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相当。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暗黑，没有鼻子，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前者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快活地冲锋陷阵，身披金色盔甲，一餐能吃30O头水牛的肉，能喝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依畜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是国王。同希腊情况相仿，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在某些部落，还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食牛肉，而不将牛作为崇拜的对象；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然无种姓；祭士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之颠。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为社会极为相似，而与较后救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中国
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商文明就是由这种文化发展而来的。外族人侵与商文明的出现，这两者间究竟有何关系，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尚不能给于明确的结论。不过，一般都同意，商文明的出现，不是缘于大规模地移植外来成分，相反，是由于本士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入侵者只是赋予了某种变革性的力量，起了促进的作用。因此，前一章在分析商文明时，说它是世界古代文明之一。可见，战车兵侵入中国北部时，与他们侵入希腊和印度时的情况不同，没有造成明显的文化中止。相反，独特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续地发展为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从商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种连续性在公元前1027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周人曾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所以他们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蛮族”的军事技术的同时，也分享到商的语言和主要文化。因而，当周人侵占中国北部时，中国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中断。文字系统同祖先崇拜、占卜术一起，依旧保存管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武士和农民群众两大阶级；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统治下，变得更为明显。周统治者将所征占的广大领土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们定期到周朝廷觐见述职，不过，这一制度以后渐被废止。随着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日渐衰微，居住在围有城墙的城市里的诸侯们，开始统治周围的农村。
公元前771年，周都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继续它的统治。因而，周朝公元前771年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人称为“西周”；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东周”。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仍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的诸侯们要少，所以他们的势力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幸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领导。周正朝还起了高级祭士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当作民族统一的象征。
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大发展。这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大约同时发展起来。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质是第三篇所要论述的主题。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欧亚的古典文明有几个基本方面和过去的古代文明不同。一是范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欧亚古典文明的范围从大河流域扩展到诸如中国、印度半岛和地中海区域等整个整个的地区。现在，不再是诸大河流域文明被大海般的野蛮状态所包围；相反，是诸地区文明稳步地向外扩展，直到相互连结起来，形成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几乎不间断的文明地带。
诸古典文明不仅在范围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其特色。和古代文明一样，每个古典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每个古典文明都逐渐发展起一直持续到近代的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诸古典文明的独特风格是如何不同，从下列的中国文明和印度佛教徒文明的不同，点对照表中，可清楚地看出来。
中国人印度佛教徒
语言无屈折变化，表意文字，（书写形式中）主要是单音节；无系统的语法。高度的屈折变化，字母文字，多音节，有很复杂的规范语法。
著作方式简洁，隐喻取自熟识的自然界，想象范围有限，具体。散漫，隐喻夸张，想象力无限奔放，偏好抽象。
个人的心理不喜欢将人的个性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心理分析科学高度发展。
时间和空间有限的，一生，环境，注重一代。无限的，注重永世。
社会政治价值家庭主义，世俗权力至高无上，追求美好的社会。（在大乘和一般救世主义中）个人主义，宗教权力至高无上，追求非社会的种种利益。
儒教、印度教、基督教、等级组织和民主政府均来源于古典时代非凡的创造力。这里应特别指出，这种创造力和古代文明时的情况不同，并不仅限于某一地方。古代文明时期，中东是创始力的中心，诸如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生活等重大发明都是从这一中心传播到各地。而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诸文明相互之间则处于均衡状态，它们同等地相互作用。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中东现在落后了，而曾经是边缘文明区的欧洲、印度和中国现在却作出了构成古典时代特色的大部分发明。
从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活动仅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那时以后，一切重大事件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
波里比阿
第七章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首次出现了一个所谓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一个内部各地区正开始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欧亚大陆。拿欧亚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时的地图与约公元200年时的地图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欧亚核心区的实质（见图6和图10）。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限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地区内，看起来就象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已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不过，即使到古典时代末期，欧亚东端的中国和欧亚西端的罗马帝国仍不能建立直接、正式的联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仍处于早期阶段。这一早期普遍性影响的根源、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普遍性影响的根源
技术的进步是建立在新的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的基础之上。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真正开始之日起，人类的活动范围就一直取决于它的技术水平。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阶段时，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它的狩猎场所；当人类学会农业。冶金术和造船技术时，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举例说吧，扩大到可包括大河流域的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到了古典时代，技术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和文明的扩展大大超越过去，因而，有了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继续扩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邻接起来，横贯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
如前所述，冶铁技术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见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已经明白，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二千纪末的第二次蛮族人侵浪潮，不过，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器，其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不过，这一阶段来得较迟——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经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经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来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
农业疆域的扩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相应的扩大。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间的发展，较过去公元前4000至1000年之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率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不仅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欧、季风带的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在构成现成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各种工匠也愈来愈多地涌现，为新起的农业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务，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有不便之处。于是，交换媒介开始发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见的是以贵金属条块，为支付手段。不过，每成交一笔买卖，都须检查贵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贬值。
约公元前700年，小亚细亚西部的目底亚人开始在贵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物物交换，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其最后结果，大大地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能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如在中国是种桑养蚕，在希腊是生产橄榄油。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较为精良、大型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扩张受到海盗行为的阻碍；那时的海盗行为同陆上的土匪行为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活动。史诗《奥德赛》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半海盗、半经商的探险活动，说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们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渐渐地在经常的大规模航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海路运输比起陆路运输，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在18世纪修筑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是以海路运输为主。
在公元前二千纪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盛行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到了古典时代末期，情况大为不同，商队的路线已遍绕整个欧亚大陆。除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到中国的次数较少）。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独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后由印度人控制的东南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的社会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级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持，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例如，波斯帝国修筑的所谓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1677哩。沿途设有111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宫廷信使掉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的全程得化90天时间，而宫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够了。随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