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说，”我告诉他，“我只是个白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反而更适合！”克拉斯顿先生说。“听我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好人。社会中坚份子，我告诉你！社会中坚份子！”
我不喜欢这点子，就跟我不喜欢旁人替我出那些点子是一样的，因为，旁人的点子往往到头来替我惹祸上身。可是，我告诉妈妈之后，她又泪眼汪汪，满脸欣傲，说她儿子要是成了美国参议员那就圆了她的天大美梦。
呃，宣布竞选的日子到了。克拉斯顿先生和另外那些人在木比耳租下了体育馆，把我拖上台，面对那些花五毛钱进场听我说屁话的观众。他们先陆续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然后轮到我。
“同胞们，”我开口。克拉斯顿先生和其他人已替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待会儿观众还会有人发问。电视摄影机在转动，闪光灯迸爆，记者们在笔记本上振笔疾飞。我念完了整篇演讲稿，稿子不长，也没什么道理——可是，我又懂什么？我只是个白痴。
我讲完之后，记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来，看着她的笔记本。
“眼前我们正濒临核子危机，地说，”经济衰败，全世界谴责我们，犯罪弥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饿，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贪婪遍布全国，农民破产，外国人入侵，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工会腐化，贫民窟的婴儿生命垂危，税赋不公，校园混乱荒芜，疾病和战争像乌云笼罩我们——有鉴于这一切，甘先生，“她问，”依你看，什么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全场静得可以听到细针掉落地上。
“我要尿尿。”我说。
观众疯狂了！人们开始呐喊，欢呼、挥着手。从体育馆的后座有人开始唱口号，没多久，整个体育馆都在唱着。
“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他们吼叫着，我妈一直坐在台上我的后面，这时，她过来把我从麦克风前面拖开。
“你该觉得羞惭，”她说，“竟然在公众场合这样说话。”
“不，不！”克拉斯顿先生说。“很好！群众爱死了。这句话将是我们的竞选口号！”
“什么话？”妈妈问。她的眼珠缩成豆大。
“我们要尿尿！”克拉斯顿先生说，“听听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平凡百姓这么亲近！”
可是妈妈不信这一套。“谁听说过有人用这种竞选口号来着！”她说，“这句话扭俗恶心——况且，它又有啥涵义？”
“这是一种象征，”克拉斯顿先生说，“想想看，咱们把它印在看板、招牌和汽车贴纸上。再做成电视和广播广告。这是天才之作啊。就是它。我们要尿尿象征了摆脱政府的迫害——排除这个国家所有的污秽……它代表了焦虑和即将来临的解脱！”
“什么！”妈妈狐疑地问。“你是不是疯了？”
“阿甘，”克拉斯顿先生说，“你就要去华府哆。”
情况看来似乎是这样。竞选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我们要尿尿”成了盛行一时的口头禅。人们在街上，从巴士上、汽车上，叫喊这句话。电视评论员和报纸专栏作家花了不少时间跟民众阐释这句话的涵义。牧师在讲经坛上高声宣读这句话，孩童在学校唱这句口号。情势看来我铁定当选，而且，事实上，我的竞选对手狗急跳墙；把他自己的口号改为“我也要尿尿！”在全州各地到处张贴。
而后，事情全砸了，跟我担心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要尿尿”这玩意竟然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注意，没多久，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派出调查记者来探究这件事。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态度客气又友善，但是，回去之后他们开始挖我的过去经历。一天，新闻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参议员候选人一生浮沉”头条标题这么写。
首先，他们报导我大学一年级就被退学。接着他们挖出珍妮和我去看电影我被警方拖出戏院的鸟事。然后他们登出我在玫瑰花园向约翰逊总统露屁股的照片；他们四下调查我在波士顿跟“裂蛋合唱团”演出的那段经历，引述旁人说我吸大麻，还提到在哈佛大学涉及一件“可能的纵火事件”。
更要命的是——他们竟然调查出我向国会山庄扔勋章被起诉，而且被法官判决送进疯人院观察的事。还有，他们非常清楚我摔跤的经历，并知道我绰号“笨瓜”。他们甚至登出我被“教授”绑成木乃伊的照片。最后，他们提到有若干“匿名消息人士”说我涉及一桩“跟一位知名女星有关的好莱坞性丑闻”。
这下子完了。克拉斯顿先生冲进竞选总部，嘶喊：“我们毁了！被他们从背后捅了一刀！”之类的屁话。但是这码子事结束了。我别无选择只能退出竞选，第二天，妈妈和我和崔伯先生坐下来长谈。
“阿甘，”崔伯先生说，“我认为你还是暂避风头的好。”
我知道他说得对。何况，还有一些事长久以来始终梗在我心里，只不过一直没说出来。
养虾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我倒满喜欢这工作，每天天亮即起，到池塘设网，然后收成等等，夜里我和公苏坐在钓鱼小屋的阳台上映口琴，星期六买上六罐啤酒喝个酩酊大醉。
如今情况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我得参加各种晚宴，吃些模样神秘兮兮的东西，女士们戴着大大的耳环之类的玩意。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人们老是要问我天底下发生的大小屁事。进了参议院，情况一定更糟。如今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事物就这么从我身边溜走了。
还有，如今我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长出了皱纹，发鬓泛灰，体力也不如从前了。我知道生意一直在进展，但是我自个儿，我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我纳闷自己做这些究竟为了什么？许久以前，我和巴布有个事业计划，如今这事业已远超过我们的梦想，但是又如何？它的乐趣远不如我在“橘子杯”跟那些内布拉斯加种玉米的家伙赛球，或是在波土顿跟“裂蛋”
演出时吹口琴飙上一段，或者，就这一点而言，跟约翰逊总统一起看“贝弗利山人”。
当然，我想我的心境大概跟珍妮也有点儿关系，但既然这是件没办法的事，我不如忘了它。
总之，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妈妈哭哭啼啼，用手帕一下又一下揩眼泪，跟我料想的情况一模一样，但是崔伯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决定。
“咱们何不告诉大家，你是去度长假，阿甘，”他说，“当然，你的生意利润永远在这儿，你要用随时可以拿去。”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我拿了一点现金，扔了几件衣服在帆布袋里，然后到工厂。我跟妈妈和崔伯先生道别，然后，出去跟大家握手——麦克、奎肯布希教授、“屎蛋”、“蔬菜”、“蛇人”、费拉斯教练和他的打手训练员，还有巴布的爸爸等，每个人。
之后，我去小木屋找到公苏。
“你打算怎么样？”我问。
公苏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袋子拿到门口。我们坐上小船，划到贝特河镇，搭巴士赴木比耳。售票小姐说：“体们要去哪儿？”我耸耸肩，她就说，“你们何不去沙凡纳？我去过一次，是个好地方。”
于是我们就去了。
第二十六章
我们在沙凡纳车站下车。当地下着倾盆大雨，我和公苏钻进车站，我买了一杯咖啡，走出车站，站在屋檐下，思索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我没有任何计划，因此，喝完咖啡我就取出口琴吹了起来。我吹了两首歌，结果，呵，一名路过车站的家伙丢了一枚两毛五硬币在我的咖啡杯里。我又吹了几首曲于，过了一阵子，咖啡杯里装了半满的零钱。
雨停了，于是我和公苏就信步走了一段路，来到市中心的一座公园。我找了张长板凳坐下，又吹了一阵子，果然，人们陆续丢了些两毛五和一毛硬币在咖啡杯里。公苏会过意来，有人经过它就拿着咖啡杯走到人家跟前。一天下来，我赚了将近五块钱。
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公园一张长板凳上，那感觉真好，夜色清朗，星星月亮都出来了。
早上，我们吃了些早饭，等人们纷纷出门上班的时辰，我又开始吹口琴。那天我们赚了八块钱，第二天赚了九块，一星期下来我们的收入相当不赖。过了周末，我发现一家小乐器行，于是进去瞧瞧能不能线到一把G大调的口琴，因为一天到晚吹C大调渐渐觉得单调乏味。我在角落看见一台二手电子琴要出售。那台琴看起来酷似从前乔治在“裂蛋”弹的那一台，他曾经用它教过我弹几个和弦。
我问店家那台琴要多少钱，那家伙说两百块，但是他愿意算我便宜点。于是我买了电子琴，那家伙甚至在琴上装了个支架，这样我就可能同时吹口琴。这么一来使我们受欢迎的程度大增。第二个星期结束，我们几乎一天赚十块，于是我又去乐器行买了一组二手鼓。练习了几天之后，我的鼓技也相当不赖了。我捏掉那只保丽龙咖啡杯，买了个锡铁杯让公苏拿着，收入非常好。我表演的曲子五花八门，从“那夜他们载狄克西南下”到“摇吧，美轿车”；我还找到了一间肯让公苏住，而且供应早晚餐的租宿公寓。
一天早上，公苏和我正要去公园的时候，天又下起雨来。沙凡纳有一个特色——每隔一天就会下一场倾盆大雨，感觉上是这样。我们正沿街走过一栋办公大楼对面，突然我看见一样非常眼熟的东西。
有个穿西装的男人顶着雨伞站在人行道上，而且是站在一个大塑胶垃圾袋前面。有人在垃圾袋底下躲雨，只看见有只手从袋子底下伸出来，替那个穿西装的男人擦鞋子。我过街凑近一看，哦呵，我看见垃圾袋底下还露出了那种手推车用的小轮子。我高兴得胸口快炸了。
我走过掀掉垃圾袋，果然，真是丹恩，擦鞋维生！
“把袋子还给我，你这大笨蛋，”丹恩说，“我淋成落汤鸡了！接着他看见了公苏。原来你终于结婚啦，啊。”丹恩说。
“是公的，”我告诉他。“你记得吧——我上太空认识。”
“你到底替不替我擦鞋子？”穿西装的家伙说。
“滚开，”丹恩说，“否则我把你的脚跟咬成两半。”那家伙嘛，他走开了。
“你在这儿做什么，丹恩？”我问。
“你看我像在做什么？”他说，“我成了共产党啦。”
“那你于嘛擦皮鞋？”我说。
“羞辱那些资本主义奴仆啊，”他回答。“在我眼里，皮鞋亮晶晶的家伙统统是废物，所以我擦的皮鞋愈多，送进地狱的废物也就愈多。”
“唔，随你说去，”我说。丹恩扔下擦鞋布，把自己推到遮篷底下躲雨。
“啊，呢，阿甘，我并不是什么共产党，”他说，“话说回来，他们也不会要我这副德行的人。”
“当然会要，丹恩，”我说。“你总是告诉我，无论我想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都一定做得到——你也一样。”
“你还相信那些狗屎？”他问。
“我见到了光屁股的玛丽莲·梦露。”我说。
“真的？”丹恩说。“是什么模样？”
晤，那以后，丹恩和公苏和我可以说是结为一体，丹恩不愿住在租宿公寓里，因此晚上他都睡在外头用垃圾袋遮着。“塑造个性，”他这么形容。他叙述了他离开印第安那波里之后的经历。他先是把摔胶赚来的钱拿去赌赛狗，几乎输得精光，剩下的他全拿去喝了酒。接着他在一家车行找到工作，负责修理车底盘，因为他坐在小轮车上容易钻进车子底下，但是他说他厌腻机油整天滴在身上。“我也许缺了腿，不是好人，是个无赖醉鬼，”他说，“可我从来不油渍渍的。”
之后，他回到华盛顿，当地正在为一座替我们这些参加越战的人建造的什么纪念碑举行盛大揭幕典礼，他们瞧见他，又知道他的身份之后，便要他发表演说。但是他在什么接待会上喝得烂醉，把他的演讲稿全忘了。于是他从他们安排他住的那家饭店偷了一本旧约圣经，轮到他演讲时，他读了整本《创世纪》，正打算摘述《诗篇》的一些句子时，他们关掉麦克风，把他这浑球拖走。那以后，他试过乞讨一阵子，但是后来不干了，因为这工作“没尊严”。
我告诉了他，我跟崔伯先生去比赛西洋棋，以及养虾生意大获成功，还有竞选美国参议员的事，但是他似乎对玛丽莲·梦露比较感兴趣。
“你认为她那双奶子可是真货？”他问。
我们在沙凡纳大概已经待了一个月，生活非常顺心。我表演我的单人乐队，公苏收钱，丹思在人群中擦皮鞋。一天，有个新闻记者跑来拍下我们的照片，刊登在头版上。
“弃民流浪公园”，图片说明这么写。
过后，有个下午，我坐在那儿表演，心里正想着也许我们该北上去查尔斯屯，突然注意到有个小男孩站在鼓的前面，直勾勾盯着我。
我当时正在演奏“狂放纽奥良市”，但是小男孩一个劲儿盯着我，不笑也不什么，但是他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神采，隐约让我想起了什么。而后我抬起目光，人群边上站着一个女士，我一看她，差点儿昏倒。
哦，竟是珍妮。
她把头发烫了，看起来也老了些，而且有些憔悴，但确实是珍妮没错。我惊愕得吹错了一个音符，但还是吹完了那首歌，珍妮这才过来牵起小男孩的手。
她两眼闪闪发光，她说：“哦，阿甘，我一听到口琴吹的音乐就知道是你。没有人象你这样吹口琴。”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问。
“我们现在住在这儿。”她说，“唐纳在一家制造屋顶瓷砖的公司当业务副理。我们在这儿已经住了三年”。
我停止了表演，人群渐渐散去，珍妮于是挨着我一起坐在长板凳上。小男孩在跟公苏玩耍，公苏居然翻起斤斗逗得小男孩哈哈笑。
“你怎么会搞起单人乐队来着。”珍妮问，“妈妈写信给我，说你在贝特河养虾生意做得好大，现在是个百万富翁了。”
“说来话长。”
“你不是又惹上麻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