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不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定单，定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肖小姐是“今时亚洲”公司的跟单业务员，也就是我的“上家”。在业务上，我与她直接联系。有一天，肖小姐来厂里“视察”生产情况，潘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介绍我与肖小姐认识。肖小姐是地道的上海市人，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用上海话问潘厂长：“伊是个外来妹啊？”她也许不知道我已经能听懂八九成的上海话了。潘厂长郑重地告诉肖小姐：“小赵是我们厂里百里挑一的好苗子，聪明肯干，认真心细，我们有意培养她。”肖小姐摇摇头，翘着下巴，眼睛并不看我。我识相地先行告退。我不会傻到要亲耳听别人对我不恭的评价。
我刚一出门，肖小姐尖刻的话就从门里迫不及待地传出来：“看伊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怎么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呢？要出了差错，阿拉负不起责任……”
我的怒气从脚底升起来，一路窜过心脏，怒火烧得我面红耳赤，几乎每一根头发丝都受到影响，麻酥酥的立在头上，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怒发冲冠。什么叫狗眼看人低，这就是！
但我无法发泄。我冲上楼，在二楼我转身进了旁边的厕所，用脚使劲踢了几脚厕所的门，那门无辜地“咣当咣当”发出巨响，剧烈地一开一合，像是抗议我的虐待。我在厕所里呆了足足有10分钟。本来我想哭的，但是没有眼泪。心里窜来窜去的就是愤怒。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我再次发誓：我一定要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
肖小姐再在潘厂长的陪同下来到车间时，我已经平心静气地在二车间三组给员工们上技术课。我的操作单写得十分详细，连拼缝都严格要求到三公分必须十三针。我知道有些女工图快，有时会擅自调整针脚间距，因为是暗缝，有时会很容易蒙混过关。所以我对一些容易使员工偷工减料的部位要求尤其严格仔细。
我刚讲解完，有个老资格的上海女工凑到我面前，问我这件产品裤腰处的橡皮筋接头如何接法？她认为按照我的要求，是无法做平整的。我也不解释，走到她的缝纫机前，拿过一件裁剪好的新产品，亲自示范起来。两分钟不到，平平整整的裤腰接好了。我顺势又在滚筒上把裤腰的橡皮筋缝好，裤腰总宽度三公分，中间两根0。8厘米的橡皮筋，平均各间距一公分，三条直线，不偏不倚，接线在左侧腿缝处。缝好后，我把裤腰从滚筒上取下来，在手里揉揉，因为刚从滚筒上拿下来，有可能尺寸会被绷大。揉一揉，会使橡皮筋回到原来的尺寸。我用尺子量了量，和操作单上的裤腰尺寸丝毫不差。那个上海女工讪讪地站在当地，没有人再向我发问。
我看到肖小姐站在人群之外，不动声色地听着。我在心里冷笑：有你佩服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要狗眼看人低的。
自我当上技术员，与肖小姐类似的嘴脸我见得多了。有时我走到车间，总能听到这样的议论：“一个小学毕业的外来妹，还人模狗样的坐进办公室，凭什么啊？能写几篇狗屁文章就了不起啊？”有人说：“还不因为长得漂亮，没看到日本人老往技术科跑呢……”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
在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流程表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流程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吐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流程表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流程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
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缝纫流水线，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1994年10月，我的名字和照片上了《上海青年报》的头版，我是作为国庆焦点人物被推出的，标题是《外来妹当上上海白领》。我不知道那个记者是如何知道我的，她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上海女孩。采访我的时候，她对我的身世和经历的苦难几乎难以置信。她瞪着漂亮的大眼睛一遍遍问我：“真的吗？你真的吃过那么多苦吗？你有没有痛恨过命运的不公？”我说：“痛恨有什么用？比如你跌进一个坑，当你身边没有一双拉你爬上来的手时，你只能自己想办法爬出那个坑，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对我来说，经历是一笔财富，它磨练了我的生存意志。”
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前路上，是否会有让我爬不出来的坑等待着。
每天上班最令我提心吊胆的，就是想着在工作中千万别出什么技术性错误，否则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尽管一再的小心，还是有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一天早上刚上班，一份来自日本传真就放在了技术科的桌子上。我拿起一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来。传真已经被钱先生翻译过了，上面用红笔触目惊心地写着：A1305款女童衬衫的纽扣钉错！100…110CM尺寸的应该是五粒纽扣，120…130CM尺寸的应该是六粒纽扣。但这批已经交货的女童衬衫却全部是五粒纽扣！
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呢？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这可是技术性错误，如果属实，对方一定会索赔的！
这时，石川、厂长和钱先生等人都来到技术科，厂长脸色铁青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恨不能要哭出来，心乱如麻地翻出已经装进档案袋的那批童装的技术资料。仔仔细细地看过资料后，我渐渐松了口气。没错啊，客户发过来的操作资料以及辅料配料表上，都清清楚楚地标着从100…130CM的尺寸全都是五粒纽扣。我又查询客户发来的辅料总数，没错，也是按照每件童装五粒纽扣计算的，除了放了损耗余地之外，没有多余的纽扣了。
厂长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她把质疑的目光投向石川先生。石川仔细地看着传真，再看看资料图，也是一脸不解。思索了一会，石川对钱先生说了一句话。钱先生对我说：“石川叫你把排料图纸拿出来。”我拿出图纸，几颗脑袋都凑在了图纸上。石川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查看着。忽然，他拿出120…130CM的图纸，指着上面对我叽里咕噜地叫起来。我仔细一看，天！图纸上明白地标示着打眼和钉纽扣的位置，是六颗！如此说来，客户也有错，他们的图纸和操作资料关于纽扣的数量不相符！
我心里多少有些释然。是客户错在先的。我没想到，石川先生还是冲我发起火来，这个平时一脸慈祥的老头此刻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叫着：“即使客户有错，你也该看得出来的。难道你没仔细看图纸？你在布置生产之前，应该及时地发现客户的错误，并且反映出来，这样，客户也会有更改的机会。但你将错就错，导致现在120…130号码的童装在日本卖不出去，就因为纽扣间距太开。客户也是人，不会没有一点错，你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应该处处把关！否则要技术员做什么？”
我从来没见石川先生发这么大的火。委屈、沮丧、害怕像一道道绳索将我越缠越紧。我低着头，满面通红。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三面玻璃的技术科外面游移着各种目光。我知道，那些目光里包裹着无数的幸灾乐祸。
我嗫嚅着对石川先生说：“对不起，我没注意。我当时只看了前面两个尺寸，又核对了一下辅料，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安排生产的，没想到……”厂长厉声地打断我：“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如果多说几句对不起能让客户不索赔的话，我宁愿说一百遍！”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立即夺路而逃。空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像要把我逼进深渊里去。如果客户要求索赔，我就成了全厂的罪人了。我的眼泪已经没出息地掉落下来，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溅出小小的湿痕。一滴又一滴。
“哭有什么用？你给我想办法弥补损失吧！”说罢，厂长拂袖而去。
石川先生翻了一会资料和图纸，然后将这些可恶的东西全带走了。门被他们带上的一刹那，浑身发软的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我将头埋在臂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我哭，是因为害怕和自责。一心发誓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我，怎么就会如此粗心呢？我恨死了自己的粗心！如果我能及时发现客户的错误，如果我能防患于未燃，如果我不是技术员……可现在再多的如果都没有用。
那一天，我没吃一口饭。一是没心情，二是对自己做个小小的惩罚。忐忑不安的心一直沉在深渊里。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上班，一看到公司的大门，就感到一股压力扑面而来。不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情况，不知道石川先生和日本客户交涉得如何了，不知道我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曾有算命的说我命中有贵人相助。不知道石川算不算我命中的贵人。第二天上班时，钱先生喜滋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日本客户决定不索赔了。一切都是石川先生的功劳。是他和客户据理力争，阐明对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纽扣数目都不对，才导致生产错误的。对方该负主要责任。
日本人有时还是比较谦和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错在先，便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向我公司发来传真道歉。
一切雨过天晴。
经此波折，我更加小心翼翼起来，每接一批活儿，都是先把图纸和资料对照一遍，再把面料和辅料检查一遍。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我不允许自己同样的错误犯第二次。这就是我倔强的个性！
自从“纽扣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心里始终存着一块羞耻的阴影。过了两个月，我用一件“对格事件”多少挽回了一点做技术员的尊严。
这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这种单子我曾接过，也算驾轻就熟了。
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定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
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