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出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拍的照片：
“那时我的头发式样和现在不一样，但是我还可以穿一件上衣。”
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新著她只读了5页就读不下去了。她说：
“我对她说：”路易丝，你这位诗人，你就让我哭吧。‘她很生气，我安慰她说：“你知道，我是一个文盲。”’
忽然她又提到了常和阿里·汗①在一起的从前的一位模特姑娘：
“她人很好，不久前我碰到了她。我对她说：”你不来看我，是因为钱财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不喜欢夏奈尔公司？‘她回答说：“是钱财方面的原因。’她的先生去了阿根廷。我对她说：”来吧，我还有两条裙子。‘她高兴得搂着我的脖子。她的先生回来后，她立即又来买了两条裙子。我觉得这样很好。您也许不了解女人的劣根性，我认识几位不太富有的妇女，我给了她们一些折扣，但是在晚会上她们却穿着我的竞争对手们做的裙子，她们喜欢穿巴兰西阿加设计的衣服。这种品牌的衣服做工很差，但价格很贵，而正因为贵，她们才喜欢穿巴兰西阿加牌的裙子外出。“
她很清楚，在这场竞争中巴兰西阿加是下了大赌注的。她说是巨额的资本支撑了这种阿飞式的服装。
她说：“有这种衣服的姑娘在电影里都成了大明星，其实她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从前在街上拉客的妓女，丑态百出。”
科科对付她们的武器还是从前用来对付竞争对手的那句话：“她们太脏了。”
一个穿着阿飞式超短裙的姑娘要科科借给她一条裙子，科科对她说：
“先去洗个澡，把头发也洗洗干净。”
我提醒她说，你不是说过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吗？她想着想着，脸色阴沉了下来，十分悲怆。时间就像古罗马的斗士一样，悄然无声地流逝。
“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干。”
实际上和别人在一起时她也什么都干不成。她累了，眼袋浮肿，一条皱纹深深地刻在鼻翼和嘴唇周围。她在反复思考她的一贯准则：这种裙子是不是会有人穿：她准备再下一次赌注，为自己再办一次服装展示会，从此离开夏奈尔公司，不再勉强自己。但这可能吗？推出别的什么东西，参加服装商的活动，像他们一样买两年一度的彩票碰碰运气，我认为她不会这么做。
有人对她说，卡丹也在做短裙。她说：“这样更好，好笑的事更多了。我看见一个傻大个女人穿了一条大腿露到这里（露出半条大腿）的裙子。她的腿长得并不难看，但这并不重要。我想对她说：”姑娘，你是不是想找一个傻瓜当你的丈夫··。…如果我“有女儿的话，那么她的膝部应当长得极美，我才会允许她袒露。‘”
科科称之为耶耶派的阿飞服装是第一代不就任何问题征求母亲意见，试图标榜独立的姑娘们喜欢的服饰。但是怎样才能对她解释清楚呢？科科说：“100个妇女中，膝部长得极漂亮的只有一个。在美国，膝盖也可以用塑料再造。用不了多久什么都可以用塑料再造。”
时间到了7月份。
“再也没有比超短裙更难看的了，似乎布料用得多一点就会把人惹哭了似的。要不是我早就许下了明确的诺言，我也许会把公司关了，一走了之。但我还是要把我的事业进行到底。”
服装展示会标榜是正宗古典，1000％夏奈尔式的。
“我在力所能及的小小天地里努力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人们买也好，不买也好，我都不在乎。人是要有一点淡泊心的，而且永远不要丢弃。当然，也要有点文化修养。”
她估计了会出现什么艰难险阻。
她说：“时装界的日子不太好过，许多工场要倒闭。”
A·莫利纳前来征求她的意见，她建议他做成衣。她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人们觉得你的东西全是老一套，那就完了。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这种事让我摊上了，我就得辞退50—100个女工，她们就会不停地怨天尤人。现在的社会保险费翻了倍，我得付几百万法郎。我常常想问我的工场头头们：”这个星期做了多少件？你们70个人都干了些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人们说我已经100岁了，因为举办服装展示会的那些年是要加信计算的。不仅没有人帮助我，而且也没有人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对他们说：“你们得注意，如果不好好干，你们就别想在夏奈尔公司得到什么。干得不好，还有什么贡献可言？你们从来没有发明过什么，连一条贴边也没有发明过，全是我，而且总是我发明的。”
她总是很晚才到大厅里来工作，因为在灯光下她才能看得更清楚。公司的气氛很沉闷。当她的合作者们下班了，她也只好结束聊天，离开工作台。她想：难道工作不能正常些吗？于是她实施了轮班制。
她对当班的工人说：“今天晚上你留下来吗？祝你好运。”工人们说她好像总是带着微笑来上班的。
科科对我说：“我雇了一个时装设计师，我对他说：”您会做什么，做给我看看。‘他做的长裙口袋很多，很有独到之处，但是基本功不扎实，针脚不牢。我对他说：“我的朋友，人都有胳膊，胳膊是要动的。’他不懂，设计师们做的裙子让人穿了动弹不得。他们还慢条斯理地说穿裙子原本是不能多动的。这种话使我大为吃惊。大家的想法和我不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对女工姑娘们说：”找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听着，我有一句重要的话对你们说：切不可做愚不可及的事。“‘
她对我说：“您今晚就跟我们在一起，看看我们是怎样工作的。”
展示厅里，地上堆满布料，桌子上全是饰物、纽扣、布条和羽毛，随手可以拿到。科科穿着一身淡灰褐色的套装。她说，这套衣服是旅行装，穿别的衣服不合适，因为她只有淡灰褐色的鞋子。
一个嘴上有一圈胡子影的小伙子蹲在她的脚前，打开一只纸盒，里面放着一双蓝色的鞋子，但是科科拒绝试穿。
——真讨厌，这种鞋鞋帮太低，难看死了，又重得要命。拿一双我的旧鞋来。
——好的，小姐。
——你按着这里，然后……
——好的，小姐。
好的，小姐。是，小姐。听到的只是一片唯唯诺诺的奉承话。一个裁料工受到科科的粗暴对待，科科稍不称心就对他大声训斥：
“这件是工场里的样衣，我要的不是这件。这是你的包裹，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
她的一双枯瘦的手把布料扯得嘎嘎作响，她把两端对拢，像用熨斗烫手帕似地用手在上面按了又按，然后把布料披在一动不动的模特身上。模特目光茫然，令人想起被掌钉的马匹。她那没有表情的脸上有时露出一丝笑容，犹如透过云层照在一潭死水上的阳光。科科扯了扯布料，别上针，再重新取下。做完这一切后，她就叫模特回到工作室门外的T型台上。有展示会时，模特就出现在这个台上。
科科说：“顾客们就在那里观赏裙子。”她用手背抚摸了一下模特的胸部说：“这个模特胸部平坦，瞧，她没有胸部。”
模特会怎么想？我没有胸部！可怜的老太！你最好关心一下你自己的胸部吧！
科科说：“露出后腰是不能容忍的，瞧，后面翘了。”
她的手在模特的臀部按了一下，说：“这里应该低一点。”
她用皮尺量了量胸围：15，15不到一点。
“这里添一点布料。不过布料没有了，没办法。”
一个缝纫工大胆地抢白说：“有，在那里！”她生硬地说：“不，那不是。”
她看了下挂在椅子背上的领圈和长统袜子，说：这种袜子洗了后会变成红色的。
“是的，小姐。”
“这种袜子不能用。”
科科的镇静使我吃惊。
她说：“我心烦时就不下来，也不让他们工作。”
她很宠爱一个名叫让的胖乎乎的裁料工。一次，让和小姐一起为一件服装反复丈量，然后放上了展台，他走到她的跟前说：
“我看还太长了点。”
小姐问道：“怎么，我让你害怕了？”
他的动作使她看了好笑。她突然高兴了，做着手势叫一位模特走到她的跟前，一会儿拆一件衣服，一会儿又拉扯另一件。她没有坐多久，就打发模特回去，对她说：“去把头发朝上束起来。”她撩起模特的一给头发说：“为什么让头发把脸遮住？你的脸蛋长得很美，额头、下巴也长得不错，不要让头发遮住你那漂亮的脸。”
模特姑娘笑着说：“谢谢小姐。”但心里想说的是：可怜的老太。
科科说：“平针织品是一种很难加工的布料，令人生厌。你们想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从这种布料开始我的事业的。”
她还在缠着那个“讨厌”的裁料工。
“你为什么用丝光布？想浪费时间？我请了几个专家，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的成本这么高。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衣服没有做好就拿出来试样，对顾客也是这样。该用粗布时却用了丝光布，只要三次试样你们却试了五次。”
科科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细绳，上面挂着一把剪刀。可以这么说：这段绳索就是夏奈尔勋章的饰带。巴卡拉玻璃器皿厂200周年庆典时，卢浮宫里有一个展览会。科科应她的律师德尚布伦的请求，答应为一只酒杯设计花样。她选择了剪刀作为图案。高超的车雕技术使这一图案凸现在酒杯上，令科科赞叹不已。她问勒内·德尚布伦，能不能再看一下陈列在巴卡拉的“她”的那只酒杯。德尚布伦答应叫人给她送来，可惜几天后，科科就去世了。
她手上玩着剪刀，谈论着一位被她看不起的服装设计师。
“他是一个大笨蛋。他写了一些文章，说时装应当是一种冲击力量。他认为我讨厌他，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为他工作的都是一些最差的裁缝，只是凑凑数而已。”
有人在她耳边轻声地说：迪奥将推出100种新款式。
她听了后说：“瞧着吧，50种服装款式以后就没有了，唉，这个行业算是完了。我自己虽然不在乎，但对法国来说，毕竟有损声望。法国有45000名制衣女工，她们也看时装杂志，这下也都完蛋了。她们是一股令人害怕的力量，是耶耶将军的政策造成了这种情况。人们积聚的是炸弹，其他的事一概不管。中国人在20年前就把束缚他们手脚的东西一扫而光，女人们靠了药丸的作用不生孩子，自己就可以玩个痛快。照我的看法，如果一对未婚夫妇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应当由男方扶养。不知生母的孩子漂亮，有灵气；不知生父的孩子令人讨厌。你们的证件上都有你们生父生母的名字吗？”
她口里含着一颗薄荷糖。
她低声响咕着：“所有的枪都瞄准着我。”
我说过，这不是伟大的小姐的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展示的时间拉得很长，我周围的人全都不胜厌烦。但报界的反应却很好。我给《费加罗报》寄去了一篇专门报道，科科知道了很高兴。当时她蹲在楼梯上，我攀上楼梯对她说我很崇敬她。当然；不对她说清道理她是不会原谅我的。她简直成了一头令人怜悯的怪物。她自己把头发染得乌黑，穿着一套镶红、蓝边的白色衣裙，披着一条红披肩，但瘦骨嶙峋。形容枯槁，干枯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脖子上围着一根项链。她的周围没有一丝热气。登上镶满镜子的楼梯后，她停了下来。
她说：“我总是在这一格楼梯上。”
她的女工头说：“这格楼梯大家都很熟悉。”
最后的伙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奈尔小姐资助过俄罗斯芭蕾舞团，“供养”过斯特拉文斯基，参加过戏剧创造。当时留着她转的有一大批灿若明星的人物（毕加索、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保罗·莫朗、勤韦迪等）。这些人中还剩下几个？科克托，还剩下科克托。他出现时科科饱以热吻，离去时骂声不绝。
“让是诗人？真是胡说八道。他只不过用了他们能够懂的语言而已。真正的诗人是苏佩维埃尔和勒韦迪，甚至连勒韦迪也算不上。科克托锡勤韦迪一样，占了有才华的人的位子，但他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只是在别人后面跟跟。桑德拉斯也是一位大诗人。科克托！你们让我笑吧！为什么你们要为他辩护？你们喜欢《生存的艰辛》吗？把这本书给我拿来，几分钟内我就可以找出他抄袭别人的东西给你们看。”
这天晚上她对科克托极为恼火，她还提到了拉迪盖的死。
“拉迪益来过几次，他酒喝得很凶。我请来的几位美国人和他一起吃饭，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年纪的男孩喝这么多的酒。后来他病倒了，科克托假惺惺地哭着（她模仿科克托抽泣的样子，学着他的声音说：”我怕他会死了。‘）。我给他一支体温表，对他说：“听着，让，去看看他吧。给他量一下体温，体温表放的地方要合适，量足时间后取出来放在这个盒子里带回来给我，别的事你就别管了。’在弄清楚拉迪盖是不是病了之前我无法照料他。40度！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医生。医生对我说：”您知道现在几点了？晚上11点！一整天下来我累极了，但我会叫我的助手来的、‘我坚持要他亲自来，他最终说看在我的面上就亲自来，不过要带上他的助手，等一回再跟我通电话。我明白他还是要他的助手一个人来看拉迪盖。我对他说电话不要太晚打来，我也需要睡觉。我对拉迪盖还不太了解，但是我要叫人给他治病，科克托让他住在一家设备很差的旅馆里，我不希望他病倒在这家肮脏不堪的旅馆里。何况他又没有钱。科克托站在旁边什么也不干，只是哭泣。他也病了，想去睡觉。大夫说拉迪盖得的是伤寒症。大家要把他送到一家诊所，大夫对我说应当征得病人父母的同意，但是找到拉迪盖的父母得花整整一天。大夫问我：“那么由您负责？’拉迪盖的父亲是一个记者，母亲在不久前已去世，得的也是伤寒症，死前曾在儿子床上睡过。拉迪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