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十七个月，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五级！”
一九七三年七月，经过张春桥亲笔批阅，经过上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夏其言错误严重，应予清除出党”！
就这样，一生清白的老党员夏其言，仅仅说了唐纳的妻子是蓝苹，被“清除出党”！
其实，真正的潜台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夏其言是蓝苹丑史的目击者、知情人，借“扩散罪”之名，囚于囹圄，去除党籍，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在赴“五？七”干校途中，汽车翻车，四个轮子朝天，邻座的女同志当即死于非命，他却安然无事。
过了半个月，他终于见到了中国“十月革命”的万众欢腾的场面，终于见到蓝苹成了阶下囚！
一九八六年盛暑，当我拜访夏老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听器，居然还天天忙于工作。
他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历大难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尽我的菲薄之力，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
他的冤案早已平反，党籍也早已恢复。他的老伴也是党员。噩梦过去，老夫老妻笑逐颜开……
第十六章 迫害元勋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江青说道：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①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①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陶铸舒心地笑了。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曾志这样回忆：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前一天——一月三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一九三四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一九四二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这样，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