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他就和洁芮分手了，接着开始和“唯有圣女”
乐队的莎诗内·刘易斯约会。
我仍然感到震惊。我认识洁芮四年了，在温莎我们住一个房间，我们一同度过了我们生命当中不平凡的时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现在她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我一开始是对她的自私感到愤怒，然后感到她背叛了我，完全背叛了我。
事实上，奥斯陆的演出是我们最好的演出之一，当然也出了一些纰漏。这是欧洲巡演的最后一站。舞台的两侧有两个大屏幕，上面经常会出现我们的特写。在唱《辣翻你的天》的时候，那是演出快接近尾声时的一首歌，大屏幕上会出现电脑图像和烟火来增加现场气氛。我跳着舞，心里想着一切都进行得多么顺利，想着唱到“猛地向左转”时我应该转过去，我转过去了，简直不敢相信屏幕上看到的一切。没有烟火，没有电脑图像，而是一些戴着安全套在洗桑拿的乐队工作人员和露着胸部的女人的镜头。
我全身像要着火一样。我气得要冒烟了。须知所有的媒体都在那儿发疯似的想找到攻击我们的东西，而且有一半观众还是孩子：你让小比扬和他妈妈来看某个戴着安全套的胖男人和上身没穿衣服的女人的片子，而且他还在摸她的奶子。
下台之后我发火了。
“我的年纪也许只有你们的一半，”我对那些已经显得很羞愧的工作人员说，“但你们知道你们究竟干了什么吗？
乐队刚走了一名成员，成群结队的媒体在前面等着看我们出洋相，而这就是你们干的事。我不管你们是否一向如此。
这种行为是完全、绝对不允许的。“
他们都沉默不语，过一会儿，一些人担心起来，开始向我们道歉，请求我们四个不要解雇他们。这些大男人在我们面前卑躬屈膝，但他们之中还是有人要失去工作。我们别无选择。
我从小受到的教导就是要尊敬比我年长的人，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要解雇那些在我出生前就在这一行工作的人。
其他的姑娘们都吓坏了——主要是因为吃惊。我已经沉默了四年，这是我惟一一次出来说话。事实上，我很高兴站出来讲几句。洁芮做的那些事我一直都很擅长，可是我总是让她去做。那是她的特长，是她表现才能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每个人在我们最擅长的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天赋。那如果我的天赋就是解雇一群中年白痴，其他的姑娘们就让我来办。在这一点上我们团结一致。
除此之外是梅尔·B的生日。事实上，这是我们忘记烦心事的好机会，我们在宾馆的套房里为她举行了意外的派对，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在那儿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套房外有一片很大的装饰好的露天平台，还有烧烤的地方，因为是夏天，斯堪的那维亚的夜晚好像永远不会黑。吉米·古尔扎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男脱衣舞演员。这个家伙绝对无耻，是个十足的让人恶心的家伙，浑身肌肉，长长的金色卷发，像是尚格云顿（1960年出生，空手道高手，曾出演过多部影片，据称是施瓦辛格的接班人）和“阿巴”乐队的本尼（“阿巴”乐队成员之一）的杂交。无论他在哪里都应该带上健康警告。
在我们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之前，我们休息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演出设备可以运抵迈阿密。作为由帕瓦罗蒂举办的援助利比利亚战乱中儿童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嘉宾，我们在欧洲还有一场演出。我很兴奋，因为参加这次演出的除了席琳·狄翁、纳塔莉·科尔（著名歌星）、瓦内萨·威廉斯（著名黑人女歌手）以及乔恩·彭·乔（美国摇滚乐男歌手）以外还有史迪威·文德，我爸爸心目中的英雄，我也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我儿时最初的记忆就是跟着唱《公爵先生》。我经常播放这首歌，然后在大厅里跳舞。
事实上，我结婚那天我父亲特地打电话给首都电台，把它当作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点播了它。
我就是在那样的音乐背景下长大——史迪威·文德、笆芭拉·史翠珊（美国最著名的歌手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影视歌三栖明星）、安妮塔·贝克（美国节奏与蓝调女歌手，生于1957年）（《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底特律黑人音乐和“甲壳虫”乐队。小时候，楼上的收音机总是开着——通常都是首都电台。楼下，我父亲有自己的音响和很棒的六十年代的唱片集。
人们说你不应该去见心目中的英雄，因为那只会让你失望乙·尽管史迪威·文德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特别是能够向他介绍我的父亲。
但我得把我父亲拉过去。
“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去。维多利亚，我的意思是，我见了他该说些什么呢？”
当歌迷们排起长队来看我们时，你会发现，他们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老实说歌迷说什么并不重要。只要知道人们喜欢你，知道你给他们带来了快乐，或者让他们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就足够了。又有多少人有机会这么做呢？说这是特权一点也不夸张。
那么这两个星期的自由时间，我的那位了不起的未婚夫和我在一起吗？没有。英国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可是还有一个小事情，叫“世界杯”。我们只是在法国南部埃尔顿·约翰的家里住了短暂的几天。
我是在颁奖典礼上遇到埃尔顿·约翰的，这种事在音乐圈经常发生。埃尔顿甚至客串过我们的电影。但我们并不像朋友那样熟。开始是大卫先认识他的。一年前，我去了米兰的范思哲时装秀，大卫则被邀请去看男士成衣秀，大卫坐在前排，而埃尔顿就坐在他旁边。大卫很害羞也不引入注目，埃尔顿转过头来跟他说见过我，还说了其他一些事。他对大卫说他知道总是在聚光灯下面有多痛苦，如果我们想暂时摆脱这样的生活，我们随时可以去他在法国南部的别墅。因此当洁芮离开以后，我和大卫碰巧有机会在一起呆几天（此前大卫事实上和英格兰队一直在西班牙的芒加城），我们给埃尔顿打了电话：“我们不想太冒昧，但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接受您上次的邀请？”他真是个好人。那是我们第一次去那里。
埃尔顿的别墅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未见过这么符合我的品位的房子。它坐落在尼斯的一家公园的中心，下面是一座小城，因此在别墅中你可以俯视地中海。别墅远离公路，还建了高高的黑色电子门，太漂亮了——甚至花园里还种了与房屋风格协调一致的可爱的柠檬色的花，屋子里摆满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品。我最喜欢的是艾伦·琼斯的两幅作品——两个女人手、膝着地，脚穿束脚靴，正为主人举着一面镜子。如果我要搬到埃尔顿家里住，我连床罩也不会换，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就在洁芮离开以后，而且人们正为主教练离开加萨、离开英格兰队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大卫穿莎笼裙的事发生了。一位足球运动员（人人都知道是极有品位的人）不可能选择穿这么愚蠢的衣服，那么一定是因为我。小报上登出了具有它们一贯风格的标题：看看谁穿了裤子？
事实上，几星期前大卫和吉米·古尔扎一起出去购物，他们都买了让·保罗·戈蒂埃（著名服装品牌）莎笼裙。这完全是大卫的主意。他穿了一条因为他觉得看上去不错。一天晚上我们要出去吃晚饭，大卫决定穿上它，就围在长裤外面——我是说在巴厘岛男人们总这么穿。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穿，在他受到那么多指责之后，谁还能再责怪他？但这是在夏天的晚上，在法国里维埃拉的埃兹，你们希望他穿什么？三件套的西装还是足球队的队服？或者是设计成英国国旗的短裤、白色短袜、凉鞋、啤酒肚，就像英格兰6月15日打突尼斯那场比赛时充斥着马赛电视屏幕的时装偶像们？
我有多爱大卫？我们在迈阿密彩排美洲巡演的第一场时，大卫打来电话说，主教练格伦·霍德尔不准备让他上场踢在马赛举行的对突尼斯的比赛，主教练告诉他——以及全世界——大卫太痴迷于他的“辣妹”女友以至于不能冒险让他上场踢球。他难过极了，我雇了一架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到了尼斯，事实上，我们只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我又飞了回去。
洁芮离开后，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美洲巡演了。我们在那里的推广人威胁说要退出。毕竟，开始我们承诺有五位“辣妹”，而现在只有四位。一切都取决于迈阿密的第一次演出。
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担心——我们一直对我们的音乐和表演有信心。紧张的是维京那些人还有我们的赞助商，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还有一点让人泄气，我们习惯了在暗处靠灯光让整个演出现场兴奋起来。而这一次我们得在露天剧场演出，走上舞台，阳光照得你眼睛都睁不开。
舞台前的座位下长了很高的草，这让人想到了长满草的小山丘。一到那里，我就意识到这里极像另外一个地方——布伦海姆宫。这里只缺贝瑞·曼尼洛和羊粪，取而代之的是，蚊子黏在我的假发上。
天气热得厉害。他们说这是非常炎热的一段时期，说是千年以来最热的天气。在我们吃饭的地方四处装满了洒水装置以降温。我从不喜欢炎热的天气——如果在海边或游；泳池旁边，并且没有化妆，那倒没问题，但现在我觉得难受，情况太糟了。但是我知道冲到法国去情况也并没有好转，我只能尽力做好一切。小时候，外婆告诉我，人和动物、男人和女人表达“出汗”的用词是不一样的，马用“淌汗”，男人用“有汗液”，而女人只能用“感到热”。那么，如果我“感到热”
的话，那简直是原子能发出的热。我那时简直是在不停地淌汗。服装的更换频繁得有点可笑，这是很糟糕的事，所有的衣服都黏在身上，每动一下都让我感觉更糟。我是说，那些氯纶织物可不是亚麻布。
“你不认为你可能是怀孕了吗？”凯琳第若干次为我补妆时问道。每一次走下舞台我都要补妆。
怀孕？不太可能。首先我患有多囊卵巢症，医院告诉我靠我自己是无法怀孕的，其次，这些天我和大卫几乎见不上面——有人曾经告诉我这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你上次经期是什么时候？”凯琳接着问。
你知道我怎么答？我不知道。我的经期一直都没有规律，而且已经几个月没来了。但是随着凯琳不停地发问，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紧张而激动。尽管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怀孕，可是我私底下却希望是这样。
“我来给你做个妊娠测试。”凯琳说。那好，我总不能自己到迈阿密找个像“布茨”（英国规模很大的连锁药品商店）一样的药店吧。
阴性。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时差反应现在肯定早过了。6月20日，我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
“也许现在还太早，妊娠现象显示不出来，”凯琳说。“我会给你再做一次。”
我们早先为《想要》做电视宣传时，凯琳就和我们在一起。我想，那是在“天空”节目中。我还记得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中见面，那多有意思啊！凯琳是身边最好的人，并且她懂许多东西——不仅仅是知道妊娠测试——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科幻杂志。她总是很冷静，而且实事求是，也许是因为在做化妆师之前，她曾经想做一个体育教师。想想看，如果我上学的学校有一个像凯琳这样的体育老师，我的学校生活会有多么不同啊。
两场迈阿密的演出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好，并且与在欧洲的演出大不相同。我们已经习惯看到青少年歌迷打扮得像“运动”、“宝贝”、“姜汁”和“疯狂”（甚至有些像“高贵”，但没那么多），但是在美国，连妈妈们也这样打扮。可是，我得说五十多岁的胖女人穿着紧身衣和白色的迷你裙可一点也不好看。
在欧洲，观众们总是会挤在台前，即使他们有座位；但是，在美国观众们只坐着，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很棒的观众，因为他们兴奋的低语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我们刚刚听说麦迪逊广场花园几分钟之内就售完了所有的唱片。就像计算机病毒，每个人都染上了“‘辣妹’病毒”。人们争相抢购，从新泽西到新墨西哥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张“辣妹”的唱片。从开始起，征服美国市场就一直是我们整个演唱组的雄心大志。现在证明我们做到了。可是我身体中有一部分在想，这个成功不是我们五个人一起取得的，这让人伤心。踏上征程时是五个人，美国对洁芮和对我们其他人一样重要。伤心的是她无法与我们共同体验这个成功。有时，站在舞台上，我会用眼角的余光看看，希望能看到洁芮放肆的小小一笑。以前我们曾经坐在一起愉快地闲聊。我会告诉她关于我的任何事。我真的想她。
在洛杉矶和纽约，演出后总有一些人要见你。奇怪，好像只要他们是名人，就有权自由地进入后台，这在帕鲁卡维尔可不常发生。一天晚上，在一个南方小镇的表演结束后。；化妆间的门开了，进来四个孩子，紧跟着的是布鲁斯·威利斯（美国著名男影星，生于1955年）和德米·摩尔。上次我们在米兰见面时，我正给她的女儿们在我的照片上签名。布鲁斯和德米比你想像的都要矮得多。她很娇小，非常小，漂亮，是你能遇到的最可爱的女人，对孩子管束甚严。孩子们给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张画。斯各特给我画了一张，上面写着：“我爱‘辣妹”’和“我爱维多利亚，斯各特”。
我一直在想办法弄清我是否有可能怀孕。惟一可能的一次在哥本哈根，我还记得大卫吃了那么多白奶酪，也记得我说的话。那一次我们呆在一起有四个星期。
凯琳买回了大量测试用品，而现在我什么都吃不下，我感觉恶心，只能喝汽水。我还在做测试。这些测试需要用尿液。事情已经发展到每次小便我都做测试，看一眼，用卫生纸包好后扔进垃圾篓。在华盛顿，我与梅尔·C和爱玛讨论着我有没有怀孕。
“你可能等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