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了母亲。
于是有了半夜敲门试探，在母亲坚决不理后，这个恶棍恼羞成怒，于是有了匕首相向。母亲那天对村干部的哭诉就是害怕杨东启的骚扰威胁，想求得帮助。在村干部们表示无能为力后，绝望的母亲就自杀，再后来好心的顾大妈帮母亲介绍了一个可以带着我们远走高飞的青海男人，没想到杨东启又得了风声，去威胁了那个青海男人，于是母亲的再嫁成了泡影。
后来，杨东启终于在母亲的无力反抗中进入了我的家。那是一九七九年的秋天，屋后仅剩的一株梧桐树开始落叶缤纷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的坟头早已青草凄凄。惟有他的灵牌位依然光亮如新，这是因为我天天都要为他擦拭一遍灰尘。父亲是去世了，但对他的爱与思念随着我年龄的成长而日益深沉。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杨东启将我的家逐渐分解、吞噬，并直接导致了我母亲和我们的逃亡生涯。
开始的时候，杨东启是以一个披着羊皮的狼的面目出现的。他每次到来都少不了给我和美华几颗糖块，我和美华往往不屑一顾。因为他一来，母亲的脸上就会明显出现惊恐不安的神情。我是敏感而爱憎分明的，对臭名昭著、满脸横肉、五短身材的杨东启打心眼里充满仇恨与恐惧。
我对他“亲切、和蔼”的笑容常常不寒而栗和厌恶反感。对他要我和妹妹喊他“爸爸”的要求充满鄙视与厌恶，我怎么可能会认这个恶魔做父亲？我将我对杨东启的憎恨情绪放在脸上。母亲曾私下交代我为了安全起见，表面上要对杨东启客气一点，妹妹做到了，但我不行，生活磨练了我的早熟。
在杨东启未来我家前，我和母亲还有美华是睡一个床的，杨东启来了后，他让母亲给我们姐妹俩在厨房里搭一间小床，可母亲固执地将我们的床搭在她的房间里。这可能使杨东启不满意了，他的脸一连几天阴沉得可怕。
杨东启每个星期有三天在我家，其余几天不知去向。他不在的那些天，是母亲和我们最放松的时候，也是母亲敢偷偷哭泣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母亲曾对着父亲的遗像和灵牌位暗自垂泪，有一次，我还听到母亲对父亲说话：“……你不要怪我，我是没办法的啊……你要是有灵魂，就要好好保佑两个小家伙平安长大……”
我知道母亲心里很苦，可我不知如何安慰。
杨东启进入我家一个多月后开始暴露出了他的无赖本性。有一天放学回来，我吃惊地发现母亲的左脸颊上有一块乌青，双眼红肿，我和美华吓坏了，母亲一见我们，捞住围裙捂着脸哽咽着骂道：“你这两个讨债鬼，到什么时候才长得大呀！”
后来我才知道，杨东启这天向母亲要钱去做倒买倒卖的生意，说贩鸡蛋去上海卖很赚钱。母亲哪有钱给他呢？他大怒，骂母亲不识好歹，敬酒不吃吃罚酒。随后就一拳挥在了母亲的脸上，然后就在母亲伤心的泪水中扬长而去。临走还丢下一句话：“给老子准备两百块钱，不然，老子就卖掉米柜。”
我家惟一值钱的家什也就是那只三格头的米柜了，母亲用它一格放米面，一格放麦子，一格放玉米。如今上面还放着父亲的遗像和灵牌位。这只米柜是父亲在世时置下的重要家当。母亲怎么舍得让父亲的遗物失去呢？可母亲一下子又到哪里去筹两百块钱呢？
三天后，杨东启回来了，还带来了搬柜子的人，竟然就是美英姐姐和姐夫。美英对这只米柜是觊觎已久，她就因为在出嫁时没要到这只柜子做陪嫁而对父母心生怨愤。也不知她和杨东启如何交易的。搬柜子的时候母亲死活不同意，护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不让动。杨东启就一把撸起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跑到河边扔进了碧波荡漾的河水里。母亲抢救不及，一下子昏了过去。
等我放学回来，家里已然空空荡荡，曾占了堂屋三分之一地面的米柜一消失，家里立时一副苍凉和潦倒的迹象。母亲歪倒在床，泪眼朦胧地对我说：“萍后啊，妈实在无能为力护住赵家的家业，你的大伯、姑妈、爹爹肯定会责怪我败了赵家家业，你长大了要有出息，一定要把米柜赎回来。”
我似懂非懂“赎”的意思，但有一点我再也明白不过，那就是我恨杨东启毫无人性的掠夺，恨美英的乘火打劫。
我跑到河边，河里哪里还有父亲灵牌位和遗像的影子？河里波光粼粼，几只鸭子无忧无虑地漂游着，我的眼泪掉下来。面向父亲的坟茔方向，我默默念叨：爷，你为什么不保佑妈妈？我在河边坐到天黑，哭肿了双眼。
这时我已上了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依然优秀，但我的忧郁和内向使喜欢我的老师们忧心不已，谁都了解我的家庭，谁都为我生活于这样的家庭惋惜不已。老师们一致看好我是个上大学的料子，只是无法确定，我能否像压在大石头下的小草一样顽强生存下去。我的班主任蔡老师曾满怀希望地安慰我：“世上很多作家、艺术家都有过不幸的童年。”
很多年后我从一本书上也看到过这句话，给我的震撼和信心又是蔡老师说这番话时所没有体会到的了。当我第一次听蔡老师说这句话时，我心里想，我不要做什么作家、艺术家，我只要能养活母亲，不让她受苦就行。多么小的要求和愿望呀！我是真的这么想。
成长的过程很痛苦，但我从未停止成长。就像大石下压着的那株小草。
卖米柜不久，家里的八仙桌也被杨东启变卖了。他每次都说是去贩卖东西，事实上是去赌了，还有喝酒和嫖女人。杨东启对母亲施以的拳脚也越来越惨无人道，他一旦兽性发作，便关上门毒打母亲。每次只要我回家发现大门从里面紧闭，我就没来由一阵恐惧，母亲一定又在遭受非人的折磨了。我急得去找美英救母亲，美英却说没空。我带着哭腔说：“妈妈在挨打……”美英头都不抬：“我去有什么用？我能打得过杨东启？”
最后还是顾大妈看不过，来拍我家的门，说找妈妈借鞋样。我才听到母亲隔门答话：“过一会儿吧，大姐。”母亲从不敢向别人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所受的折磨，因为杨东启一旦知道母亲将家丑外扬，丧心病狂的他会变本加厉地虐待母亲。
母亲有一次实在被杨东启打得怕了，喊了村干部到家里来要向杨东启讨公道。狡猾的杨东启见了村干部又是泡茶又是递烟，村干部顺水推舟说了一通“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溜走了。接着杨东启关上大门，对母亲又是一顿暴揍，因为母亲使他丢了面子。
从那以后，母亲独自忍受着一切伤痛，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她逃出苦海，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承担苦痛。可怜的母亲伤痕累累，欲哭无泪。我日日沉默，我像一只沉默的羔羊，等待长大和强壮。
放寒假时，杨东启把他的儿子杨小刚带到了我家，我对这个长得酷似其父的壮小子满怀仇恨。每顿饭他吃得像个霸王，好吃的向来是他风卷残云。他的唾沫和拳头经常莫名其妙地落在我和美华的身上。我们总是敢怒而不敢言，我只能在心里一遍遍诅咒杨家父子不得好死罢了。
有一次我偶尔看到一本《侠女十三妹》的连环画，于是我就有了杀掉恶魔杨东启报仇雪恨的念头。我甚至想到了具体的复仇方式，投毒、手刃似乎可行一些。投毒在不知不觉间就可以做到，家里到处都可寻到耗子药。手刃也不难，只要乘对方睡着了，拿一把锋快的刀干净利落地照脖子一砍就大功告成了。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兴奋、激动不已。我开始留意一切机会。
一天中午，我在堂屋的地上用刀剁猪草，杨东启在房里睡午觉，当他的鼾声传出来的时候，我忽然心中一跳，这不是一个好机会吗？我的心开始激跳不已。手中剁草的速度慢了下来，我想象杨东启被我砍死后的后果，一丝快意涌上心头。我右手紧握菜刀，蹑手蹑脚走到房门口，我看到了杨东启肥胖的身躯和他硕大的头颅，我的心因紧张而狂跳，刀把在我小小的手心里攥出了汗。
突然，杨东启咳嗽着翻了个身，正面对我，我一惊，菜刀从我的手里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吓得呆若木鸡，有好几秒钟没反应过来。谢天谢地，杨东启没有一点动静。我颤抖着拾起刀，跑到河边去大口大口地喘气。好久，我才平静了心情。
如今想来，我仍为自己十一岁时就产生杀人之念而心悸不已，亦为自己心地如此残忍疯狂而后怕，如果我真的去做了，我的人生将会如何？我不得而知。后来我再没有贸然行动，我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时间到了一九八零年秋天，就是我们母女三人开始逃亡的那个凄惶的季节。
那时是十月下旬，门前地里的小麦已经冒出嫩芽，放眼望去一片青绿，我常在小麦地里寻找猪爱吃的嫩草，有时一个人坐在田垄上，风从田野上轻柔地吹来吹去，感觉很惬意。我不想回家，就坐在田垄上想心事。
天在很高的地方幽幽地蓝着，地在很近的脚下深深地黄着，而我如此渺小无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到，在那个秋天的黄昏，那个落寞地坐在田垄上的小女孩，怎样无望地攥着镰刀，悲伤着自己的悲伤。
逃离家门是在猝不及防中来临的。
这是一天夜里，睡着的我忽然被一阵打斗声惊醒，杨东启又在打母亲。我从床上跳下来，扑过去就咬杨东启死死掰住母亲手的手，杨东启吃痛甩手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母亲赶忙护住我，母亲的勇敢是我前所未见的，我为母亲担心。果然，杨东启立即冲过来扭住了母亲的手指，母亲痛得尖叫一声蹲在了地上。美华也惊醒了，怯怯地蹲在母亲身边小声哭。我绝望极了，我们母女三人今天绝对在劫难逃了。
杨东启拍拍胸脯，恶狠狠地说：“敢顶撞老子，老子看你们活得不耐烦了！老子一生没怕过什么人，把老子惹急了，人都敢杀！老子这就回去拿一把杀猪刀来，不信教训不了你们！”说罢，推起自行车就出门了，临走还反锁了大门。他的家在杨庄，离我家大约五公里左右路程。
当杨东启的自行车铃声渐渐听不见了，我们母女三人才一下子绝望地抱头痛哭。哭了一会，母亲抹把泪说：“萍后，你赶快带美华跑走。等杨东启回来，不是死，也是残。你们先跑到二队干姨妈家躲一躲，再叫干姨妈想办法送你们到她的亲戚家去，杨东启不一定找得到。”
我抱住母亲：“妈，你呢？”
“我反正一条命迟早会送在这个魔鬼手里。我就跟他拼吧！你们赶快从门缝里钻出去。”我死活不肯，一定要母亲和我们一起走。母女三人就这样拥抱着，痛哭着。
直至多年后，我偶尔和一些朋友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朋友甚至半信半疑：“是你的亲身经历吗？怎么像电影小说？”我不再坚持着解释。这本来就是我个人的经历，与别人的信任与怀疑无关。
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最终还是和我们一起逃了。我们合力卸下了门板，出来后我们又合上了门，屋里的煤油灯还点着，照着一屋子的凄凉。我和妹妹就在母亲一手拉一个的牵扯下跌跌撞撞地奔上了逃亡之路。
此时已是下半夜，一轮惨白的月牙儿照着我们惊惶的身影。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着寂静的旷野，旷野里有着薄薄的寒意。我们是从门前小麦地的田垄上走的，穿过小麦地就是一片桑树林。此时的桑树上已经没有好吃的桑葚了，叶子也已不再葱茏。这就是我曾经采过桑叶、吃过桑葚的桑树林吗？黑夜里它如此肃穆萧索，像在为我们的逃离表示哀伤。
一棵树桩戳了我的腿，有一刻的剧痛，我没吭声。我想一定流血了。我的第一滴血流落在我的逃亡路上，这使逃亡更具悲壮色彩。我一边奔逃一边恋恋不舍地回首那个黑暗中沉寂的家。家像一个苍老的老人，固守着我的悲伤与欢乐。
就这么离开生与斯长与斯的家了吗？是否还有归期？我的书包也没带，我是否还能回来上学？我们要逃到哪里去？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杨东启会追过来吗？……
我就这样一边疲于奔命一边思虑问题。我悲哀地想：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哪个十一岁的女孩此刻正奔波在仓惶的逃亡路上呢？
永远记得那夜的惊慌与恐惧，凄凉得刻骨。
记忆中再没有比那夜更黑的夜了。那一夜，我不清楚到底走了多少路，我的脚上磨起了血泡，双脚酸痛无比，似乎那路会一直远到天上去。妹妹最后实在走不动，是我和母亲轮流背她走。到了天已经放光的时候，母亲终于带我们来到了她的外甥女、我的红英表姐家里。红英表姐嫁在二十多公里外的郭元乡，平时极少来往，母亲说杨东启不认识表姐家，这里应该很安全。
红英是我小舅舅的小女儿，舅舅去世得早，从小就是母亲带大的，与母亲感情极深。表姐生有三个孩子，表姐夫勤劳致富，小家庭倒也殷实。
表姐救了我们。至今我对表姐一家感激不尽。
可母亲在到达红英表姐家的第二天便不知去向。
我惊恐到极点，在表姐家的房前屋后到处寻找母亲。表姐家屋后有密密的芦苇荡，我以为母亲藏在里面，钻进去呼唤寻找，失魂落魄。
表姐紧紧拉住我，悄声告诉我：“你妈去安徽了。等她在那边落下脚，马上回来接你们姐妹俩过去。”
安徽？安徽是哪里？母亲为什么要去安徽？我一时呆住，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母亲抛弃我们了！母亲扔下我和八岁的妹妹独自远走了，不再保护、不再爱怜我们了！我对母亲怨恨到极点！
我整整一天没吃饭，哭累了就昏沉睡去。梦里是母亲决然而去的背影，我和妹妹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呼唤母亲，泪流成河……
在我平静下来后，红英表姐找我谈了一次话，我这才理解了母亲的一番苦心。
红英表姐有个小姑子正好远嫁于安徽农村，母亲走投无路，只好听了红英表姐的建议，去安徽谋生。母亲之所以不带着我和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