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对于江青来说，四月十日，是“历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作为标题，显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清楚显示江青的崛起。这一文件，阐述了江青的文艺观，并把江青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各地贯彻执行——因为这是中共中央文件，而不是发在报上的一篇文章。
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文件中说明《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充分表明了江青的“后台”是何等之硬。
在上海策划发表梁壁辉、姚文元的文章，江青毕竟只在幕后操纵。推进“京剧革命”，抓“样板戏”，江青的那篇《谈京剧革命》，也迟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才得以公开发表。这一回，江青以一颗“政治新星”的姿态，在全党亮相！
中共中央的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赞许：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纪要》的核心段落，是这么一段话：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引者注：所谓“离经叛道”论加上前面提及的“写真实”论等七论，后来被称为“黑八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摘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基于《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左”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纪要》。所谓“文革”，就是从《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
江青以为，过去抓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至批《海瑞罢官》，“只是抓一些个别问题”，这一回，要“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了！
《纪要》，成了江青上台的“宣言”。虽说在《纪要》中，江青尚无任何头衔，只是“江青同志”罢了，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跟部队的同志“平等地进行交谈”，但《纪要》的下达，表明江青要“出山”，即将担任要职了！
第十四章 “旗手”登基
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三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一连作了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四月一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四月二日、五日，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了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在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王力。其中一个王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本名王光宾，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犁”。一九四三年发表小说《晴天》时，署笔名“王力”，取“王犁”之谐音。由于“力”笔画简单，他竟从此以“王力”为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当《红旗》杂志创刊时，王力担任编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留”内。从一九六○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九六三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①，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消。”
①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起，本书作者曾多次访问王力，请他回忆“文革”历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
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二十八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叵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别真伪》。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翌日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全都转载了《评“三家村”》。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的通过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成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颇受毛泽东重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