱下……

打住吧！父亲说：“时间不多了。”

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父亲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小人得志，必生出许多乱子来。相互争斗不说，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天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出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座谈中，他们告诉我父亲，整个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他们说，您1965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两年了，连影儿还没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的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斗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唯生产力论”、“为错误路线服务”，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一些老科学家说，几十年前漂洋过海回来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告诉我父亲，领导都被整怕了，遇事推诿，不敢负责，反复试验，永不定型。弄到现在，新的技术课题攻不下来，定型的武器又拿不出来。他们说，科研项目谁都想上，天上地下，太空海洋，航天飞机、载人飞船……真是五花八门，天花乱坠。只要能捅上去，中央就批，一批就立项，谁敢反对？弄得人力分散，资金浪费。结果是，谁都搞不成。

其实广大群众都有怨气，1974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有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笳，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两个专家（钱学森、朱光亚）；就缺法家。就是希望来个厉害的领导好好整治整治。上面也派过些资深领导，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各类组织，怎么理得清？谁不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大方向是错的。加之中央路线斗争频繁更迭，哪一届领导能呆长？还不都被造反派以执行错误路线的罪名赶下台去。

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37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堂，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是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

父亲听后，提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

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230厂。

230厂，是开发研制陀螺仪的单位，控制导弹平衡最核心的设备出自于它。

230厂的造反派头头叫舒龙山，也是七机部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造反起家，上挂王洪文，下联七机部最大的造反组织“916”。

父亲说：“好！就拿230厂开刀。”

从当时留下的工作日志看，父亲先到的七机部一院。

一院，即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七机部主力院所之一，下辖十余个设计、生产单位，中国的航天事业就从这里起家。这里，他太熟悉了，从当年规划、立项开始，到选址、征地、编制、隶属关系、人员调配、设备购置、待遇标准，无一不是由他领导的部门计划和审批。“文革”前，他曾多少次在此坐镇督战。

第三天，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是“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

父亲说：“我才不去纠缠那些乌七八糟的历史呢！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给我恢复生产。以前怎么样我不管，谁要是再捣乱，就给我撵出去！革命，革命，喊什么？不把武器拿出来，不为国家出力，看着苏修美帝讹诈我们，这种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嘛！”

“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舒龙山只要努力工作，一视同仁。欢迎他成为造反派的好榜样，当然，也可能成为坏榜样。”

后来父亲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我知道，给我的时间不会很多的。坐到科委机关里指手画脚一下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里到处是派性，纠缠在里面很麻烦。只有深下去，抓产品、抓型号，先把卫星送上去，全局就活了。整个国防工业系统，七机部是关键，一院是关键，卡脖子的地方又在230厂，搞平台的，没有它，导弹就翻跟头了，所以230厂是关键中的关键。仗就要这么个打法。”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亲眼目睹他当年大战七机部的场面。但从许多亲历者叙述中，我仍然能感受到那一幕，惊心动魄！

科委科技部综合局局长陈保定，当时的小分队成员，1991年9月10日他对采访他的军报记者说：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这哪是工厂啊！院内一片混乱，研究室连口水也没有，问他们，说我们不喝水。厕所堵了多少年，污水一直流到大门口，还是我们去了后找了些部件给换上了。暖气很多地方都没有，管子都冻裂了。”

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

跟随父亲的邱锦春说：“一进车间，密麻麻的蜘蛛网从墙头一直挂到门口，地上厚厚的尘土能印下脚印。机床贴着封条锈蚀斑斑。工人们说，打革’开始，这里的机器就没开过。”

“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矗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

父亲回忆时，我把上述这些说给父亲听，他说：“就一句话，惨不忍睹！”

3个月后，父亲向军委—国务院联席会议汇报。记录摘要：

张爱萍：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这是工人们的话。8923，就是上午8、9点上班，下午2、3点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位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申丙辰（工作组成员）插话：工人们说了，他们这里只剩下两项制度，一是开饭制度；二是发工资制度，其他的全没有了。

我们还是接着陈保定说：“他没有家，只能住海运仓招待所，每天一早，我们都到那集合和他一起走。”

我妈妈说：“因为是住招待所，他走得早，早上没有开饭，就自己给他冲点儿麦乳精，匆匆忙忙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几乎每天都有等谈话的人，往往是通宵达旦。我真担心他吃不消，都这个岁数的人了，他的心脏病就是这个时候弄出来的。”

陈保定说：“他的红旗车一到，群众就围上来递申诉信，他也没有警卫员，司机老安帮他倒水，代他收这些信。我们的华沙慢，跟不上，等我们到了，他已经开讲了。

“找他的人可多了，老干部、年轻工人、有意见的、反对派的，什么三教九流他都见，党的作风在他身上很鲜明。有些人觉得他厉害，可我们不怕他。他下到车间，经常连一碗水都没有，他在台上讲演，下面工人就端水给他喝，用大瓷碗，他很豪爽，一饮而尽。下面的人就给他鼓掌。开始没有凳子，就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