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81部分

大亚湾核电站同样辉煌。1993年并网发电，也是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它的建成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能源缺乏的广东省一直靠北煤南运，省内水系落差小，不具备发电条件，就从核电上找出路。可他们缺电也缺钱，于是利用比邻港澳的优势，“借钱买鸡、借鸡生蛋、卖蛋还钱。”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透着商业运作的智慧。1983年，与香港合资，并与法国、英国签订了设备购置、技术服务和贷款协议。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中国的核反应堆专家彭士禄。彭湃是我父亲年轻时追随的革命偶像；彭士禄是我父亲欣赏的专家型领导干部。

两个项目，两条道路，两种办法，殊途同归。不管当时的争执如何激烈，矛盾如何复杂，也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这段小小的插曲，多少折射出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探索中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了那一代人特有的风采。

话虽如此，但我国核电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能源结构中核电所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仅有1％，远远低于美国21．9％、日本33．4％、法国77．4％。

20多年来，几乎很少有人对中国长期的能源需求有冷静、清晰的判断，自然对于核电的战略定位更是无从谈起。在80年代崇洋的风潮下，像我父亲这样的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土包子们，是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的。

直到2003年，捉襟见肘的窘相终于露出来了。2005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扬，能源供应全面趋紧。这些因素使得核电在国家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一再攀升。

1月7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了广东省大亚湾核电站。一周后，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透露，国家已经用“积极发展核电”代替了“十五”规划中的“适度发展核电”政策。

3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宣布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至此，传扬了两年的中国核电战略调整，终于在国家层面上获得确认。各界发展核电热情高涨。不仅在沿海缺乏能源的省市，内地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重庆、广西等省市，也向发改委提出建设核电的强烈要求。

温家宝总理出行法国之前，向《费加罗报》重申了中国的核电发展目标：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届时全国总装机容量的4％。

我想，这大概是父亲最希望看到的了。

不久前，有一部关于秦山核电站的电视纪实片上映。秦山，从你并网发电算起，你应该是13岁了吧？如果你是个少年，你一定是虎虎生风；如果是个少女，正值豆蔻年华。在你还在母腹中时，我就曾关注过你，我的父亲，为了你的出生，甚至还曾付出过政治代价，开罪了一些政坛要人。我满怀期盼地等待着它的播出。这部片子记载了秦山人艰苦的创业，描绘出秦山美好的未来，铭记下许多为核电做出贡献的人物，但令我伤心的是，唯独没有我父亲的名字。

古记，东海有仙山。站在杭州湾旁的秦山山麓，遥望大海。随着岁月的流逝，今天，父亲他们这一代人，早已像这海面上的晨雾一样，消失在这茫茫的海天佛国之中了。

4　水头如箭破夔门

将近在一年前，中央和军委高层发生了一次变化。

1981年6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职，胡耀邦和邓小平分别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同年7月10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尚昆为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

父亲忽然间从国务院领导层中消失了，这件事在党内高层引起了议论和疑惑。这如果仅仅是针对父亲个人，问题当然就简单得多了，但这恰恰涉及到国防工业领导体制的走向问题。

对这件事最着急的大概是杨尚昆了。就在父亲被免职的两天后，好像也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杨尚昆从北京打来电话，他们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电话打完，我们饭都吃完了，叫炊事员把饭菜再热热。我问父亲，有新情况？他点点头：“杨要我继续抓下去。”

还要继续干？

“他（杨）说他也是才知道。说这样大的事，事先连气都不通一下。他已经和小平同志说了，还是要我把这一摊继续抓下去，不能放。”

国务院搞机构改革，只知道是把主管各口子的副总理都改成国务委员，原以为不过是个名称变变，谁能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有人慢慢回过味来了。

我说，怎么抓啊？职务都没有了，以什么名义去抓？

“杨的意思是干脆过到军委这边来。具体怎么个搞法，他再协调一下。”

由杨尚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件事在酝酿时，邓小平曾征询过父亲的意见。父亲对杨是太了解了，他们在中央苏区就很熟悉。他认为，杨离开军队时间是长了些，但他的协调能力还是很强的，出任军委秘书长，应该说是个合适的人选。

父亲说：“邓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个人决断上弱些，但他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我赞成他到军委来，我会支持他的工作的。”

杨来军委之前和我父亲也有过一次长谈。他说，小平同志要他到军队来，他是有顾虑的，自己离开军队太久了，军队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小平同志说，有什么好怕的？有事就问爱萍嘛！军队的事他还不熟悉？我和他打过招呼了，他会支持你的。

父亲还回忆起年轻时他们在中央苏区组建中央直属机关篮球队的美好时光。看得出，他很动情。他身居高位，但心地单纯，他看重的是同志之间真诚的友谊。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今天都取得了这样显赫的地位，彼此之间还能像年轻时那样推心置腹的谈话，是难能可贵的。

他说：“同志间在一起工作，不可能都那么一致。但有一条，只要能交心，再有分歧都不怕，怕是怕在不能交心了。”

他接着说：“我原来想就休息了，但人家既然这样说了，就先帮着管一下吧。管他什么名义，反正是共产党的事。等找到合适的人，我走就是了。”

历史又在重复，44年前，他应彭雪枫之邀来到魏凤楼那里搞统战，为彭雪枫部筹措粮草，不也是这样吗？盛情难却，何况还是多年的战友呢！

我们乘船沿长江自重庆返京。目的只有一个，看看三峡。

三峡第一峡穿越夔门，是三峡中最险的航道。江岸两侧壁立如削，高耸入云，恰似天造地设的大门。船从陡峭的岩壁间挤进去，脚下水流湍急，耳边山风呼啸，惊涛拍击，如山崩地裂一般。

俗话说：“走出夔门便是龙。”父亲指点两岸道：“1929年从这里出川，就再也没有回过头了。”

江水日夜奔流，人却已近暮年。他不自禁地念出一首诗来：

“山川壮丽欣重睹，旧梦依稀认血痕。万千险滩皆稳渡，水头如箭破夔门。”

是啊，面对大江东去的宏阔气象，回顾中国革命走过的千山万水，天地间，个人显得如此的渺小。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名往，一个革命者，难道不应该持有更为达观的人生态度吗？

你念的是陈毅元帅的诗吧？我说道。

还在更早一些时候，他和王震商量，将所有涉及国防科研和生产的部门统辖起来，统一领导，结束相互扯皮、各自为战的局面。杨尚昆到军委后，支持这个方案，在半年前，以他和杨尚昆两人的名义提出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的建议。就在他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后，1982年5月10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这是他力主了几十年的事，他决定利用最后的时间帮杨尚昆理清做完这件事。为了使大批顶级的大科学家和科技精英们在国防科技的最高决策中发挥作用，他动议组建与国防科工委平行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力主陈彬和张震寰分别执掌这两个委员会。他配齐了领导班子，还特别选择了三个有专业知识高学历的年轻干部，最年轻的伍绍祖34岁。然后，他正式向军委写出了退休报告。

在这之后，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父亲都蹲在葫芦岛海军试验基地，亲自坐镇指挥潜艇水下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这件事对他太重要了。

潜地导弹对于实战的重大意义还不仅在于能水下发射，关键它是由固体燃料作为推动力的。第一代导弹，都以液体燃料推动，体积大、加注时间长，存放在发射井里，在卫星侦察和精确制导武器发展的今天，很容易被敌人摧毁。而固体燃料导弹则具备了体积小、机动性强的特点，可以车载着和敌手玩玩捉迷藏的游戏。这个隐蔽、机动的特点，注定了它在我们这样一个奉行后发制人战略的国家中特殊的地位。早在50年代中期，研制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工作就开始了；1967年，决定研制与核潜艇配套的固体潜地战略导弹；1977年，父亲第三次复出时，提出了“大打固体战”，把它与洲际导弹、地球同步卫星一起列为三项重点突破的内容。

这发潜地导弹，又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一代半”产品。固体导弹本属“二代”，因为最初研制的固体燃料推动力小，需要用潜艇将导弹拖到预定海底潜伏，然后发射，称为“半机动”，所以叫“一代半”。在这之后，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直接向我父亲建议，让海底蛟龙上陆是能够做到的，父亲认同了这个建议，也认同了提出这个大胆建议的人。不久，终于成功地进行了在区域性公路上用运输发射车发射固体地地导弹的飞行试验，中国的第二代导弹即固体导弹从此诞生。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就是后来我国第一代载人航天飞船的总设计师——王永志。后生可畏啊！

父亲没有接到对他离休报告的批复，却接到了新的任命。

新一届的军委组成了。

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为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不再设常委。

这个任命是中央对我父亲的信任，同时也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我国，国防工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它依据军方提出的要求，研制生产武器装备，但它本身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领导体制上，横跨军委和国务院两大系统，国外习惯称它为“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工业界集团”。长期以来，一直由军方和国务院同时兼有职务的领导人担任主管，像贺老总、罗瑞卿、王震以及我的父亲。现在，国务院单方面做出了人事调整，免去了我父亲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就意味着打破了既成的军工管理体制。当然，不排除在新任命的国务委员中，重新拟定人选。在新产生的13个国务委员中，耿飚和余秋里和军方是有联系的。但耿飚刚从军委秘书长的位置上卸任，不可能再会接手相对局部的国防工业这一摊，何况他在军内已没有职务了。余秋里呢？当时正在考虑由他或是陈丕显来接任总政治部主任，军队高级干部中，似乎倾向余的要更多些，毕竟余在军队的时间要更长些。所以，余也可以排除。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变动，真的是要在军工体制上动刀子吗？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仅仅是一次纯人事的调整，只是他们不小心触动了体制。

但这足以引起军方的警觉。撤销国防口，由国务院单独执掌国防工业各部，军队需要什么，就订货嘛！后来的体制变更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军队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一支军队，当它离开了武器装备的支持，会是什么呢？难道真像赫鲁晓夫讥讽的那样：“民兵算什么？在核大战中，它只是堆肉！”

杨尚昆，他何尝不明白，武器装备可是军队战斗力的硬件啊！而这一摊，建制复杂，经费奇缺，加上“文革”十年的折腾，与世界先进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成为军队战斗力攀升最难逾越的障碍。

如果军队放弃对国防工业的领导权，听任别人安排自己的命运，那将会是什么状况呢？当然，谁都会说，你放心，我们保证军品优先。对这种空头支票，能信吗？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老九不能走！”张爱萍这个军方派出的死硬派人物，留在国务院，继续执掌国防工业大军，应该说是最合适的。

上述这些分析，是从体制的角度看待个人存在的意义。我想，凭父亲的思想方法，他是不会想到的。他很简单，是个直线思维的人。一定要我干，我就干出个样子；不要我干了，我就休息，颐养天年。

第一次会议上。杨尚昆说，给我们这个会起个名字吧。按过去叫军委办公会议，不是太确切了。小平同志说，老帅们都还在，你们这几个就叫秘书长、副秘书长吧。过去也叫过军委常委会，但军委这次取消了常委，这个名字也不好叫了。父亲说，可以仿照国务院，叫军委常务会议。杨说，好，就这么定。

父亲仍然是负责全军的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领域。另加了外事。

杨最后说，既然中央把军队交给了我们5个人了，谁都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一起再干5年，到1987年，我们5人共进退。这就是被广为流传的五人共进退的约定。

父亲回忆时说：“日常工作是我们五个人研究，几个元帅不来，但他们的秘书都列席，便于及时沟通。会后一般是杨去邓那里汇报，遇到重要的专项问题，讲不清楚的，分管的同志也一起去。”

1982年11月19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提议，任命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他又回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在军队的职务是军委常务会议成员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对国防工业的主导作用。时隔他被免职的五届人大常委第23次会议，正好半年。

但这一届军委，迎来的却是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冬天。

长期的临战体制，使我军兵员和武器装备在数量居世界前列。因为投入不足，加上改革开放后，订货体制的逐渐市场化，军品成本大幅上涨，装备采购数量不得不减少，即使研制出新型的武器也无法装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