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初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整个国家是怎么回事，我还都不明白。所以才会有监狱里反反复复、百思不解的痛苦。76年我清楚了，就是派性斗争，党内的派性斗争。我从来不属于哪个派别，也从不参加到哪一个派别去。你就是整死我，我也不低头，两弹一星和它的事业还留着吧！参加革命，我就没有想过能活到今天。无所谓！”
我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
不想我这一问，竟惹恼了他。父亲忿忿地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
我很惊讶。他继续说：“批斗我的时候，就追我这个，问我和邓，和那三个人有什么联系，有什么组织活动。我说邓小平对国防工业的讲话你们不都看到了吗？大概有两次吧，叶、李先念、包括‘四人帮’有几个都在场嘛。”
“你们没有单独的谈话吗？”我问。
“记不得了，也许有，但都是谈工作。”
“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
“那应该怎么理解1975年你在邓小平领导下搞的整顿？”我问。
他回答：“我们没有任何私下的往来和谋划，完全是从工作出发。整顿是党中央的决定，也是毛泽东的决定。要整顿必然要否定革’，因为他们把国家和军队都搞坏了，决不能允许！这里是思想体系的一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个人关系。搞小圈子，搞帮派，几个人搞到一起，叽叽咕咕地，只有‘四人帮’才喜欢搞这一套。”
“还有林彪！”他想想，又补上了一句。
批判仍在持续不断。规模在六七千人左右的批判大会，继1月18日后又开了多次：2月5日，2月6日，2月11日，3月1日，3月2日，3月5日，3月24日，3月27日，3月28日，8月5日……
但父亲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好在有叶帅的批示和301医院的抗争、医护人员的阻扰，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的暧昧、拖延，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也被列为批判重点。1975年父亲复出，就约了肖向荣和他一起干。肖在“文革”初期就被林彪整肃，经历了九死一生。整顿中，父亲下去蹲点，他坐镇科委机关，和帮派势力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这次当然也列入死整的行列。他在被批斗后，也是心脏病发作，住进了301医院。国防科委革命派的领导人找他，要求他参加群众批判大会，说“这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也是对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问题，你好好想想吧！”
这番话对一个老革命来说，有着当今这代人难以想像的分量，肖向荣犹豫了。父亲对他说：“胡说八道的话，哪里能听他的。不能出去，要斗就叫他到医院来斗，骂就由他骂去，不过个把钟头。”肖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父亲说：“都到现在了，怎么还这样蠢！什么毛主席领导的？完全是派性斗争！他们算什么组织？宦官朋党，胡作非为！不要去！”
但肖向荣还是说，毛主席有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作为一个党员，总要见见群众，去说一说真实情况也好。
肖向荣，走了。
他真的是做到了据理力争。面对批判，他坚持自己和张爱萍到七机部整顿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的，是正确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越是这样，对他的批斗就越是没完没了……
据他的夫人余湛讲，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交代检查，想到自己革命一辈子，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悲从中来，不禁泪如雨下。劝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待会吧，还差些没写完呢。一觉醒来，再看他还伏在案上，已经昏迷，身子下还是那张没有写完的检查交代。送到医院抢救，终未能挽救回来。他是被逼死的。
肖向荣，曾任军委办公厅主任，1926年参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
噩耗传来。父亲激愤地敲着桌子：
“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不听话！……”泪如泉涌。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提到这事，父亲都是那句话：
“是我找他出来工作的，他是代我受过而死。他比我更忠于这个党，他对党是真忠，真忠……”
人民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地喷发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我当时不在北京。有人是这样描述的：这年的清明飘洒着细雨，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堆积如山的花圈和挽联，数不尽看不完的现场吟就的诗篇，此起彼伏的即兴讲演，在这里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怒潮。
天安门成了宣泄感情的广场，成了全民公决的广场。
人们亲眼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斗争的全过程，亲身体验到了什么人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什么人在破坏他们的利益。经过了10年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人民一下子统统都站到走资派一边去了。他们又一次涌向街头，有趣的是，带头的还是当年的红卫兵。
没有任何一个大人物在他欺侮人民的时候是可以不受到惩罚的。
我不打算详细地叙述“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我需要提醒的是，成千成万的人们在人民纪念碑前献上的那朵白花究竟是什么？是选票！是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它发出的高昂的声音至今还在耳边炸响：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秦皇的封建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天安门事件”是以暴力手段结束的。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上的几十万反对者，便被扫荡一空。但奇怪的是，没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
人们笼罩在不祥之中。
6月间的一天，江渭清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身体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吗？”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请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
以我那时的年龄，还想像不出毛主席不在了中国的走势会怎样。但很多老同志已经看到了这一步。10年来，“四人帮”这批势力如此不得人心，却又如此猖狂，他们仰仗着谁呢？还不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吗！如来佛身边的小马崽，下得界来，不也闹得个天翻地覆吗？狐假虎威，政治上叫造势；商场上叫做局。
谁知道呢！或许马上就要重新洗牌了。
我们和父亲都只一个信念，养好身体，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第十章 强国之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殇。
28天后，“四人帮”被逮捕，举国欢庆。
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翻开了。虽然当时我们谁都不曾意识到。
1 老马识途
当我急忙从外地赶回京时，父亲还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白发稀疏。他复出后与“四人帮”的殊死搏斗，加上一年来无休止的揪斗和批判，心脏两次抢救，身体极度透支。
我们拥抱在一起。他瘦骨嶙峋的身体，轻飘飘的，神游气虚。
感谢上苍，没有抛弃我们。自毛泽东去世后，对命运未卜的不安就压在心头，明天将会是怎样的？好起来吗？还是要继续坏下去？10年的磨难历历在目，我不知道，父亲也不知道，我们已经不愿再去想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从生死别离的苦难中走过来的人，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好久好久，父亲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出了一句话来：“可以回家了吧。”
我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白米北巷家中。自1967年他被抓走后，我们被扫地出门，已经有10年不曾回过这个家了。1975年父亲复出，总不能老住在招待所吧，当时在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出面过问，把房子还给我们。可怜的是父亲还没来得及住进去，就又被打倒了。父亲自嘲地说：“幸亏没搬进去，否则再被扫地出门，搬来搬去的，还不得累死！”
我陪着他在小院里漫步。月光如水，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回到自己的家中，没有人打扰和监视，沐浴着融融的月光，踏着地上摇曳的疏影，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是多么可贵啊！一个共和国的开国上将，有家10年不能回，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能呵护，落得个无家可归的地步，怎能不让人寒心呢？
1976年10月的胜利，只是党内反对力量的一次临时性组合。报刊上、广播里，天天仍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国防科委党委还是没完没了地喊“批判张爱萍是毛主席批准的”、“四人帮倒了，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
喊了两个月后，1976年12月12日，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召集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他对当时的国防科委负责人说：“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张爱萍同志有错误，毛主席说批批可以，不要过火。但你们在主席去世前写报告，要把张爱萍同志定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且要求‘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主席去世后，还报告‘要批邓联张，张爱萍不能翻案’。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科委你们面搞得很宽，搞得人心不舒畅……”
这是自“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讲话，我们全家都感到欣慰。当我们把陈锡联的话告诉父亲时，他嘟囔了一句：“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
关汉卿的唱词〔黄钟尾〕曲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当时胡耀邦也在家中赋闲，我和弟弟去看望他。他是我父亲青年时的挚友，曾一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长征的后半段，胡到父亲所在的红13团当总支书记，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纯真的，这纯真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一见面，胡耀邦就问：“你爸爸还好吗？”
我说：“高兴过一阵。后来就不高兴了，还在生气呢！”遂把上面父亲说的话告诉了胡。
胡耀邦禁不住哈哈大笑。忽然他沉默下来，片刻，他慨然道：“问题就出在这里！张爱萍到底是对还是错？邓小平、你的爸爸，还有我，1975年搞整顿，到底是对还是错？‘天安门事件’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推而广之，10年的化大革命’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还有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被整肃的群众，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如果没有犯罪就整治他们，那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是非要有公论，没有是非，就没有正义！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一个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政党，是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中央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一个交代，一个是非分明的答案！”
耀邦接着说：“化大革命’是九年无宁日，是今不如昔，你的爸爸就属于最早喊出这个口号的那批人。这些话错了吗？化大革命’该不该否定？即使是毛泽东领导的、发动的又能不能否定？”
这时的耀邦满脸放光，边说边打手势，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和挑战精神，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团中央的“小字辈”。
耀邦接着说：“把毛泽东的话奉为圣旨，甚至把他错误的东西也加以颂扬、推行，这种人从世界观上，就是和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更有甚者，利用他以打倒反对自己的人，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是野心家，阴谋家。”
他又说：“毛泽东不是不可以批评的，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不是不能改变的。即使他本人也是反对这样做的。有过先例嘛！”
“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他坐了下来。
他滔滔不绝，历史的，现实的，或回顾，或评议。梗概如下：
在延安搞肃反时，中央直属队成绩最大，共抓了7个有特嫌的人，毛泽东很高兴，找我去汇报，要我谈谈经验。我说这7个人里啊，恐怕连一个特务都没有！毛大为惊讶，说说看。我讲了一段自己在中央苏区肃反时亲历的故事。那时和你爸爸在一起，他在少共中央，我在下面做儿童团工作，组织上急传我赶回来。见到一些领导同志后，表情都怪怪的，我有些纳闷，也没有去多想。天热，睡不着，夜深了，翻来覆去的，江西是竹楼，隔着竹篱笆墙，听到说话声，声音很小，但还是听得清的，好像是在说抓AB团的事。突然胡耀邦三个字蹦出来，这三个字我是听得真真切切。一个声音说，已经把他弄回来了，今晚处决掉算了……我脑子一下子就蒙了，不行！我死也要死个明白！我跳下床，推开门就冲进去，满屋子人都吓了一跳。我好半天说不出话来，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一个放牛娃，拼死跟着红军闹革命，命都不要了，今天居然把我当反革命，要杀我，你们还是共产党吗？我含着泪，讲述着我苦难的童年和参加革命后的经历。记得坐中间的是顾作霖，他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哪里听过这些，哪里知道众多的红军战士们曾有过的悲惨身世和他们被逼上梁山的苦难经历。顾作霖被感动了，在场的许多人也都被感动了。就这样，我也就被赦免了。
耀邦接着说：“毛主席听后，陷入了良久的沉思。后来他改变了当初的许多做法，扭转了左倾主义的审干路线，并亲自为许多人做了甄别。所以，毛泽东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也是可以改变的嘛！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敢于坚持真理的。就像你父亲一样，即使是毛泽东批准的、决定的，他也敢站出来反对！”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面前的这个个子不高的叔叔，将是日后率领全党与“两个凡是”做斗争的勇士，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旗手。
我陪父亲散步，讲起见到耀邦的情景。
他说：“不唯上，不唯书，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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