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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
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毛泽东写道：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林彪暗中磨刀。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定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峻岭”何人？江青也！
这张照片是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她要林彪捧起《毛泽东选集》，那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大宇，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实际上，林彪正在暗中磨刀，要暗杀毛泽东，哪有心思捧读《毛泽东选集》？！
终于，就在这张“杰作”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二五六号飞机越过了中国国界，进入蒙古上空。凌晨二时三十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就在林彪出逃前夕，叶群还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江青则在电话中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叶群派人给江青送去了几个西瓜。
就在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江青住处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统计，仅仅是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便达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多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九？一三事件”发出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冲击着每一个中共党员，每一个中国大陆老百姓。
人们百思而不解：两年前被写入党章、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人们的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来。
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虽然林彪自取灭亡，毕竟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威信：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的范围限于高层。《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
这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五天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事件的性质，林彪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份《通知》是在“严格保密”状态中下达的，“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
“这几年，他（引者注：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
“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那封信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曾由周恩来转告林彪。林彪诚惶诚恐，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为了消除林彪的顾虑，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过了五个多年头，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变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毛泽东找出了那封信的抄件。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此信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文件印发，政治局九人分头至各组解释此信，传达到全党。
信是毛泽东写的，而此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泽东“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老早“看穿”了林彪。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登载了江青对此信的解释，声称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于是，全党都学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反复咀嚼着那些“预言式”的话语：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