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气？”姥姥很诧异。
“唉，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乱插嘴……”
姥姥好像有点怕他似的，躲着他的目光。
他又凑近了说：“我没有亲人，很孤独，跟谁都想谈谈……”
“那您为什么不结婚？”
“唉！”他叹了口气，走了。
姥姥闻了闻鼻烟，表情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别老跟着他，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
可是我偏偏觉得他有吸引力。
他说“很孤独”的时候的表情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一种我能理解的触动心灵的东西。
我不由自主地又找他去了。
他的房间里非常凌乱，一切都毫无秩序地乱摆着。
我发现他坐在花园的坑里，以头枕手，靠在那段烧黑了的木头上。
他眼望前方，出神地凝视着天边，好半天才自言自语似地说：“找我？”
“不”
“干什么”“
“不干什么！”
他擦了擦眼镜，说：“过来吧。”
我过去，挨着他坐下。
“好，坐着，别说话好吗？你脾气怎么样？拗不拗？”
“拗。”
“好事情。”
沉默。
秋天的傍晚，五彩缤纷的草木瑟瑟地在凉风中抖动；明净的天空中，有寒鸦驰过。
寂静充斥了整个空间，郁郁的心中也无声地凉了下来，人也变得有气无力。只剩下思想在飘荡。
飘荡的思绪裹着忧伤的衣裳，在无垠的天际行走，翻山越岭，越海跨江……我倚着他温暖的身子，透过苹果树的黑树枝仰望泛着红光的天空，注视着在空中飞翔的朱顶雀。
我看见几只金翅雀撕碎了干枯的牛蒡花的果实，在里面找花籽吃，看见蓝色的去彩下，老鸦正姗姗地向坟地里的巢飞去……多么美好的自然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问：“美吗？冷吗？湿吗？
啊，多么好啊！“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他说：“走吧……”
走到花园的门边儿上，他又说：“你姥姥太好了！”
他闭上眼睛，陶然地念道：上帝给他的惩罚很可怕，他不该听从坏人的话。
忠于职守要分善恶，助纣为虐没有好下场。
“啊，你得记住这些话，记住！”
他拉信我，问：“会写字吗？”
“不会。”
“要赶紧学，把你姥姥说的记下来，很有用的……”
我们成了朋友。
从那天起，我随时都可以去找他了。
我坐在他的破箱子上，不受阴拦地看他熔铅、烧铜，他手里不停地变换着工脸：木锉、锉刀、纱布和细线似的锯……他往杯子里倒各种各样的液体，看着它们冒烟。
满屋子弥漫他人的气味儿，他咬着嘴唇不时地朝着书本，不时地唱上那么一句：沙良的玫瑰哟……“你在干什么？”
“做一件东西。”
“什么？”
“啊，不好说，你不会明白的……”
“我姥爷说，你是在做假钱……”
“你姥爷？他胡说。怎么会呢……”
“那，你用什么买面包”“
“买面包？啊，那要用钱！”
“还有，买牛肉也要！”
他轻轻地笑了，揪住我的耳朵：“你把我给问住了！”
“咱们还是不出声吧……”
有的时候，他不再工作。我们户并户地遥望窗外，看秋雨在房顶上、草地上、苹果树枝上漫漫地飘洒。
除非特别必要，他不说话。如果想让我注意一下什么，他常常只是推我一下，向我眨眼睛。
我经他这么一推、一眨眼睛，就觉得好像所见到的东西就特别有意义了，一下子就记到了心里。
比如，一只猫跑到一潭水前猛地停住了，它瞅着自己在水中的影子，举起爪子要去抓！
“好事怀”说：“猫总是很多疑的……”
大公鸡往篱笆上飞，差一点掉下去，它显然是生了气，引颈大叫！
“噢，好大的架子，可惜不够聪明……”
笨投降的瓦列依踩着满地的泥泞走过去，他抑起头来看天，两个颧骨突起很高。秋日的阳光照在人了上衣的铜扣子上，闪闪发光，他不由自主摸着扣子。
“他在欣党自己的奖章呢……”
“好事情？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有痛苦变或欢乐的时刻，我都有点离不开他了。
他虽然很少说话，却不阻止我讲出我所想到的一切。这和姥爷不一样，他总是说：“闭嘴，没完没的了！”
姥姥丙在则变得心事重重，很少听别人讲话，也不过问别人的事了。
只有“好事情”常常聚精会神地听我说话，笑着说：“这不大对头吧，是你瞎编的吧……”
他的三言两语的评论总是恰到好处。
我有时是故意编一套不着边际的事，像真的似地讲给他听，可赐听几句，他就识破：“噢，又瞎说了……”
“你怎么知道？”
“我能看出来……”
姥姥常带我去先娜文挑水，有一回，我们看五六个小市民正打一个乡下人。
他们把乡下人按倒在地上，没命地毒打。
姥姥扔掉水桶，大步向他们冲去，同时向我喊了一声：“快躲开！”
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个劲儿跟着她跑，捡起石头子儿扔向那些小市民。
姥姥无所畏惧地用扁担挥打他们，又来了一些人，小市民们跑了。
乡下人被那伙人打得遍体鳞伤，他用流血不止的手指按着撕开的鼻孔，哀嚎着，咳嗽着。
血测了姥姥一身，她浑都在抖。
我回到家，立刻就把件事告诉了“好事情”，他呆立着，目光苛刻地审视着我，突然说：“太好了，就该这么办！”
我刚才看到的一切深沉地震摄了我，我不顾他的反应，继续说着。
可他搂住我，激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了，好了，你已经讲得很全面了，太好了！”
我有点委屈。
可我立刻就明白了，我是在不停地重复！
“噢，你不能总是重复！这不是最好的记忆资料！”
类似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常常让我记上一生。
我跟他讲了我的故人克留会尼可夫，这是个大脑袋的孩子，是个打架能手。我打不过他，谁也打不过他。
“好事情”听了，说：“这是小事儿，都是些笨力气，真正的功夫在于动作的速度，懂吗？”
从此我就更重视“好事情”的话了。
“任何东西都要会拿，这可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啊！”
我一点也不明白，可其中的神秘感让我永远记住了。
家里人越来越不喜欢“好事情”，连猫也不往他膝盖上爬了，而别人有膝盖它都上。
我因此打过这只猫，为了让它别怕“好事情”，我差点气哭了。
“可能是我身上的酸味儿吧，它不喜欢！”
姥爷知道我常去“好事情”那儿，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这事儿我没有告诉“好事情”，不过我说了别人对他的看法：“姥姥说你在搞”邪门歪道“！姥爷也说你是上帝的敌人，。”
他淡淡地一笑：“这我早知道！”
“真的？”
“是啊……”
他最终被赶走了。
有一天，我一早跑他那儿，看见他在唱《沙朗的玫瑰》，手在箱子装东西。
“我要走了……”
“为什么？”
他看了看我：“你不知道？这房子要腾给你母亲住……”
“谁说的？”
“你姥爷。”
“他胡说！”
“好事情”拉着我坐下，悄声说：“别生气！我还以为你知道而瞒着我呢，错怪你了……”
我感到十分惆怅。
“你珲记得我不让你到这儿来的事吗？”
我点点头。
“你当时生我的气了？”
我又点点头。
“我知道，如果咱们俩成了朋友，你家里人一定会骂你的！
“你明白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个吗”“
当然。“
“噢，那太好了，正应如此……”
我心里很难受。
“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你？”
“我是个外人……”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拉着他的袖子不松手。
“别生气，也不要哭……”
他几乎是在耳语。可他自己的眼泪却滚了下来。
沉默地坐了许久。
晚上，他走了。
我走出门，看他上了大车，震动的车轮摇摇晃晃地走在泥泞的路上。
他刚走，姥姥就开始冲洗那间房子，我在屋了里来回走了故意打扰她。
“快走开！”
“你们为什么把他赶走？”
“这不是你问的！”
“你们都是混蛋！”
“你疯了？”
她抡起了拖把，吓唬我。
“我没说你！除了你，都是混蛋！”
吃晚饭的时候，姥爷说：“谢天谢地，看不见他了！这家伙让我心口窝堵得慌！”
我恨恨地把勺子弄断了，又挨了一顿揍。
我和我们祖国中的无数优秀人物的第一个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
第九章
回忆过去，我以为自己那时可以说是个蜂窝。各式各样的知识和思想，都尽可能地被我吸了进来，其中自然不乏肮脏的东西，可我以为只要是知识就是蜜！
“好事情”走了以后，我和彼德大伯挺要好。
他也像姥爷那样，干瘦干瘦的，个子矮小很多，像个小孩扮成的老头儿。
他脸上皱纹堆累，眼睛却非常灵活，这就显得可笑了。
他的头发是浅灰色的，烟斗里冒出来的烟跟他的头发一个颜色。
他讲起话来嗡嗡地响，满口的俏皮话，好像在嘲笑所有的人。
“开始那几年，伯爵小姐，敬爱的达尼娅·列克塞鞭娜，命令我：”你当铁匠吧。‘“可过了一阵子，她又说：”你去给园丁帮忙。’“行啊，干什么都行，一个大老粗嘛！‘”可过了一阵子，她又说：“你应该去捕鱼！’”行啊，去捕鱼！我刚爱上这一行，又去赶马车，收租子……“
“再后来，小姐还没来得及再让我改行，农奴就被解放了，我身边只剩了这匹马，它现在就是我的公爵小姐！”
这是一匹衰老的白马，浑身的肮脏使它变成了一匹杂色马。
它皮包着骨头，两眼昏花，脚步迟缓。
彼德对它一向毕恭毕敬，不打它，也不骂它，叫它丹尼加。
姥爷问他：“为什么要用基督教的名字叫一匹牲口？”
“噢，尊敬的华西里·华西里耶夫，不是的，基督教里可只有一个达吉阳娜啊！”
彼德大伯认字儿，把《圣经》读得烂熟，他经常和姥爷争论圣人里谁更神圣。
他们批评那些有罪的古人，特别是阿萨龙，经常对他破口大骂，有的时候，他们的争论则完全是语法性质的。
彼德很爱清洁，他总是把院子里的碎砖烂石踢开，一边踢一骂：“碍事儿的东西！”
他很喜欢说话，似乎是个快乐的人。可有时他坐在角落里，半天不说一句话：“彼德大伯，怎么啦？”
“滚！”他粗暴地回答。
我们那条街上搬来了一个老爷。脑袋上长着个瘤子。
他有个很奇特的习惯，每逢周日或假日，他就坐在窗口上用鸟枪打鸡、猫、狗和乌鸦，有时候还向他不喜欢的行人开枪。
有一回他击中了“好事情”的腰，“好事情”幸亏穿着皮衣才没负伤。他拿着发着蓝光的子弹看了好久。
姥爷劝他去告状，可他把子弹一扔：“不值！”
另一次，他打中了姥爷的腿。
姥爷告了状，可那个老爷不见了。
每次听到枪声，彼德大伯总是匆忙地把破帽子往头上一戴，跑出门去。
他挺胸抬头，在街上来回走，生怕打不中他似的。
那个老爷显然对他没兴趣，众目睽睽之下，彼德大伯经常一无所获地回来。
有时候，他兴奋地跑到我们面前：“啊，打着下襟了！”
有一回打中了他的肩膀和脖子。姥姥一边用针给他挖子弹，一边说：“你干吗惯着他？小心打瞎你的眼！”
“不会的！他算哪门子射手？”
“那你在干什么呀？”
“逗他玩儿！”
他把挑出来的小子弹放在手心里，看了看说：“算哪门子射手啊！”
“伯爵小姐有位丈夫叫马蒙德·伊里奇——她的丈夫很多，经常换！——是位军人，啊，那枪法，简直无与伦比！
“他只用那种单个儿的大子弹，不用这样的一大把小东西！”
“他让傻子伊格纳什加站在远处，在他腰上系一个小瓶子，瓶子悬在他的两腿之间。
“‘啪’的一声，瓶子碎了！伊格纳什加傻笑着，高兴透了。
“只有那么一次，不知是什么小东西咬他一口，他一动，子弹打中了他的腿！”
“马上就叫了大夫来，剁了他的腿，埋了，完了。”
“傻子呢？”
“他，没事儿！”
“他不需要什么手啊，脚啊的，凭他那副傻相就有饭吃了。
“人人都喜欢傻瓜，俗话说，只要是法院的就能管人，只要是傻子就不欺负人……”
这类故事一点也不让姥姥感到吃惊，因为她知道很多类似的事。
我可不行，有点怕：“老爷这样打枪会打死人吗？”
“当然”。
“他们自己还互相打呢，有一回一个枪骑兵和马蒙德吵了起来，枪骑兵一枪就把马蒙德给打到坟里去了。自己也被流放到了高加索。
“这是他们打死了自己人，打死农民就是另一回事儿。”
“因为农奴没解放以前，农民还是他们的私人财产，现在浊了，随便打！”
“那时候也随便打！”
姥姥说。
彼德大伯认为是这样：“是啊，私人财产，可不值钱啊……”
他跟我很好，比和大人说话要和气，可他身上有一种我不喜欢的东西。
他给我的面包片儿抹得果酱总比虽人的厚，，谈话的时候总是一本正经的。
“将来想干什么？小爷儿！”
“当兵。”
“好啊！”
“可现在当兵也不易啊，神甫多好，说几句‘上帝保佑’就应付了差事，当神甫比当兵好！
“当然，最容易的是渔夫，什么也不用学，习惯了就行了。”
他模信着鲈鱼、鲤鲤、石斑鱼上了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