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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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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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朱德的第一位妻子?读过朱德传记的人大概都会想到萧菊芬。朱德传记的作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就把萧菊芬当作朱德的第一位妻子。
  事实上,早在1905年,十九岁的朱德就已在老家仪陇与刘姓农家姑娘结婚。其间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早已消失在漫长的时间隧道之中了,这是一场封建式的包办婚姻,还是两小无猜式的自由结合,除了年谱上的孤零零记载以外,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朱德本人似乎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也难怪出现了史沫特莱的“误会”。这可以说是一桩迷一样的初婚,永远埋藏在历史的尘封之下……
  3。2 注重现实的结合
  1912年秋天,二十六岁的朱德在昆明和萧菊芬结了婚。
  当时,朱德在云南省讲武常堂任区队长,萧菊芬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出身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个诚实又相当进步的姑娘,也没有缠足。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朱德是朋友,他从中撮合并为他们筹办了婚事。
  这是一桩自由结合的婚姻,因为两个人在结婚前,曾经在菊芬家见过面,谈过话。婚后,萧菊芳还继续在师范学校念书,住在学校宿舍里,朱德住在讲武堂。讲武堂的军纪非常严格,有家眷的人,也只有星期三、星期六可以请假回家,这段安宁的生活只持续了11个月。1916年9月间,萧菊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1917年得了类似赤痢的热痛,不幸去世。朱德后来谈到这桩婚事时,从未说过他是否喜爱这位姑娘,提到俩人关系时,最多说到他和他的妻子是朋友,遇到一处总有话可说,而且谈到他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照平常人说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所以自己也希望有个妻子,正所谓“我想有个家”!其中务实的成分是可以想见的。
  3。3 罗曼蒂克的初端
  由于朱德不能把时间和日子记得很准确,加上没有信件、书籍、文件和日记等可供参考,所以关于萧菊芬的卒年,有的书上说是1916年,有的书上说是1919年,我们根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一书的记载判定为1917年。萧菊芬过世以后,朱德最大的个人问题就是那个幼年丧母的婴儿。他既不能永远把他托给朋友;也不愿望把他送回老家,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封建环境中长大,他自己盘算着,这孩子应该在新环境里上新式学校,一个国民党老同志劝他再婚,以解决家庭问题。
  朱德记不清第二个妻子的卒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她的感情,由此也就造成了这一个代学问题的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就是萧菊芬去世这一年,还不到年终,朱德迫于现实的压力,就同意续弦了。由他部队里的一位朋友作媒,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朱德。该女子名陈玉贞,受过教育,天足,参加过辛亥革命;那位朋友向朱德夸自己的妹妹聪明过人,也很“任性”,家里多次提出婚事,她都不嫁。二人当年在南溪成婚,虽然当时朱德结婚的主要动机是需要给孩子找个母亲,给他的家庭找个主妇,然而这种出发点和动机并不妨碍两个人的一见钟情,后来,朱德回忆说,这个妇女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和1916年革命。她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之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一时说不上来了。从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出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就象自己所生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捉迷藏。她没有生小孩,所以我只这一个孩子。”《伟大的道路》在朱德的记忆里,玉贞弹琴,他自己吹箫、拉胡琴,在穷兵默武的动乱年代里,这个家不啻为一个安全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
  3。4 战地浪漫曲
  1928年2月16日清晨,坐落在来河岸畔的来阳古城,还笼罩在一片如烟似雾的雨帘中。城里市民此时正在酣睡的梦里。突然。从城南桌子坳附近方向传来稠密的枪声,瞬时,将全城惊醒。原来,枪声来自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今天他们打开了攻取来阳古城的序幕。约摸8点钟时,枪声逐渐稀落,战斗胜利结束。这时,市民哗哗啦啦打开门,躲在门叶子后探头张望街中动静。
  突然,从街巷深处,响起一串清脆的喊语声:“同胞们!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打进城来了,大家快到西门正街集合迎接吧!“
  人们循声望去,只见喊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妹子,身子长得高高大大,着一身宝蓝色学生装,柳眉凤眼,黝黑的鹅蛋脸上有些麻点,显露出庆重豪爽之气。她就是伍若兰,一名女宣传员,是个坚韧不拨的农民组织者。她早就听说这支队伍是一个叫朱德的人带领的,好多人都说他了不起,他手下的兵个个都不能飞檐走壁,此刻她心里也生起神秘感,心想究竟怎样今天就可以看到了。
  恰在这时,城西门街口鞭炮齐鸣,革命军进城了!伍若兰抬头望去,只见部队成两行纵队,挥着一面绣着镰刀斧子的红旗,浩浩荡荡地开过来。那领头的一位军官,年纪约摸三十七八岁,长得身高体壮,一张黑红的大脸膛,长满络腮胡须,两簇乌黑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炯炯放亮的眸子,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过来。伍若兰心想,这位普通的军人便是朱德无疑。这时,中共来阳县委负责人邓宗海、刘泰等人迎上去,同朱德握手问候。随即,一同来到城中邓家祠堂门前。朱德刚欲抬腿跨进门时,蓦地被贴在门两旁的对联吸引住,“好一手毛笔字!”朱德仔细瞄了一会,连连点头:“这是谁的翰墨?”
  “我们县里的女秀才!”跟在朱德身边的刘泰忙回答说。
  “女秀才?!”朱德一听,惊讶地重复了一句,随即又问:她人呢?“
  “朱师长!你看她来了!”邓宗海用手指了指正挑着酒坛子过来的伍若兰。朱德抬头,顿觉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平凡的姑娘,然而,长长的睫毛下却有着一双饱含智慧的眸子,那健壮的体格,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朱德收回目光,走进祠堂,小憩一会,心里按捺不住,便吩咐刘泰:“你叫那女秀才来一下!”刘泰就走到厨房对帮厨的伍若兰说:“兰妹子!朱师长叫你哩。”伍若兰一听师长叫自己,心里又惊又喜。她款款来到厅堂。朱德站起身,伸出手握着伍若兰的手热情地问:“你就是伍若兰同志吗?”伍若兰本来生就一副泼辣胆子,这会儿见了朱德,不知为什么倒害起羞来。她点点头,呐呐地回答说:“是的!朱师长叫我有事吗?”
  “门口的对联,字是你写的吗?”
  “嗯!没写好,请师长多指教!”伍若兰微微一笑,声音很低。
  “不错,很有笔力,哪个学校毕业的?”
  “衡阳女三师”。伍若兰声音放大了一些。
  “唔!三师是一个出人才的学校”。朱德说完,沉思了一会,笑着说:“从现在起,你们县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今后可大力发挥你的笔头子作用罗”。
  伍若兰点了点头。自此一面,两个人已埋下了一见钟情互相倾慕的种子。
  农历三月初。正是花红草绿、莺歌燕舞的季节,伍若兰度过了她的25个春秋。一天,县委书记邓宗海笑着对伍若兰说:“兰妹子!要不要我替你做媒?”
  “别开玩笑。”伍若兰红着脸说。
  “别瞒我们喽!我早晓得你有那么个意思。”
  “你说谁?”
  “我们的朱师长呗!”
  “哎呀!你别胡说。”伍若兰跺着脚,双手掩面,急急分辩说。
  “莫要不好意思,朱师长挺喜欢你哩!他托信来要你今晚去一下。”
  当晚,朱德和伍若兰并肩走出军营,踏上去青麓塔的河堤。两人谁也觉得没有话说,但谁都有说不完的话,又走了一段河堤,还是朱德忍不住先开口:‘若兰,你多大啦?“
  “25岁刚过”。
  “有婆家了没有?”
  “早着呢!”
  “还早?你已经25岁了呀!”
  “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没空儿想那件事。”
  “你莫骗我,听刘泰他们讲,你挑的条件很高。”
  “别听他们乱说,什么条件高不高,其实,我也曾对我妈说过,能够嫁一个同我一样的人就行了!”伍若兰说完,“咚”地将一块石子踢进河里。
  “和你一样的人是什么人?”朱德靠近伍若兰,忍不住追问。
  “起码也是搞革命这一行的”。伍若兰甩了甩齐耳短发,一双大眼如火如炽地投向朱德:“例如象你一样……”朱德的心砰然一跳,深情地望着伍若兰说:“小伍!我知道你内心是爱我的。对于你,从你写的那副对联上的字,就知道你能文能武,在我所遇到的女同胞中,数你不错,不过……”朱德说到这里突然刹住。伍若兰抬起明亮的双眸,定定望住朱德:“不过什么呀!是嫌我吗?……”
  “不,不!若兰,我能有你做妻子,那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跟着我是要吃苦的,天天要行军走路,时时要打仗……”
  “行军走路、打仗有什么可怕的。”伍若兰显得异常坚定。
  “还得准备掉脑壳!”朱德严肃地补充说。
  “老朱!我这些问题都想过了,说实在的,从入党那天起,已作了打算,只要为了革命,我什么都舍得。反正,我跟你跟定的!”伍若兰激动地、忘情地扑进了朱德宽阔的怀抱。
  “若兰!我的好同志!”朱德也顺势紧紧地搂抱着伍若兰。
  三天之后的下午,军营中传出话来:部队准备打仗。司令部正在举行军政领导联合作战的部署会议。伍若兰也应邀参加。临散会时,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突然大声说:“大家稍等一下,听伍若兰讲,朱师长原打算明天结婚,这么一来我们得先吃了喜酒再去打仗。”
  “好哇!”全场人积极响应。
  朱德将目光投向伍若兰:“那就算作一回事吧,若兰!把你亲手酿的那坛糯米胡子酒抬出来请大家尝尝,再告诉一声伙房,从我薪水里扣一部分钱买点菜来。”伍若兰听了扑哧一笑,绯红着脸跑出门外,忙着张罗去了。
  简单而又热烈的婚宴开始了。这是在战斗前夕,婚礼充满了火药味。朱德同伍若兰两人抬着酒坛子,挨个儿给每人碗里斟酒,大家喝着,笑着,一直闹到夕阳衔山,飞鸟归林,才匆匆忙忙各自回去做战前的准备。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女联合会的同志,一个个手捧鲜花,纷纷拥进来,簇拥着朱德和伍若兰朝水东江梁家祠堂的新房走去。房里布置极为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摆着一条叠得四四方方的印花格子被,靠窗口边放有一张四方饭桌,桌上一盏油灯,进门的正面墙上,挂着朱德的军用指挥袋。
  朱德和伍若兰送走祝贺的人后,回到房里,两个都沉浸在幸福、甜密的爱海里……三四个月之后,伍若兰跟随朱德苦练枪法,成为军营里有名的“双枪女将”。1929年,伍若兰为掩护朱德,被敌人抓去,砍头示众。她死于忠贞的爱情,这也是一种超乎个人之上的最崇高的革命炽情。谁说朱德莽莽生涯中没有发生过痛苦的悲剧,不过,他是一个善于将悲痛化为力量的人,阶级仇,民族恨,还有失去心爱之人的切肤之痛,都能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这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3。5 同志·战友·伴侣
  1929年3月,朱德在长汀和康克清结婚。当时朱德四十三岁,康克清十七岁,任农民游击队队长,她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被双亲卖作童养媳,曾在地主家做过下地的长工,后来朱德的队伍转战农村,她才和农民们一起战斗。由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她身体强壮,二十五岁时就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红军“女司令”的称号。除了在湖北牺牲的贺龙的妹妹以外,真正指挥过红军的妇女只有她一个人。朱德既喜欢康克清,又为她骄傲,认为她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之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写他在延安见到康克清时的情景:“她的秀丽,有一双出色的浅褐色的杏仁眼,还有圆圆的脸蛋,端庄的容貌和整齐结实的牙齿。她来看我,和我握手——这是一双我来中国后见过的最结实粗壮的女人之手。她对我非常诚恳,她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体重一百二十磅,但匀称结实,有一种沉着、威严的风度。我觉得她根本不象我所见过的农民,但她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农业有着非常出色的了解,她看上去很健康,青铜色的面孔和红色的脸颊擦得放光。我相信她从没穿过女装,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穿这个。险了穿过农家姑娘的长裤以外,她穿的就是军装了。”(《红色中国内幕》)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康克清是一个充满男性气概的女性。同样是去过延安的王安娜却有另一种女生特有的敏锐直觉: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应为第五位——引者),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诚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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