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什么我不抓住机会要他离开曼联队呢？因为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我穷尽一生都在密谋此事。如果我说不喜欢住在伦敦，那是说谎。但当我刚开始与大卫约会时，我就知道那是我得牺牲的东西。只要能和大卫在一起，我愿意住在垃圾桶里。曼彻斯特、苏格兰、德里、迪拜，我会住在任何地方，只要他最适合大卫。
因此，大卫从阿莱克斯·弗格森的办公室回家后几乎要发疯了。我知道我得劝他留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儿基本上还是开心的，他的朋友们都在那儿，从16岁起，他就一直在那儿。我不能责怪曼联队的球迷看着我想“你这个可恶的女人，你竭力想把大卫拽走”，因为有人让他们产生了那样的印象。但那不是事实。
阿莱克斯·弗格森是曾经出现过的最成功的足球主教练，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他通过控制他的球员来实施他的工作，那是他成功的关键。我想他更喜欢把这看作是在保护他的球员。但我怎么知道呢？在我认识大卫的四年里，他只对我说过“你好”。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与这位主教练发生冲突——假如媒体的报道能被人相信的话。
当你在一个俱乐部呆了十年时，你会有一个纪念年。这通常包括专门为你举行一场比赛。你可以拿走全部比赛所得而不用付税。这也包括其他一些活动。比如，为阿莱克斯·弗格森举行的是一场高尔夫球比赛，（大卫也是），还有一顿纪念性的晚餐和一场舞会。
那是在尼里克斯，一个巨大的体育场。当时有数千人买了票。只有球员不用付钱，只需到场——捐赠一些物品用来拍卖。大卫捐了一件签了名的衬衫，拍价达一万五千英镑。
但是我和大卫去迟了一点。第二天的头版新闻是：“高贵”轻慢弗教头，等等。
我没有轻慢弗教头。事实恰恰相反。为了出席晚会，我把前往洛杉矶的行程推迟了一天。问题出在布鲁克林身上。
我请了我妈妈的一位朋友，住在斯托克港的帕特来照看布鲁克林。那天晚上他又是不停地哭。要是有可能，我会在把他交给任何人之前哄好他。但当时他哭得太厉害了，以至于气都喘不过来。我可不能这样离开他。
因而我们迟到了，但只迟了几分钟：晚餐会还未开始，人们甚至还未就坐。首先，一面巨大的电视屏幕播放弗格森的足球生涯集锦，接着阿莱克斯爵士将在苏格兰风笛手的伴奏声中开始他那盛大的入场式，而我们到的时候这还没开始。
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是这样的报道，说我在他的餐会和舞会上多么失礼。我真不能理解。
4月初，我去洛杉矶和一些歌曲作者见面。我带上了布鲁克林、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当然还有马克。
自从我遇到那些姑娘们，这么多年来，人们总是说我无用，称我的才艺还不如一只椰子，这让我完全丧失了勇气。
我从来都没有信心去考虑单独从事演唱事业。但大卫不断地劝我考虑录制自己的专辑，办公室的南希也很支持，为我操办了所有事务。这只是一次探路式的旅行，去见见人，找些思路，而不是真正去写歌。
去过洛杉矶后，我们又飞往迈阿密，去和爱玛、梅尔·B汇合一起制作那部新专辑。梅尔·C在纽约，以后再把她的演唱部分加进来。我们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和罗德尼·杰金斯一起来完成这个专辑，他只有22岁，却已是音乐界炙手可热的词曲作者之一，他创作过许多热销的歌曲，演唱他的歌曲的人中有惠特尼·休斯顿、托尼·布莱克斯顿（美国著名女歌手）、“真命天女”（美国城市蓝调音乐四人演唱组）和迈克尔·杰克逊。
他的整个家族都在这个圈子里，除罗德尼之外，还有他哥哥弗莱德、他父亲杰金斯牧师、他表弟李·西恩。他们不吸烟、不喝酒、也不骂人。你总能认出他们的歌来，因为歌词中总会有“黑男孩”，那是他们唱片和出版公司的名字——像一种下意识的广告。他们通常不让你与他们一起写歌，但对“辣妹”，他们破例了：因为我们只唱有我们自己合创的歌曲。事实上，我们和他们第一次在伦敦合作时，我真的感觉整个创作集体有些可怕。但我知道这几天将会很美好，尽管在演唱方面他们确实会逼迫你发挥到最大限度。
我们到的时候天色已晚，迈阿密海滩的闹市区是迈阿密的“红灯区”：闪亮的霓虹灯，到处都是酒吧，女孩们穿着撩人的比基尼走在大街上。我们的旅馆在哪儿呢？你猜对了。就在中心大街上。
在人口处，我们有机会与一条大蟒蛇合影，付费一点五美元。我在想，里面可能不会这么糟。错。到处都是水泥地，小孩子的膝盖和指关节很容易受伤。我的房间临街。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本该睡觉了，但马路对面俱乐部传出的噪音大得可以听着它的节奏跟着跳舞。每隔几个鼓点窗户都会震得哗啦哗啦响。我给爱玛的私人助理莎拉打电话，这次旅行中她负责照料我们三个。她们去哪儿了？
“那个旅馆糟透了，”她说，“我们正在找其他地方。”怪事，真是怪事。
我决定那一夜我宁可呆在汽车里，也不愿呆在这个旅馆。因此我们离开了。马克仍在楼下，和汽车、行李在一起。
我们把那些好一点的旅馆一家一家地看过来，像丹兰奴这样的地方。全部客满。原来学校放春假，所有的大学生都出来度假，到处都被预订了。我们倒不是为自己担心，主要因为孩子：梅兰妮带着菲尼克斯，我们带着布鲁克林和利伯蒂。
后来，有个司机建议我们去试试迈阿密海滩南端的一个叫“渔夫岛”的小岛——那是个与众不同的度假地，你只能坐飞机或私人渡船去那儿。它非常与众不同，迈阿密海滩下雨时，“渔夫岛”可能阳光明媚。博利斯·贝克尔（德国网球明星）在那儿有幢房子。
我们驱车直达堤道的尽头，然后上了渡船——他们核实了我们的登记后才让我们上船。不到十分钟就到那儿了。
尽管价格贵得难以置信，旅馆本身却一点也不奢华——你付钱只是因为它与众不同而且僻静。事实上，它很适合我们——住所更像别墅，如果你带着孩子，有一个厨房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要创作并录制三首歌，因此我们整个白天和大部分晚上都要工作。然后就和迈阿密说再见了。只有爱玛留下来继续做她自己的专辑。梅兰妮。B飞往温哥华和她的男友麦克斯汇合。我们回家：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去希思罗；我、布鲁克林和马克去曼彻斯特。
4月16日我们回到英国，第二天是我生日。问题是：人到了，但我们的行李没到。像往常一样，为了安全，所有我的东西都是以马克的名义托运的。我无法相信。旋转式传送带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见不到我的行李，没有带有马克名字的任何东西，连布鲁克林的童车也没了影儿。我想问，在横越大西洋的飞行之后谁会要这个？
马克说他来处理这事。
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来说：有几个包出现了。哪几个？
所有他自己的包，有两个是我的：一个“路易·威顿”牌小手提箱和一个黑色耐克运动包。那是我在迈阿密买的，里面都是布鲁克林的换洗衣衫。“路易·威顿”手提箱里装的是我在洛杉矶给大卫买的棒球帽，我怕它们被压扁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最后我决定亲自给机场打电话。从迈阿密到伦敦，我们坐的是英国航空公司，但从伦敦到曼彻斯特我们坐的是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说，那是英航的错。不，是米德兰航空公司的错，英国航空公司如是说。
“行李肯定没丢，”一个热心人对我说，“你也许会发现它们压根儿就没离开迈阿密。”是的，我的名字叫帕米拉·安德森。
4月17日是我的生日，而我没有衣服穿。听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我是那种出门时把什么都带上的人。坐头等舱旅行，很少付行李超重费，而且，即使得付费，这也总比你拉下什么重要的东西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都带上。
后来我接到伦敦英国航空公司的一个电话。
又一件行李出现了。马克去取了。是那个该死的童车。
马克做得够多了。既然我现在自己和英航打交道，我就说他该多休息几天——其时他父亲在曼彻斯特住院了。
我生日那天的开心事是去切斯特动物园，离奥尔德里—埃吉大约有四十分钟车程。我谈不上想去——没有衣服穿，什么衣服都没有，除了我在飞机上穿的，还有一件在公寓里挂着的旧田径服；天又下起了雨。但布鲁克林对动物特别感兴趣，他绝对爱动物，即使我心绪不佳，看到布鲁克林玩得开心，也不妄此行了。
但当我们到那儿时，我简直无法相信：门口站着摄影记者，他们告诉我，里面还有五六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烦了不少神，他们甚至为我准备了一只生日蛋糕。他们一直在道歉，并赌咒发誓说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他们甚至说蛋糕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这种故事听起来耳熟。这不可能只是巧合。一定有人泄露了这个消息。
第二天一切全上了报纸。“再见‘骨感辣妹’”，“你好，‘痛苦辣妹’”。好吧，我确实没有微笑。我没有衣服，没有化妆，我在想，今天就连那些该死的动物都不会出来，因为天一直在下雨。可怜的大卫，他多么希望把我的生日搞得特别些，甚至在公寓里挂满了彩灯来欢迎我回家。
媒体说动物园一半的景观都因我而关闭了，我如何同时使得其他人无法进入——因为“高贵辣妹”想去猴屋，以及我如何得到了优惠待遇。全是废话。十足的谎言。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到处走走——他们认为我们会做什么？坐着豪华轿车从一个笼子开到另一个笼子前？有些区域是围着的——像猴屋——但是我们是和其他人一起走进去的。
让我发火的是报界居然先到了那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想不通。我给马克打电话。
“马克，你没有对别人提到我们要去切斯特动物园吧？”
“绝对没有，维多利亚。”
“但是，你想想，马克，除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外，只有你和我妈妈知道。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发誓不是他们。”
“维多利亚，我以我孩子的性命起誓，我绝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真的不想问他，但是，那情形，我能怎么办呢？
无论如何，我还有别的事要担心，比如我的行李。我列了张清单，写下我还能记得的箱子里的东西：我的衣服、布鲁克林的干净衣物、大卫的经纪人整理出来的几份关于赞助合约的传真还有我的歌词本——所到之处我都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想到什么歌词我都会草草记下来，里面甚至还有一缕布鲁克林的头发。我通常都把它放在随身的行李包里。但因为我要带许多玩具在飞机上逗布鲁克林开心——更不用说还有尿布了——我就把那个笔记本塞进了一个衣箱里。
几天后，大卫在南安普敦有一场客场比赛，因此我就去了伦敦。等我的衣箱出现已经超出开玩笑的限度了。我的体型如此滑稽以至于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适合我穿的衣服；至少我知道我妈妈家还有几件能凑合穿的衣服，而且我总可以跟露易丝借衣服。
就这样到了星期六，我一直都在购物以补齐我丢掉的那些，鞋子、袜子、化妆品等等。这件事花了我很多时间。有一些人——像维维恩·威士特伍德——特别热心。她给我补齐了丢失的所有东西，一分钱也没收。
我的手机响了，是乔打来的，在曼彻斯特为我护理指甲的那个姑娘。她告诉我的事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离奇的了。
几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一个人的电话，那人说，他在希思罗的一辆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属于我的CD，由于乔的电话号码被草草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所以他就给她打了电话。她本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结果，就告诉他说，如果他真的有这些东西的话，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寄给她。他叫马克，她把他的手机号码给了我。
因此我试着打过去，什么回音也没有。显然是个恶作剧。
现在乔又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那人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因为她认出了我的笔迹，她确定是我的东西。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肯定拨错了号码。
那本笔记本就是我的歌词本。从她的描述看，我知道那张CD是那三首样本歌曲，是我在洛杉矶见过的几个歌曲作者写的，由一名试唱歌手演唱。我记不得它们是否在同一个衣箱里。我给还在曼彻斯特的马克·尼波里特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他说乔不该让那个人寄过去，不过，他会让他的一个好朋友去把它们拿回来。
直到此时，事情才终于弄清楚，我的行李其实是被偷了。英国航空公司除了说“丢失”或“发送错误”之外从没说过其他话。这种感觉很糟糕。我的东西被翻了个遍。
我给英国航空公司的那位我一直和她联系的女士打电话，我暴跳如雷，特别粗暴。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家伙，其实是该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回了个电话给我，我对他大发雷霆。可怜的人，也许这一辈子从来没人对他那样讲过话。
说到我的歌词本和CD，那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有点像“马普尔小姐”（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中篇侦探小说集中的女侦探）之谜。你不可能就那么在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我的意思是，它们又不是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我决定自己给这个叫马克的“翻斗车”家伙打电话。
有时候做个名人会对你有些帮助——这个马克在跟一个“辣妹”讲话时也许会惴惴不安，可能会说漏嘴。
“你好，”我说，“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把我的东西寄给了我。”似乎现在是奥斯卡颁奖晚会。
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他告诉我说他在希思罗有一家废品回收公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