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他举家从中南海迁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这虽然是个小村庄，而对彭德怀来说，却如同鸟又回到了森林，鱼又回到了水中。一到这里，他便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其兴奋和激动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在这里，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植树垦田，积肥种麦，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书是他的知己，村民是他的朋友。这种安然自得的生活，彭德怀一直过了六年。
寄情田园山水，借以慰藉心灵的创伤，是仕途失意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选择。几百年前的陶渊明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并以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文名句而为后世所称羡。但彭德怀的向往农村和陶渊明的皈依田园有着本质的不同：陶渊明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失意的一员，彭德怀则是苦大仇深的受压迫者中觉悟的代表；陶渊明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彭德怀则是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回归；陶渊明是归隐，彭德怀则是寻根。这是我们在谈到彭德怀农民情结时所必须强调的一点。
彭德怀的农民情结，还过多地表现在他对事物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上。他缺少哲人的远见卓识和睿智洞察，而多是从本能的经验出发，凭借已有的结果来推测断定事物或人事的功过是非。这一点，也许彭德怀自己也早已有所认识，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这样几段话：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
所以，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这种通过结果认识过程的认识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影响了彭德怀的主观态度和是非取向，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对是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是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问题上，彭德怀的意见就比较模糊，“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文革”中强加给他的“一贯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等罪名，除过人为的因素之外，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即使在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看法上，彭德怀仍然表现出这一先天不足。农民式的直觉经验，使他对各地的“高产卫星”持有怀疑，经过实地调查之后，问题得到证实，因而他才给毛泽东同志写了那封信。但也正是这种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使他只能看到问题、而没能或者说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因而，这封出于他真诚地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命运的信，终于以“彭德怀的意见书”的面目出现并引起一场争论，最终给他带来沉重的灾难。
1。2 关羽式的忠与张飞式的直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关羽和张飞，两个性格截然相反、各具不同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便一代又一代地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并受到人民群众不同形式的喜爱和赞扬。
对关羽，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都将其视为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曾一度出现于各地的关公神像和关公庙、便说明了这一点。而对张飞，人们则以“张飞穿针——大瞪眼”、“猛张飞”等文学形式表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无疑，在世代人的心目中，关羽是忠义的化身，而张飞则是鲁莽、粗率的代名词。
然而，在彭德怀的身上，我们却分别能找到关羽和张飞的影子：既有关羽的忠，又有张飞的直，二者矛盾而又和谐地融在一起。
彭德怀的忠，具体表现在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和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坚贞不移的追求上。无庸讳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个来自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走到一起的战友和朋友，在历次的路线斗争中有过分歧，有过冲突。毛泽东便曾说过“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的话，彭德怀自己也承认他曾在多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过模糊认识，“同主席关系对半开”。但这些，仅仅只能说明彭德怀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能说明他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有过怀疑和反对。而事实上，经过多次教训之后，他对毛泽东怀有更多的尊敬和敬慕，同时有溢美之词：在粉碎张国焘反党阴谋之后，他非常称赞毛泽东的做法，认为是“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在和张闻天谈到要认真学习历史时，他称赞毛泽东“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作了比较，认为斯大林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而“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不是盲从，更不是崇拜，他也反对将毛泽东神化，反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是在斗争中求统一，在探讨中求团结。他反对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如晚年的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骄傲思想和个人独断。他也反对毛泽东的一些具体做法，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他之所以反对毛泽东的这些具体做法，完全是在“忠”的前提下，希望革命和建设事业能搞得更好。
也许正是彭德怀这一特殊的忠，才有了他的“万言书”，有了庐山会议上的那封信，即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压迫和禁闭之中，他还在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关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他则是身陷囹圄也依旧关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说，在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上，他既有称赞，也有反对，而在对待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建设方针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贞不二的执行者。所以，当有人攻击他“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发火了，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与这种关羽式的忠相比较，彭德怀身上张飞式的鲁莽和直率则表现得更为浓厚和明显。毛泽东便曾多次公开地称他为“张飞”。他爱骂人：在陕北时期，他曾在一次闲谈中对彭雪枫和张爱萍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对不同意见容易急躁发火；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比较粗率。这种不加雕饰的张飞式的鲁莽和粗率传到民间，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以致庐山会议之后，民间便盛传有彭德怀和毛泽东对骂之说。其实，对骂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话语，却很能说明问题，请看以下片断①：
……………………
①这些对话或发言均根据《庐山会议实录》整理而来。
在揭批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时有人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彭：……华北座谈会操了我40天的娘，我现在要操20天。
主席：好，予以满足，咱们现在也来个四十天。
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谈到党内几次路线斗争时：主席：……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我61岁了。
在谈到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时：主席：……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思想不通，服从组织，实行党章很不容易。要听对方意见。
彭：我讲话都要先写个稿子，怕讲错了挨整。
主席：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当谈到要听取意见，改正缺点时：主席：一下子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十一、十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十七岁当兵。40天会议，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没吃过亏。
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彭德怀着急得讲了几句话：彭：可以放心，不会自杀，不会当反革命，可以种地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作了7月23日讲话之后，有批评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从以上这些片断可以看出，彭德怀身上颇似张飞式的鲁莽与直率的性格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这说明，旧式军队中的不良习气和作风对他的感染是非常严重的，并在他身上留下难以去掉的烙印。但“任何矛盾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透过彭德怀这一性格特征，我们却也可以看到他许多值得称赞之处：他爱骂人，却也爱士兵；他说话粗莽，不注意场合，却同时说明他不是什么“野心家”和“阴谋家”，也不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地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的“右倾分子”，而是一个胸怀坦白、是非分明、心直口快的豪爽将军，一个矢志不渝、忠贞不二的纯正的共产党人。
忠，反映了一个人对事物相对稳定的看法和基本态度，是隐于内的。直，则是一个人对事物所持看法和态度不加雕饰的流露方式，是形于外的。也许正由于此，彭德怀的忠往往被外在的性格特征所掩盖，而鲁莽、直率的特点却给他带来许多不该有的误会和影响。在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一再强调自己那封信是“供毛泽东本人参考的”时，毛泽东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说得相当严重：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拿不出来。
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和地位推测，这段话给彭德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是不难想象、不言而喻的。
1。3 源于苦大仇深的倔强和执拗
熟悉彭德怀的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他身上有股极强的倔劲。毛泽东说他“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周恩来批评他“认为训服就是没骨头”，朱德指出他“对不同意见听不进，爱骂娘”，就连他自己也承认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彭德怀身上这种极强的倔强性格来自他童年的遭遇，是苦大仇深的产物。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石潭乡乌石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据说他的祖上是在清雍正年间从湘乡贩茶路过乌石峰，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葱郁，人家稀少，是个可以定居的好地方，于是就在山下买了一片坡地，修了几间茅屋，从此落了户。因人得名，这里后来便被人们称为彭家园子。
乌石寨也好，彭家园子也好，山清水秀也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穷人是只能越来越穷。彭德怀一生下来，便受到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和不幸。
在他8岁时，母亲死了，父亲也患病躺在床上，伯祖父80开外，祖母年过70、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只有半岁的四弟在母亲死后不到一个月便饿死了。生活的担子从此便沉重地压在他瘦小的肩上。这样可怜的生活，在彭德怀幼时的心灵上刻下了很多、很深的印痕，也极大地刺激并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影响。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写了这样一件事：彭德怀10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富人家喜炮连天，他家却无一粒米下锅，无奈，彭德怀只好领了二弟去当叫化子，沿门乞讨。走到一个地主家门前时，地主高兴地问他们：“你们是招财童子吗？”彭德怀答：“不是，我们是叫化子。”地主一听脸唰地一下便拉沉了，二弟连忙说：“是的，我们是招财童子，恭喜老爷发财。”地主一听又笑了，即给了他二弟一碗米饭。到了黄昏，彭德怀快要饿昏了，却没有讨到两升米。二弟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招财童子时，彭德怀回答：“我不想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
第二天，祖母又要他们去讨饭，彭德怀说什么也不愿去了，说：“我不去，讨饭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
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彭德怀答道：”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砂柴。“祖母拿他没办法，带了两个弟弟又出门乞讨去了。望着祖母远去的背影，彭德怀伤心极了，他在书中写道：”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我不愿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砍柴“。这是彭德怀发自幼小心灵之中对地主阶级的憎恶和对受压迫、受欺侮生活的反抗。也许正是从这时候起，他性格中的倔犟和执拗便埋下了种子，开始发芽并日益膨胀起来。
彭德怀的这一性格发展到后来，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诬陷之后，便更加强烈，并进一步和骂娘、发怒、大发雷霆结合起来。当有人说他发动“百团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