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贺龙1946年在延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南昌起义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周恩来同志把指挥起义的大权交给我，我很受感动。当时，我说，我不是党员。周恩来说，党相信你。”
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1927年8月1日零时整，在党的前委和周恩来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三万多人武装起义，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起义本是在拂晓前才行动的，由于贺龙部下赵福生晚上匆匆离队，向敌人汇了密，起义的时间提前了。
南昌起义拉开了威武雄壮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序幕。敌朱培德和程潜在南昌的队伍三千多人，拂晓时被起义军全部瓦解。起义后革命军整编队伍，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兼代总指挥，同时被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与宋庆龄、谭平山等同任主席团主席。
八月初，按前委计划，起义军挥戈南下，准备夺取广州，打开海口，争取国际援助，再次举行北伐。然而，这是一次没有同湘赣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溽暑远征。
在这次远征中，任务艰巨，处境艰苦，贺龙始终坚定沉着地指挥战斗。他亲自指挥了壬田战斗，击溃了军阀钱大钧的阻击，占领瑞金；组织并率领二十军一部策应了会昌战斗，打得钱大钧部几乎全军覆没。
起义前，当周恩来代表党的前委把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贺龙后，谭平山曾在旁鼓励他说：“老贺，你当总指挥就要加入共产党，不入党可不行啊！”这话说到贺龙心坎里去了。贺龙诚挚地告诉谭平山：“头年驻常德时，结识了周逸群，我就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申请过好多次了，考验也快两年了。老周说，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现在既然你找到了我，那我就请你们当‘红娘’！”
九月初，贺龙率部从会昌到瑞金，在瑞金城边的一所小学校里，贺龙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履行了入党手续，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入党后，贺龙的立场更加坚定，斗争更加坚决，正象他后来所说的：“我指挥的军队从此是党的了，我的脑壳也是党的了！党就是我的生命！”
起义军绕道福建进入广东后，兵分三处。贺龙和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率领二十军第一、二两师和二十四师在汤抗攻击三倍于己的敌人，然而遭败绩。在鏖战中他通宵达旦坚持指挥。在流沙会议后，起义军在乌石遭到伏击，一些领导同志被冲散，队伍大乱，起义失败。贺龙亲率弁兵左冲右突坚决抵抗，一直坚持到入夜才同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离开乌石，按照党的决定，经香港转赴上海。
南昌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意义重大，它诞生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据“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同志回忆，他们曾问起贺龙同志南昌起义有没有必要时，贺龙十分明确地说：“那时我们就抱定共产主义信念，发表宣言，使敌人孤立了。我们打起了革命旗帜，敌人要消灭我们；我们又打起革命旗帜来斗争。不暴动怎么办？没有暴动是提醒不了人民的。”
从此，贺龙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彪柄千秋的历史功勋，永远载入了史册。
贺龙很早就开始寻找共产党，寻求真理。在党最困难的时刻，他毅然地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了党，参加南昌起义，自此踏上革命之路。起义前，周恩来曾与贺龙会晤。那次会晤，是贺龙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然而，贺龙绝不是一次谈话拉过来的。对此，彭真曾有过中肯的评述：“贺龙出身苦，他和贫苦群众生活在一起，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不安于现状，用种种方式和旧社会斗争。
“贺龙在斗争中找出路，找过孙中山，接触过汪精卫。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大屠杀，许克祥”马日事变“大屠杀，汪精卫嘴上反对心里支持。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贺龙同志彻底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贺龙部队里早有共产党员了，周逸群同志就是一个代表，贺龙与共产党人长期接触，对党的战线、方针、政策逐渐有所了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一个一个党派作比较，一个个领袖人物作比较；由表及里——从现实看到了本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不顾个人安危，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周恩来同志让他当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就有了依据。
“贺龙绝不是一次谈话把他拉过来的。这好比春天播种，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该收获了。”
3 三进洪湖之谜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取道香港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同刘伯承、林伯渠等一起，前往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但因机关被破坏，未能成行。南昌起义前，贺龙曾对徐特立说过：“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于是，不愿离开革命的贺龙出生入死，回湘鄂西拉队伍，以洪湖为中心，“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史剧。
3。1 初进洪湖
南昌起义后，贺龙的部队被打散了。对于南昌起义的失败，贺龙是极不甘心的，早在流沙会议上，他即表示要卷土重来。他也曾对徐特立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1927年11月初，贺龙取道香港抵达上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安排了秘密住处。一到上海，贺龙就见到了比他早到的周恩来。周恩来希望贺龙暂进躲避一段时间，到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贺龙答应考虑。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谈话。谈到南昌起义的情况时，贺龙说：“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国民党旗，一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在谈到湘西的情况时，贺龙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得把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把与贺龙的谈话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
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不是要贺龙同志去湘西干一干呢？”
李维汉同意。
常委会开过以后，李维汉把瞿秋白的意见通知贺龙。贺龙表示不愿去莫斯科，要回湘西。
实际上，贺龙是想回湘西的。但是，中央要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并已决定他们三人于11月17日坐轮船的货舱秘密离开上海，贺龙只好准备上船。不料，十一月十六日，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识破，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贺龙便不能抛头露面了。于是，贺龙找到周恩来，表示不愿离开革命，希望回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斗争，“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在1928年1月6日向中央常委会议提了出来。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表示不赞成。周恩来向常委们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认为贺龙应该去，也有充分的条件去。最后，中央常委同意了贺龙的要求。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几位同志，带着周恩来的关怀和嘱托离开了上海，再次踏上了征程。
1928年1月16日上午，几个商人模样、看上去颇有来头的人，从容镇静地穿过街巷，从汉口街心直奔长江码头。途经一个巷道口，只听人声嘈杂，一大堆人在围观墙上国民党出的一张布告，言语中夹杂着“南昌暴动”几个字。“商人”们放慢了脚步，其中一个中年人趋向前去看究竟，原来布告上写的是悬赏缉拿南昌起义的“匪”首之一贺龙。他看着布告，嘴角不经意地轻笑一下走开了。
此人正是贺龙。不过，这时的他身穿阔绰的狐皮袍，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外国造的宽羊毛围巾，戴着墨晶眼镜，并且剃掉了蓄了多年的短胡须，俨然一副商贾模样。随行的周逸群打扮得象个管帐先生，刚加入共产党的卢冬生也化了装。
自从贺龙率军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印发张贴了成千上万张这样的通辑文书，附上照片，张贴于通衢要道，要捉拿贺龙。当贺龙原来的上司、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上报贺龙、叶挺南昌反戈的情况后，汪精卫发誓要捕杀贺龙，蒋介石则悬出重赏，要“买”贺龙的首级，他们为此很是忙乎了一阵。
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贺龙轻蔑地一笑，昂首向武汉关轮船码头走去。当时戒备森严的汉口，到处是敌人的巡逻队，他们严密把守在交通要道，盘查过路行人。贺龙等人闯到了高大的武汉关钟楼前，准备搭乘预先租好的江轮。
荷枪实弹的哨兵，正在武汉的栅子口上搜索行人和旅客。
见状，贺龙镇定地迎面向哨兵走去，突然把身上阔绰的皮大衣一掀，故意高声叫嚷：“喂！来检查！来检查！”哨兵一看他们这副打扮，丝毫没有起疑心。贺龙一行人就这样机智地躲过哨兵的盘查，登上了开赴长江上游的江轮。后来，贺龙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其实那时我身上带的都是党的文件，还带有枪呢！”
他们登上轮船后，船上的帐户先生左顾右看，打量了好半天，试探地问：“先生贵姓？”
贺龙说：“我姓王。”
帐房先生诡秘地说：“你不姓王吧？”
贺龙一怔，随即镇定地反问：“不姓王姓什么？”
“你是贺龙”。
贺龙一看自己身分已被识破，严正地说：“知道是贺龙就要负责护送！”
帐房先生竟平和而亲切地连连点头称是。原来，这个帐房先生和船上一些水手、工友是同情革命的。贺龙当师长、军长时，驻军武汉、鄂城，颇有声望，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所以，他虽然骗过了巡察的哨兵，却被革命群众认了出来。为了保护贺龙他们，船不拉汽笛就离港了。
当时，江上有很多驻扎武汉的桂军巡逻划子，一见有船起锚启航，飞快追了上来。帐房先生见状赶忙让贺龙他们躲好，水手们急中生智弄断了拉汽笛的绳子。巡江划子靠近江轮，一群持枪桂军上来质问：“为什么不拉汽笛就开船？”帐房先生指着断了的绳子说：“拉汽笛的绳子断了，我们正在接。”这此士兵扫了扫船上的旅客，掉头走了。
江轮就这样在涛飞浪涌的大江上驶往洪湖地区。
一月十八日，船到洪湖边的新堤镇。镇上驻军是湖南部队李觉的师，周围也驻满了敌军，戒备森严。贺龙派人了解敌情，知道观音洲只有敌人的一支团防队伍，十几个人、十条枪。贺龙对周逸群说：“把枪搞来如何？”周逸群感到不大容易。
贺龙朝周逸群笑着说：“我当面向他们借枪，你们就动手提。”
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人大摇大摆地朝观音洲团防队部走去。团防队长见贺龙他们身上的打扮，以为是大官来视察，急忙吹哨紧急集合，十几个团防队员列队欢迎。
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摘下墨镜，劈头就说：“我是贺龙，特来借你的枪！”
团防队长一听到“贺龙”这个名字，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只顾求饶。
这时，一个团防队员企图开枪，被卢冬生一枪打倒，随贺龙来的其他几个人趁机一拥而上，将团防手中的六支汉阳造步枪、四支驳壳枪夺到手中。
贺龙等一行人兴致勃勃地回到船上，继续他们的行程。一月十九日，他们就在离洪湖不远的反嘴镇登陆了。他们一一向船工、水手挥手告别，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洪湖。
洪湖，象一颗巨大的晶莹夺目的珍珠，镶嵌在长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荡漾，水天一色，面积达四百三十八平方公里，跨洪湖、监利两个县。它处于武汉市西南方，与湖南省接连，素有“千里洪湖”之称“。
一上岸，贺龙等人就筹画着去和贺锦斋接头。贺锦斋（1901—1928）是贺龙的堂弟，小时候当过学徒，干过农活。
1919年，贺龙在桑植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时，贺锦斋入所学习，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又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二十军中任一师师长，并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转道上海，找到了贺龙。党组织要他先到洪湖地区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1月，他就在石首建立起游击队，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队伍。
正当贺龙他们准备去寻找游击队，和贺锦斋接头时，只见一位魁梧的汉子，身穿灰色棉军衣的人飞快朝他们走来，扑上去一把握住贺龙的手，激动万分地大喊着：“大哥，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说罢，朝岸边一群人挥臂大喊着：“你们不是盼望见到贺龙吗？看，他来了！”
此人正是贺龙的堂弟贺锦斋。这突然的会合，使得岸上的人们全都忘情地欢呼起来。
这次小小的会师，使湘鄂边前委有了一百多条枪的武装队伍。贺龙曾说：“这是我们赤手空拳来到荆江以后，第一次抓到手的本钱。”
不久，贺龙通过他参加南昌起义时的部下张天辉，与以李兆龙为首的石首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随后，又通过石首中心县委，将大革命时留下来的两支农民武装召集过来，由湘鄂边前委统一领导。前后会合的三支队伍共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于是，贺龙将他们编为两个大队，树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红旗。这是贺龙自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洪湖地区重新组建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石首县委决定与工农革命军配合，发动“年关斗争”，在较短时间内，就消灭了荆江两岸的团防和土匪二千人，缴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