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帐，还必须跟夏衍清算！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一九三七年二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
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
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
“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
“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价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
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三十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
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
恩将仇报，阿桂蒙尘
有仇报仇，有冤伸冤。
无仇无冤，有的曾是她的好友，有的曾给她以帮助，有的为她所敬仰，有的甚至曾为她所爱，仅仅因为知道蓝苹的往事，也在“文革”中遭到她的挞伐。
郑君里和赵丹知道蓝苹的往事太多，自然在劫难逃。抄家之后被投入狱中，郑君里屈死于冤狱。
顾而已，“六和塔婚礼”中的一个。要整掉他！
于伶，“十？八”抄家“候补”名单中的一个。此人知内情，该整！
史枚，当然该整。好在他蹲过国民党和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一九五七年又划为“右派”，整他不难。
章泯，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就在眼前，就在鼻子底下，太容易招惹是非。不过，他是“走资派”、“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何况北京电影学院的“主义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是闻名北京的，整他也不难。哦，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把他整死了，了却江青一桩心事。
最令人震惊的，是秦桂贞向我讲述的故事。①
①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采访于上海。
秦桂贞，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妇女——解放前当佣人，解放后在幼儿园当保育员。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本来早已把阿桂遗忘。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春桥密报江青：“上海的红卫兵在找一个保姆了解你过去的情况……”
当时，张春桥只是听他手下的密探的汇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那个保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江青一听，心中一惊：她马上意识到那保姆是秦桂贞！
当年，蓝苹跟唐纳之间的“武斗”，蓝苹跟章混的同居，阿桂一清二楚。如果红卫兵从阿桂口中知道这些，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旗手”的脸往哪儿搁？
一个电话，江青就把肥头大耳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召来。因为上次江青通过叶群，委托吴法宪指挥上海的“十？八”抄家，干得很不错，这一回，她就直接找吴法宪，当面交办重要任务了——尽管这次的任务，又与空军业务毫不相干。
“是这样的，你赶紧派人到上海去，给我找一个人。”当年的蓝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军司令发号施令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秦桂贞，人家喊她阿桂。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她照料过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这个人长期被上海市公安局里的坏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过我的机密情况。听说，最近又有人找她调查。这个人不能放在外边……”
“我马上派人把她抓来！”吴司令到底是个明白人，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听出了江青的意思。
“不过，我们多年没有联系，我不知道她现在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江青说道，“你派人到上海，注意不要惊动上海市公安局。你要秘密调查，秘密押送，把她抓到北京来。在她手头上，可能有我的一些照片，一起拿来。”
“我用飞机押送她，又快又保密。”空军司令手底下有的是军用飞机，充分发挥他的“空中优势”。
江青想了一下，授予锦囊妙计：“不要明火执仗，不要当场逮捕，你借我的名义，如此如此，她一定会言听计从，乖乖地来北京……”
吴法宪连连点头，领命而去。
吴法宪找了一个姓张的心腹，面授机宜。此人坐了专机，来到上海。由于江青关照过，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可能还隐藏着坏蛋，那人只得自己设法在茫茫上海滩寻找秦桂贞。
秦桂贞调换过好几个工作单位，况且已于一九六七年退休，单身一人，住在某处一间小屋里。她是个小人物，不像郑君里、赵丹那样好找。
姓张的在上海查了三、四天，这才查明秦桂贞究竟住在哪里。
三月二日这天傍晚，作为里弄干部的秦桂贞，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的住宿。忽然，一个四十来岁、留着齐腮短发的女人，前来找她：“你是秦桂贞阿姨吗？”
“是的，我叫秦桂贞。”
那女的拿出一张纸头说：“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这是介绍信。”
秦桂贞原是文盲，眼下也识字不多，看着那纸头上盖着红色圆形大印，猜想那介绍信不会是假的。
“什么事？”秦桂贞问。
“请你跟我去，到市革会，有点事情。”那女的答道。
秦桂贞随着她穿过热闹的南京路，见僻静处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那女的带着她上了车。
秦桂贞已经五十四岁了，还没有坐过这么漂亮的小轿车。她在揣测着，市里有什么要紧的事找她呢？
风驰电掣一般，那小轿车左抹右拐，驶入幽静的所在，停在一幢小楼前。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那个姓张的满脸堆笑，请她坐在沙发上，说道：“秦阿姨，北京首长想念您，托我问您身体好！”
秦桂贞一听，心中顿时豁亮：那“北京首长”，当然就是当年的蓝小姐，今天的江青。
姓张的又紧接着说：“北京首长派我来，接您去北京住几天，好不好？”
“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晚上就走！”
事情这么突然，秦桂贞毫无思想准备。好在她孤身独居，无牵无挂，要走就走。
她想了一下，记起今天是星期六，便说：“明天是星期天，如果我今晚走，我要跟陈阿姨说一声，因为我向来是在她家过星期天的。”
“陈阿姨是谁？”
“她是我在幼儿园工作的老同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离我家不远。”
姓张的一边记下陈阿姨的姓名，一边说：“北京首长关照，您去北京，不要告诉任何人！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马上就走。北京比上海冷，您要多带些衣服……”
小轿车送秦桂贞回家，那女的陪着她。
事有凑巧，秦桂贞刚刚进屋，陈阿姨来看她了。那女的催秦桂贞快收拾，快走。
“你要出门？上哪儿？”陈阿姨问泰桂贞。
秦桂贞支支吾吾，未敢答复。她只是说，身边总共只剩三角钱了。
陈阿姨立即掏出四元钱，借给她。
“后天发工资，你替我领一下。我出门的消息，谁也别告诉。”秦桂贞对陈阿姨说完这句话，就出门走了。
秦桂贞做梦也想不到：她前脚刚跨出家门，抄家者后脚就来了，把小屋里所有的照片和有文字的纸片抄得一干二净，全部带走。
那个完全无辜的陈阿姨，由于目击了秦桂贞离家的一幕，被作为“反革命”遭到审查！
夜空像锅底一般乌黑。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上海军用机场。一架专机在那里等候。
秦桂贞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当她走进机舱，那个姓张的穿着一身军装，早已坐在那里了。这次飞行，总共只有两名乘客——她和姓张的。
北京的天，也如同墨染一般。专机在一片黑暗中降落。
早已等待在机场的小轿车，把秦桂贞送人空军招待所。
秦桂贞独自住在铺着红地毯的房间里。她向来睡硬板床，因不惯弹簧床，只得躺在红地毯上过夜。她向来做惯了，一下子闲得无所事事，双手不知搁在什么地方好。
她帮助服务员扫地、倒痰盂、冲刷各处的抽水马桶。
她盼望着蓝小姐早日“接见”，以便可以早点回上海——她过不惯这种“红地毯生活”。
终于，三月六日，几个军人来了，说是“首长”有请，要她带上东西走。
这一回，接她去的不是小轿车，却是一辆军用卡车。她刚坐定，两个军人立即分坐在她的两侧。
卡车开出了北京城，在郊区公路上开了很久很久。
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这是什么地方？
她的鞋带、裤带全被没收，换上难看的黑色的衣服。
她的头发被剃掉，只在头顶留下一小撮。
她被单独关进小小的水泥屋里，窗上钉着铁条。
她这才恍然大悟：她被抓去坐牢了！
关押她的地方，便是秦城监狱——关押要犯的场所。
她的罪名，是“首长”定的——“特务”！
天哪，她怎么会成为“特务”？
她，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个。母亲生下她的那年，乡下发大水，没办法，母亲到上海给人当奶妈，她是靠米汤、稀饭喂大的。
才十三岁，她就到上海许家当佣人，刚到许家的那天，天那么冷，她却赤着脚，连双鞋子都没有。吃饭的时候，她光吃米饭，什么菜也不吃，使许家惊诧不已——她在乡下向来吃南瓜、山芋当饭，如今能吃上大米，在嘴里打个滚就吞下去了，还用得着吃什么菜？
她一直在许家当佣人。后来，蓝小姐成了许家的房客。
她看到蓝小姐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出于同情，她瞒着东家，给蓝小姐送饭送菜……
她万万想不到，这个蓝小姐成了“大人物”之后，竟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她是“特务”？她怎么会是“特务”？
纯朴、善良的她，说什么也想不到，蓝小姐成为“旗手”，会变得那样心狠手辣；
她记得，当蓝小姐临走的时候，她送了一本照相册。蓝小姐当即送她照片留念，还说“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其实阿桂并不要什么“报答”）；
她记得，一九四六年二月，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张蓝小姐抱着孩子的照片。她不识字，请东家念给她听，才知道蓝小姐改了名字，叫江青。那孩子叫李纳。信是蓝小姐从延安到重庆看牙病的时候，从重庆寄来的。东家读罢信，千叮万嘱，叫她千万别声张；
她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她在街上看着解放军进城，寻找着蓝小姐；
她还记得，一九五○年，东家的孩子生气喘病，要她陪着去北京看病。她住在北京大学——东家的亲戚家。她请人代笔，试着给蓝小姐写信，她不知道通讯处，就写“毛泽东转江青收”。一个多月后，一个解放军坐着吉普车来北京大学找她，说是奉江青之命。她看见吉普车，不敢上去。倒是东家的亲戚说不去不好，她才上了车。车子进入中南海，她终于见到阔别多年的蓝小姐。蓝小姐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是说，不愿再当佣人了，希望参加工作，于什么活都行。后来，北海幼儿园派人找她。从此她成为北京北海幼儿园保育员，干力气活，拖地板，挑水，烧水。由于过不惯北方生活，从一九五八年调回上海，依旧当保育员，每月三十多元工资……
自从一九五○年跟蓝小姐见过一面之后，她再也没有找过蓝小姐。她也从未在别人面前说起蓝小姐。她对蓝小姐的印象还算可以——虽然她很看不惯当年蓝小姐跟唐纳、章泯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事隔多年，当她听说“北京首长想念你”，也就跟着来人应召而去。
经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她渐渐明白了“北京首长”为什么“想念”她！
她拿出了一件血迹斑斑的上衣给我看。她说：“我差一点被打死在秦城监狱。在那里，我流的泪水要用面盆装！”
她对江青咬牙切齿，再不叫她“蓝小姐”、“江青”，而是骂她“妖怪精”！
阿桂头上被留着的一小撮头发，原来是打手们在打她时揪脑袋用的。
向来不大生病的她，在秦城一次一次生大病。她的头发就是在那里变白的。直到她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无缘无故被关了七年多——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
出狱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折磨着她……
她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她本在一九四一年结过婚，丈夫也是穷人，在船上当水手，没几年就病死了。她没有孩子。她艰难地独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资，考虑到姐姐在乡下生活无着落，她还省下一半寄给姐姐，自己只留十几元——她是一个平凡、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
她坚信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孙维世屈死狱中
在江青开列的“仇人”名单中，玉莹是一个，孙维世也是一个。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江青前往毛家湾。毛家湾，北京西城一条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轿车拐入一道由军人站岗的大门，在一个大院里拐个弯，便见到一幢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座很“朴素”、很普通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