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标语的倒影响。×××，是一位不太出名的领导干部。
肖望东不解地看看陈毅：“哦，是一条标语呀！”话外之音显而易见：这种标语随地可见，何足为奇！
“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陈毅声音不高，却凝聚着满腔的愤慨，“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打倒老干部！这不光不能告一段落，还必须继续开展下去！”
肖望东突然记起，两个月前，他曾就“文革”的目的请教过陈毅，陈毅的回答是：“我也不晓得。”今天，陈毅一语道破，显然是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分析，最后才得出的结论！肖望东是陈老总的老部下，熟知陈毅洞察秋毫的战略眼光，此时感到格外震惊：难道运动十月份告一段落的计划又要告吹？
难道……肖望东越想越担心，他想再问几句，抬头才发现，陈毅迈着沉重的步子，已经向西头走去。
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较量过。
他有着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当看到林彪一伙“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唱高调、干坏事的时候，陈毅公开在群众大会上讲：“有的人口号喊得很响，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我怀疑，我还要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毅看清了林彪居心险恶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党的许多老干部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愤怒地指出：“几十年为党浴血奋斗的老帅、老将们，一个早晨就都成了‘大土匪’、‘大军阀’，这样的造谣中伤，谁能相信！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几十年来和党合作的老朋友，竟然成了‘牛鬼蛇神’，谁不痛心！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有人说我陈毅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
有些好心的同志劝陈毅，要他少讲点，免得招惹是非。陈毅则有力地回答说：“要我不讲话办不到，我素来不是这个性格，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随风倒我不干！”
1967年2月18日，陈毅在和一些群众代表谈话时，满腔怒火地说：“现在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字越写越大，水平越来越低。‘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为什么成了大军阀？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也容不下？！还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吗？贺龙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这能服人吗？人家会问，你们共产党是什么人？人家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你们这样搞没有好下场！“
在那些动乱的岁月里，陈毅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尽一切可能保持与老同志、老战友的来往和联系。然而，这样一来更加激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他们对陈毅的迫害更疯狂了。但陈毅是硬骨头。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他质问道：“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革命四十年，这样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
1968年，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突然袭击，把陈毅等六位老同志分别隔离出来，每个人都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不断地围攻批斗，最后把陈毅逼出北京，到外地去搞所谓“调查”、“蹲点”，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
从1970年5月起，陈毅就时时感到身体不适。但是由于当时他正处于政治上受迫害的地位，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认真地诊断和治疗。直到同年冬季，陈毅才回到北京，到三○一医院治疗。本来已经说好住院，但由于林彪一伙从中作梗，临时却说没有床位，叫在家等待，又拖了一些时日才进了医院，却又没有查出病因。到了1971年1月16日，陈毅大疼难忍，才再次赶到医院，仓促中以急性阑尾炎的诊断动了手术，手术中才发现是直肠癌造成的肠梗阻。手术进行了六个多小时，年已七十岁的陈毅，以顽强的毅力，承受了这次大手术。回到病房后，经过四五天的时间，就下地活动了。医生们被陈毅的精神所感动，不得不真实地把严重的病情向陈毅讲了。听罢，陈毅笑着对医生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猜到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掉，再长出来再切除。你们治去，可以拿我作个实验，找出经验来！”
象往常一样，越是艰难困苦，他越是乐观顽强。陈毅尽量设法快些恢复体力，争取为党多做些工作。在医疗期间，仍抓紧时间看文件，读书，写东西。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武装叛乱的阴谋败露，林彪带着他的几个死党，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罕的沙漠里。陈毅听到这个事件的正式通知时，虽然仍是重病在身，但却毅然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当即提议，在场的同志为我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胜利举杯祝贺。为了揭露林彪的反革命罪行，陈毅抱病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会后，他又认真修改自己的发言稿，还亲自写下了一百多页重要材料，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并认真仔细地作了第二遍修改，充分表达了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他豪迈地说：“我倒要看看，我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
为了锻炼身体，陈毅每天都绕医院走上三圈，每圈足有三千米。他的体力增强得很快，不久就出院了。正当大家都为陈毅体力增强、精力充沛而高兴时，万万没有想到，时过不久，陈毅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在医院里，他曾深情地对张茜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知有多少革命同志在咱们前头牺牲了，对我们来说，只是工作做得太少了。”有一位熟识的医生来看望陈毅，他严肃地问：“你看我还能活多久？”医生难过地说不出话来，两眼含着泪花直瞪瞪地望着他。陈毅却爽朗地说：“现在对癌症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嘛！估计一下时间，好为党再做点工作。”
直到临终，陈毅还在热切盼望能为党再做些工作。当周总理来看望他时，他仍满怀信心地说，等我好了，有些工作还要去做。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周，他还满怀希望地对他的孩子们说，新年一过，我还要下地走一走。
1972年1月6日，奋斗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家陈毅元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出席老同志的追悼会。八宝山休息室里，毛泽东泪洒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痛：“我也来悼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又对陈毅的子女们说：“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勉励陈毅的子女，要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陈毅元帅是一棵高耸挺直、万古长青的劲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陈毅元帅是西山的红叶，寒霜愈重愈显出英雄本色，正如他的诗句：“霜重色愈浓”，“斗争见英雄”。
3 外交艺术之谜
陈毅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军人气质，大将风度。即使是在谈判桌上，也给人一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感觉。他身体稍胖却不显臃肿，往那里一站，俨然半截铁塔，加之常戴一副大墨镜，更添几分威严；偏偏他又戴一种圆形小帽，且帽上缀有一颗小球，使威严中便又多了一些轻松幽默。
3。1 令赫鲁晓夫畏惧的人
1959年9月30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同美国总统搞了戴维营会谈，在回国途中就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当晚他就在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上讲话，教训热诚接待了他的主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大有以“老子党”自居、指手划脚之态。
10月2日，中苏双方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参加的人比较多。中方有政治局常委们及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葛罗米柯。
赫鲁晓夫介绍他访美的情况，他亮晶晶的眼睛带着发现新大陆的神情和语气说：“这次我到美国去是亲眼看了，他们是真富，确实很富。”毛泽东无笑无怒，表情从容地说：“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
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地介绍了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在我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不是这样么。“
赫鲁晓夫继续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士越来越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的。”接着，赫鲁晓夫再次向毛泽东表示：“希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名飞行员”。
“不行”。毛泽东简短果断地回答：“这个事儿不能商量。”
“这两个人是执行侵入我领空的间谍侦察飞行任务的。”
陈毅插话，赫鲁晓夫把目光转向陈毅。陈毅说：“至于俘虏的其他五名飞行员，我们早已放给他们了。”
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的发言最多也最长的，是关于中印边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马上顶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孔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你们塔斯社5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无须提高嗓门，因为他自来就是声音洪亮，“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赫鲁晓夫做个不屑一顾的表情，“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不值得的！”赫鲁晓夫又讲了半天他在苏联——阿富汗边界纠纷中如何让步等等。
当时林彪插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不好谈了。”
“8月份发生的郎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战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陈毅愤慨地指出，“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赫鲁晓夫竟说什么：“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毅指问，“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东拉西扯起一些遮掩的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你们，你们就不应该让他跑掉……”
毛泽东表示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用抱怨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
周恩来严肃而平静地问：“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面向周恩来说“您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说：“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嘛？”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1957年1月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等等。一会儿，又转换话题说：“你们炮击金门就没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当即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
葛罗米柯支支唔唔，实际上默认了。
赫鲁晓夫费尽力气而未能摆脱困境。
陈毅对赫鲁晓夫说：“炮击金门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你难道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冲着陈毅喊道：“怎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军事上我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陈毅回敬说：“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们就不能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公平不对等的！”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晚上天安门有庆祝活动，赫鲁晓夫没有参加。
直到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