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
高太皇太后将诏稿看了，便把来封着，再遣梁惟简持给司马光阅看，命他修改。司马光打开诏稿看过，对梁惟简道：“这篇诏稿里立的六个限制条件，并不是求直谏，乃正是拒谏了。
若把此诏颁行，那么做臣子的更是不能谈论政事了；如果一谈论，就犯了这六个条件。这篇诏稿，一定要修改过才可以发出去。“于是司马光把自己的意见，恳切写出，把诏稿修正，一并封着交梁惟简带回。高太皇太后启视一过，喜道：”司光光真不愧忠臣了！“即把改正的诏谕颁行天下。至是，言路始升，上封事的千数人。
高太皇太后乃诏司马光知陈州，并起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奉到诏命正想入朝，忽然生起病来，不到几天就死了。后文彦博题他的墓碑，称做明道先生。司马光奉诏赴陈州，经过阙下，进朝见驾。高太皇太后将他留住，命为门下侍郎。忽王珪病死，乃升蔡确、韩缜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这时普天下的人民，引领拭目，伫盼朝廷新政。
高太皇太后亦极意求抬，想一洗往昔弊政，解除人民的疾苦，因又召吕公著为侍读，并遣使迎问他所想要陈说的话。吕公著谓使者道：“先帝的本意，原是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的人，却以变法侵民为务，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一概斥去，所以便失却先帝的本意，使政治上弊病日深，人民感受困苦日甚。而今只要求得中正的人员，讲求天下的利病，同心协力从事改革，还是不难挽回的。”即交使者赍陈十事：一畏天、二爱民、三修身、四讲学、五任贤、六纳谏、七薄敛、八省刑、九去奢、十无逸。使者复奏，高太皇太后悉行嘉纳。吕公著一到，立改授为尚书左丞。吕公著与司马光既同居政府，乃同心辅政，推本神宗的遗志。凡神宗想行而未暇举行的，与改革而未至尽的，一一举行起来，又请设置谏员，极开言路。于是民间欢呼鼓舞，众口称颂。蔡确等见司马光、吕公著这等作为，晓得定要革除新法，便高唱“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论调，藉以阻扰他们的更张。果然朝议纷纭，以为神宗驾崩未久，凡神宗时颁行的一切新法，目下概不可更改，须待三年之后再议。司马光指驳道：“要是先帝颁定的好法令，就是百世之后，也是不当改易的，说什么三年无改呢？要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建的不良政令，为天下患害的，补救起来，当像救焚救溺这么急速，怎好等待到三年呢？况且而今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不是以子改父，这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话，是说不通的。”被他这么一驳，众议才平息下去了。于是高太皇太后依着司马光、吕公著的建议，罢“保甲”、“保马”、“方田、”市易“新法；谪贬京东转运使吴居厚，安置黄州；仍起用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司马光对同官道：”鲜于子骏实是大才，而今再使他去做转运使，未免屈抑了他。但朝廷要救京东的困溺，非他去不可，所以又不得不使他去。鲜于子骏此一去，乃是京东一路的福星啦！现在天下都处困溺，安得像鲜于子骏般人一百个，分救天下呢？“
子骏是鲜于侁的表字。鲜于侁到了京东，即奏罢莱芜、利国两治所，及海盐依河北通商。人民大悦，口碑载道。朝廷又削前市易提举今光禄卿吕嘉问三秩，贬知淮阳军。至是吕党皆坐黜，并谪邢恕出知随州。
不觉残年已过，遂下诏改元做元枯，是为哲宗元祐年。闰二月，右司谏王觌上疏奏谓：“国家安危治乱，乃系属于大臣；而今执政八人，奸邪占了半数，这一两个元老，怎得行他忠君报国的意志呢？”因极论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等，朋邪害政。不料奏章数十上，高太皇太后还未允准，于是右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都起来做王觌的后盾，朝上一章，晚进一奏，交相劾论蔡确的罪状。这正是：须使奸邪都敛迹，方教治国有良谋。
要知高太皇太后得了孙觉等劾论蔡确的章奏，毕竟怎样，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罢奸邪太后任忠良 争意气朝臣结党派
高太皇太后至是，乃罢免蔡确宰相职权，出知陈州；当下擢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门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为尚书左右丞，李常为户部尚书，范纯仁同枢密院事。这时司马光虽荷圣眷降渥，把他升至极位，但是老病日增，精神日见衰弱，满想尽心竭力，整顿颓败，以报国恩，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瞧着“青苗”、“免役”诸新法犹然存在，西夏亦还恃强未能降服，不禁长叹道：“这些祸害没有除掉，我死不瞑目了！”因作书致吕公著道：“我现在把身躯付与医生，把家事付与儿子，一身一家，总算有了付托，不必忧虑了。
但是国家大事，没有可付托的人，而今敬以属公！“吕公著得书，便拿了去奏白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念他年老有病，忠心耿耿，特诏免朝参，赐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司马光奉诏，谢不敢当，且上奏道：”不见天子，哪能办事呢？“乃改诏令司马光子司马康扶掖入对。司马光乃奏请罢”青苗“、”免役“两法。高太皇太后准奏，即日罢”青苗“、”免役“两法。
“青苗法”罢后，青苗钱罢贷，仍复常平旧法，朝臣无异议。
惟“免役法”罢后，司马光请仍复“差役法”，章惇乃力争不可，与司马光在高太皇太后帘前争论不休。高太皇太后不悦，把章惇斥知汝州。是时苏轼已奉诏起复，任中书舍人，乃请行熙宁“给田募役法”，条陈五利。王岩叟争论不可，谓五利不可信，而且有十弊。于是争议纷纭，莫衷一是。乃诏命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及范纯仁、吕大防、孙永等，详定上奏。苏轼往见司马光道：“公想改‘免役法’为‘差役法’，岂不除了一害，复置一害吗？”司马光道：“怎见得呢？”苏轼道：“免役法的害处，是在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的困苦；差役法的害处，是人民常在官役，不得专力于农事，且奸吏更藉以敲诈人民。
这两种法不同是有害的么？“司马光道：”那么依君意见，要怎样办呢？“苏轼道：”大凡立法，能够相因，事便易成；事能渐进，民才不惊，这是一定的道理。在三代的时候，兵与农合而为一，至秦始皇才分为两途。到唐朝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而后，兵只当兵，农只务农。农出粟帛以养兵，兵出生命以卫农，天下称便。就是圣人复起，亦不能改易了。而今所行的‘免役法’实与此相似，公想骤罢‘免役法’而行‘差役法’，正如罢长征卒而复民兵，恐民情反感痛苦，不易做到呢！“马司光不以为然，苏轼也就辞归。明日，在政事堂议事，苏轼复陈述不赞成”差役法“意见。司马光觉得他太噜苏了，不觉忿然作色。苏轼却很和气地再说道：”从前韩魏公刺陕西义勇，那时公做谏官，再三劝阻。韩魏公不乐意，公也不顾。我常听得公说这事。而今公作了宰相，却不许我尽言么？“司马光听了，忙改容相谢道：”岂敢！岂敢！“范纯仁亦谓司马光道：”‘差役法’一事，着实不可速行，宜妥加考虑，不然，转使民间受苦了。愿公虚心采择众人的议论，不可专恃自己一人的谋划。如果专恃自己一人的谋划，那么奸佞谄谀的奸人，反得乘间迎合了。“司马光不听，持论益坚。范纯仁道：”像公这样，乃是使人不得尽言啦！公难道以为我要徒是媚公，不顾大局吗？若然，我何不趁少年时迎合王安石，早图功名富贵，为什么要等待今日呢？“司马光才把”差役法“稍稍改善，然毕竟不肯不行。起先司马光决定改行”差役法“，限期只五日，僚属都道：”太急促了。“独知开封府蔡京如限诣政事堂复命，说已改办停当。司马光大喜道：”使人人能像君那么尽心，‘差役法’哪里会不可行呢？“所以司马光持”差役法“便这等坚决。殊不知蔡京乃是个大奸巨猾，特意迎合他的。
这时王安石在金陵，听得朝廷改革新法，毫不为意。后来听得罢“免役法”，乃愕然失声道：“竟一变至此么？此法实不可罢，司马君实亦太武断了！”不久病死。高太皇太后念他是先朝大臣，追赠太傅。后人因他在元丰三年曾封为荆国公，遂称他做荆公。王安石死后，新派亦依次贬谪：范子渊贬知陕州，韩缜罢知颍昌，李宪、王中正罚司宫观，邓绾、李定放居滁州，吕惠卿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未几，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建州。再贬吕惠卿的诏书，是由中书舍人苏轼起草的。诏云：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免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
新派既相继罢黜，乃进任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维为门下侍郎；起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班宰相上，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席；召程颐为秘书郎，入对后，改授崇政殿说书。此时司马光老病益甚，因是两宫言听计从，便立意以身殉社稷，扶病躬亲庶务，昼夜不息。直到临死，还声声系念国家大事。高太皇太后听报司马光死了，痛哭道：“国家摧折栋梁了！”与哲宗亲临吊祭，赠太师温国公，赐谥做文正。他执政以来，远近从风，就是辽国听得，亦十分敬畏，且戒敕边吏道：“中国已相司马光了，勿得轻生事端，致开边衅。”民间听得他的死信，通国举哀，同叹道：“天怎么不给我们留此一老呢？”于是以吕公著继任司马光的职位，进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苏轼为翰林学士。
苏轼自奉召入都，才十阅月，已三迁华要，而圣恩有加，不久又命兼侍读。一夕，苏轼值宿禁中，召见便殿，高太皇太后又问道：“而今作什么官呢？”苏轼又奏对道：“待罪翰林学士。”高太皇太后问道：“何以就迁到这个职位呢？”苏轼再奏对道：“此乃蒙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特达之知啊。”高太皇太后道：“不是的。”苏轼奏答道：“那么莫非由大臣荐举的么？”高太皇太后摇首道：“更加不是了。”苏轼不禁惊愕起来，奏道：“臣虽无状，却是不敢由他途求进呀！”高太皇太后道：“卿勿必惊惶，这乃是先帝的遗意啊！先帝常读卿的文章，必称赞道：”奇才！奇才！‘不过未及进用罢咧。“苏轼听了，感激先帝见知，不禁大哭起来。高太皇太后因苏轼一哭触动悲哀，亦大哭起来。哲宗见了这样，也就跟着哭起来。
左右内侍无可奈何，只好大家同声一哭，于是竟弄成一殿哭了。
哭了一会，才各自住哭收泪。高太皇太后唤内侍移过锦墩，命苏轼坐了，赐饮御茗一盏。又询问了一会政事，不觉已是玉漏将尽时，高太皇太后指着御前燃着的金莲烛顾内侍道：“撤了它，送学士归院去！”苏轼忙起身谢恩毕，随了内侍退出不提。
自是苏轼深感高太皇太后知遇之恩，尝借语言文章规讽时政，藉以答报万一。卫尉丞毕仲游贻书忠告苏轼道：“君职非谏官，又非御史，乃好议论人长短，这乃是桩贾祸勾当，君宜知戒啦！”苏轼不听，规讽如故。恰值程颐稽讲经席，多用古礼。苏轼谓他不近人情，每加讥讽。当司马光死了开吊的时候，百官适有庆礼，事毕想转往吊祭。程颐反对道：“不可，《论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有一个少年学士，却又不赞成程颐的说话，即用滑稽的口吻答道：”《论语》上并没有说是歌则不哭呀！“苏轼在旁冷笑道：”这是枉死市的叔孙通新制出这个礼。“程颐听了，不由大憾苏轼。因此，二人遂成嫌隙。不久，苏轼发策试馆职，有问题云：”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益，而流入于刻。“于是程颐的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遂劾苏轼策问讪谤先帝。苏轼被劾，乃请求外调。侍御史吕陶上奏道：”台谏当秉至公，不可假借事端，图报私隙；而今贾易、朱光庭等弹劾苏轼，未免离经了。“左司谏王觌亦上奏道：”苏轼试题，不过略失轻重之体，关系尚小，若因这等吹毛求疵，闹门户的意见，而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关系倒大了。“范纯仁复上奏道：”苏轼着实无罪，弹劾的乃有所为而发，不可不察。“高太皇太后深以吕陶等奏议为是，临朝宣谕道：”详细观览苏轼的题意，是今日面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遂把弹劾苏轼的一案，搁置不问。又不久，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谏议大夫孔文仲，交章劾谕程颐不当在经席。遂罢程颐出管句西京国子监。
自是朝臣分立党派，互寻嫌隙，闹个不休。当时有三党最为著名：一洛党，二蜀党，三朔党。洛党以程颐为首领，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领，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领，归附的人最多。这三党都非奸邪，只互闹意气，遂致彼此不能相容，互相排挤。忽文彦博因老请求致仕，诏命十日一至都堂议事。吕公著亦因老恳辞职位，乃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诏建筑第于东府的南面，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凡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间日一朝。授吕大防、范纯仁为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吕大防作事，一本朴直；范纯仁行政，务从宽大，二人都是无偏无党，协力佐治，政事很是清明。洛党、蜀党、朔党，时起争端，朝里不免多事。过了些时，诏授范镇银光禄大夫，封蜀郡公。这时范镇已八十一岁，受爵不久，便病殁了，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赐谥做忠文。范镇有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