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少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很快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九月二十九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九月十九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江青在筹备“最盛大的节日”
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出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
“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
“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
“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
江青还说：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十月一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
“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十月二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一九七三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十月四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十月二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
“梁效”的文章强调：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十月五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十月六日，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世界各报竞载《毛的遗孀被捕》
“新闻记者的耳朵，连睡觉时都是竖着的。”此言不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清早，英国《每日电讯报》送到订户手中时，一条十月十一日发自北京的电讯，一下子便轰动了伦敦。
那醒目的三行大字标题，把读者镇住了：
眉题——华粉碎极左分子
主题——毛的遗孀被捕
副题——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
《每日电讯报》是独家新闻，首次在世界上报导了中国政局的突变！其他的报纸都晚了一步，在翌日才竞相刊载《毛的遗孀被捕》的新闻。
《每日电讯报》那独家新闻，是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从北京发出的。他并非“老北京”，四个月前，他才从驻华盛顿记者调任驻北京记者。
据韦德说，他最初注意到，九月十六日，中国各报都在显著地刊载所谓的“遗言”，即“按既定方针办”，可是九月十八日华国锋在追悼毛泽东的百万人大会上致悼词，却没有提到这句话！当时，韦德在收看大会实况转播电视，他注意到，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边，不时不安地从华国锋的肩膀后看着华国锋的手稿。仅仅凭借这两点，韦德机智地发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步调不一致”！
十月十日，韦德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得知北京大学出现了不寻常的大字标语。他当即追踪这一消息，终于摸到发生在北京、但又处于严格保密之中的重大新闻。
十月十一日，他从北京发出了电讯《毛的遗孀被捕》：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
“这一被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一九七一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韦德由于第一个报导江青被捕，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赞许，成为“新闻界的新闻人物”。
江青及其同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是在十月六日被捕的。关于这一举世瞩目的“爆炸性政治新闻”的详细内幕，在事件发生十多年后，才慢慢地从中共高层“渗透”出来。
近年来，正儿八经的官方文献中，透露内中细节的是《李先念文选》第一五七条注释：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这条注释虽然不是李先念写的，但编者在加这条注释时，显然请教过李先念，写毕后又经李先念过目。这条注释是迄今为止，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内幕的最权威的记述。当然，这条注释也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提及也曾起了重要作用的汪东兴——虽然他在后来犯了错误。
关于如何逮捕“四人帮”，曾有过众说纷坛的传说。内中较为准确的记述，是范硕的《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
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商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中午一时发出电话通知。当晚八时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地点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