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和罗荣桓一行到大炉后，万春圃盛情款待。万夫人做了鲁南风味的全羊席，外加羊肉馅的锅贴。席间，万春圃热情邀请陈光和罗荣桓住在他家里。
陈光和罗荣桓刚刚住进万春圃家，万家的人都小心翼翼，小声地说话，轻轻地走路，生怕惊动了这些“大官”。罗荣桓主动地接近他们，和他们一起拉家常，问长问短，很快就成了一家人。
万春圃每天总要到罗荣桓的房间里来坐坐，罗荣桓常常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八路军的历史和传统。他感到茅塞顿开，深受教益。
住的时间长了，万春圃常常看到罗荣桓教勤务员认字、写字。他还听说，罗荣桓对马夫、炊事员亲如兄弟。马病了，有时罗荣桓会亲自动手与马夫一起给马灌药。这些是特别平常的事情，但对万春圃来说，却是非常新鲜的。
万春圃看到罗荣桓和陈光与战士们穿的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衣，盖的是打了补钉的被子，吃的是高粱煎饼和咸菜，官兵们同甘共苦，心里非常感动。
１１５师的“大官”们如此清苦，万春圃觉得过意不去，便吩咐夫人做一些好吃的给罗荣桓送去。万夫人知道罗政委爱吃辣椒，就杀了一只鸡，炒成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端过去。小王不敢，万夫人便说：“这是万三爷的一点心意，你尽管送去。罗政委说你，由我‘兜着’。”小王只好给罗荣桓送去。罗荣桓一开始认为是伙房改善生活，动了两筷子，便问小王：鸡是从哪里来的？小王说明了原委。罗荣桓立即让林月琴拿出钱来叫小王送去，并叮嘱小王给万家讲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规矩，不要让他们产生什么误会。这件事使万春圃感慨万分，说：“俺活了５０多岁，还没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啊！有了八路军，国家就有了希望。”
万春圃在与罗荣桓的交往中，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与共产党的感情更加亲近了。国民党顽固派曾扣押他的小儿子和女儿作人质，要拉他到国民党一边去，而他却说：“我的儿子和闺女可以不要，也要跟着共产党走！”他一再向罗荣桓表示，决心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抗战到底。他把自己惨淡经营了多年的几百条枪全交给八路军指挥。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２日，万春圃的四县边联武装和苍山游击大队正式合编为八路军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孔昭同至死不悔
与万春圃部几乎同时加入八路军的，还有孔昭同率领的部队。
孔昭同是滕县人，是孔子的后裔，曾在北洋军中当过中将师长和福建泉（州）兴（化）永（定）镇守使。北伐战争后，他解甲回乡，开药店，办学堂，济世育人。
１９３８年切，日军占领济南后继续南下，占领泰安、兖州，滕县告急。滕县城中土豪劣绅怂恿他出面组织亲日的维持会，他却说：“咱扛把子（指刀枪剑戟）上街卖拳、要饭去，也不能当汉奸！”
当年１月底，孔昭同与曾经当过阎锡山军长的杨士元组织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杨任司令，孔任副司令。
３月，日军进攻滕县，孔昭同的儿子孔宪尧和孔宪纲遭日军飞机轰炸而遇难。不久，抗日自卫军也遭到日军的袭击而溃散。失败反而更加坚定了孔昭同的抗日决心，他变卖家产，重组军队，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缎带，在滕县山区为组织武装而奔走呼号，队伍又稍稍恢复。１９３８年夏，国民党第１０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驻扎在山东，孔昭同是石友三的结拜兄弟，便接受了石部的暂编第６师的番号，活动于抱犊崮西北的滕县、邹县、泗水和费县之间。
１９３８年底，石友三部调往河北。孔昭同拒绝北上，坚持在家乡抗战。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孔部在滕县龙岭山下同１００余日军遭遇。孔昭同当时已年近花甲，但老而益坚，脱掉皮袍，光着膀子，面对日军，奋臂高呼：“尧纲两儿，魂若有灵，助父杀敌，雪耻报仇！”随即带领部下冲向敌人，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
孔昭同部中最早与１１５师建立联系的是第２旅。这个旅原是共产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的一部分，旅长董尧卿是共产党员。１９３８年８月作战失利，与党失去联系后编入孔部，成为该部主力。１１５师进驻鲁南后，董尧卿即派人联络，恢复了党的关系，１１５师给他派去了参谋长。孔昭同闻讯后，便请山东教育界知名人士彭畏三（曾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帮他与１１５师建立联系。
彭畏三到大炉后，罗荣桓按照当地的习惯，摆了“十大碗”宴席盛情款待。席间，罗荣桓向彭畏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当时，于学忠和张里元都在拉拢孔昭同。孔昭同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很反感，对共产党坚决抗日很钦佩。但是，他多少还有一点后顾之忧。为了解除孔昭同的顾虑，罗荣桓请彭畏三转告，八路军与孔部合作抗日，孔部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地活动，双方要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彭畏三提出，孔昭同希望八路军派一位政工干部去作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当即将在座作陪的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介绍给他。
第二天一早，黄玉昆就与彭畏三一起离开了１１５师。行前，罗荣桓握着彭畏三的手说：“以后希望随时通报敌情，加强联系，孔师长在供给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
黄玉昆到孔昭同的部队以后，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帮助孔昭同整顿部队，克服旧军队的恶习，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为后来共产党改造这支部队打下了基础。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滕县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即申从周）蠢蠢欲动，企图进攻孔昭同部。孔昭同部的第１旅旅长刘昭汉，也与国民党进行勾结，脱离了孔昭同的控制。为了帮助孔昭同，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打击申宪武，杀一杀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经过几次作战，申宪武狼狈逃命，他的两个团被消灭。战后，董尧卿旅即归还八路军建制，编入１１５师第６８６团。后来，６８６团改称鲁南支队，６８６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接着，孔昭同也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割断联系，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一天晚上，他选派了１０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回到１１５师，向罗荣桓和陈光报告了他的这一决心。
随即，１１５师与上级取得了联系，经上级批准后，１１５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１１５师曲、泗、邹、费五县游击司令。孔昭同亲率人马，到１１５师驻地接受改编。１１５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罗荣桓在欢迎会上讲话，热情称赞孔昭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精神。罗荣桓和陈光检阅了孔昭同的部队，给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还给孔昭同的部队补充了弹药和衣服。
１９４０年秋，孔昭同得了重病，在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儿子孔宪绍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歧视我们，不撤换我们，也不编散我们的部队。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你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孔昭同因病逝世。罗荣桓、陈光和萧华联名送了挽联，颂扬孔昭同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英勇奋斗的高尚品德。
１１５师在鲁南还团结了许多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占区贸易，瓦解日伪军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罗荣桓和陈光所领导的１１５师，在团结进步力量的同时，还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加强统战工作，打击顽固的反共势力。
在鲁南，共产党、八路军的主要统战对象是当地各种地方势力和东北军。在国民党的各种势力中，实力最强的是山东省第３区督察专员兼第３区保安司令张里元。他曾在韩复榘手下先后当过县长和专员。韩复榘南逃时他没有跟着跑，并在临沂、费县一带建立了武装。沈鸿烈当了山东省主席以后，与原韩复榘系统的张里元存在矛盾。１９３７年冬，共产党与张里元建立了统战关系，先后派童陆生、刘其人等去张部工作。１９３８年秋，张曾掩护过鲁南抗日义勇队。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张政治态度开始右转，共产党派去的工作人员被迫撤出。但因张里元对共产党还保持中立态度，罗荣桓和陈光决定与他继续保持统战关系，曾几次派人去张里元的部队联络。张里元统辖的鲁南各县地方武装，对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大一样，互相之间的矛盾也很多。为此，１１５师对他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统战于学忠部
在山东各种势力中，东北军是最好的统战对象，也是最重要的统战对象。从“西安事变”前后开始，东北军就一直是共产党的可靠同盟。１１５师一进入山东，罗荣桓和陈光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６日，罗荣桓在泰西时，就在师直属队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于学忠到鲁南，统一战线的形势可能会好一些。我们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之团结。”
于学忠是山东人，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过师长，后转入东北军。１９３６年任国民党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以后，东北军即由于学忠率领。抗战开始，蒋介石把于学忠部调到山东，既想让东北军在同日伪的交战中受到削弱，又想利用东北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于学忠一方面不得不受蒋介石的节制，另一方面又时时提防蒋介石把他这个“非嫡系”吃掉。因此，他有一个很形象的口号：“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于学忠部辖有第５１军和第５７军。当时，于的苏鲁战区司令部和第５１军驻扎在沂鲁山区，第５７军的第１１１师驻扎在日（照）莒（县）山区，第１１２师驻扎在鲁南，与八路军的驻地呈犬牙交错状态，师部驻在石河和官庄，距大炉只有１２里路。
从１９３８年春天开始，共产党在于学忠的第１１２师就设有秘密的工作委员会。１９３９年，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工委已停止发展组织而专做统战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便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托，负责直接领导这个工委。工委负责人谷牧秘密来到大炉向罗荣桓汇报了第１１２师的情况。该师师长叫霍守义，“西安事变”前他在陕北，防地与红军接壤，曾奉张学良之命掩护过大批进步人士进入苏区，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诺。因此，他对共产党还是友好的。这个师的两个旅都有共产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每个团都有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第１１２师３３４旅６６７团团长叫万毅，在“西安事变”中是少壮派，事变后被蒋介石扣押，抗战爆发后才释放，１９３８年３月由张文海、谷牧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掩护下，共产党在６６７团的工作十分活跃，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共产党员，抗日气氛十分浓厚。
罗荣桓在听完谷牧的汇报后感到十分满意，随后他指出：对东北军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团结争取广大官兵一道抗日，另一方面对在部队中进行阴谋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要进行尖锐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以防止东北军向坏的方向转化。
罗荣桓初步了解了于学忠的第１１２师的情况后，便与陈光商量决定，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做联络霍守义的工作。王秉璋原来在孙连仲的第２６路军，１９３１年底在宁都暴动时参加红军。由于他对旧军队的官兵思想动态、生活习惯、语言礼节等等情况比较熟悉，因此王秉璋第一次去拜访霍守义时，霍守义就与他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王秉璋给霍守义带去了一些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霍守义看后非常赞赏。王秉璋告辞后，霍拿着歌对他的书记（相当于秘书）李欣说：“我看这首歌很好，咱们也能唱。你就用我的名义起草一个训令发到全师，要大家都唱这支歌。”
霍的这个决心真是令李欣大吃一惊，但也感到十分高兴。这位霍守义的书记李欣也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的本事，连后来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亲属都成了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当有人向霍守义告发时，霍守义根本就不相信李欣是共产党员，并且说：“只要他抗日，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在王秉璋返回１１５师后的一个夜晚，李欣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匆匆赶到１１５师师部去见罗荣桓。由于李欣要在拂晓前赶回霍守义部，所以他顾不上寒暄，一坐下来就汇报。罗荣桓凝神听完他的汇报，几乎没有什么插话。在李欣汇报的过程中，林月琴端来炒得热烘烘的花生，款待这位从事危险秘密工作的同志。
李欣从１９３８年起便在霍守义身边工作，对东北军第１１２师的情况，对霍守义的政治态度和脾气爱好，以及霍同王秉璋见面后的反应都十分清楚。李欣详细汇报后，便向罗荣桓建议，共产党在第１１２师的工作基础很好，在国民党加剧反共的形势下，是否可仿照山西新军的办法把队伍拉过来。
罗荣桓听后立即指出：你们的情况同山西新军不同。山西新军是共产党组织起来的部队，而第１１２师是东北军。你们还是要做好团结上层进步势力和下层广大群众的工作，争取霍守义向更好的方向转化，不要搞“起义”。
罗荣桓认为这样做很有分寸，如果一搞起义，东北军马上会认为是共产党在挖“墙角”，对共产党所采取的统战活动存有戒心，所以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罗荣桓与李欣围炉长谈，并不觉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