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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需要花时间，因此我总是很忙。
过去，唱片发行后，你只是等着它登上排行榜，它极少会直达榜首。而现在，唱片发行的第一周你经常能拿到第一。实际上，唱片公司通常在发行的第二天就知道它是否能在本周日拿到第一。
我全力以赴去做的原因如下：洁芮已拿到了第一，梅兰妮·B、梅兰妮·C都已拿到了第一。爱玛是惟一没拿到第一的“辣妹”，因为她总是和洁芮撞车，而洁芮就是洁芮，她是铁了心要赢的。不满足于仅仅看到歌迷喜欢谁的歌，洁芮还很方便地在克里斯·伊文斯（英国著名音乐节目主持人，曾经是洁芮的男友）的臂弯里找到了爱情，或者至少是找到了宣传的工具。那一周到处都是洁芮，爱玛一点希望都没有，只能屈居第二。
其实我这么说有点荒唐。有时候，我们忘了在这个圈子里能进入前五名已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了。
我、戴恩没有和洁芮撞车，但在制作影像时，我们发现将和一个叫斯皮勒的意大利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一较高下，他的那首歌已在俱乐部里演奏了若干个月，名叫《老一套的喷气式（如果这不是爱）》。它已经出现在了汇编专辑里，这些俱乐部舞曲经常这，样，但还没有作为单曲发行。直到现在，唱片公司才意识到他们埋没了一首冠军曲。
正如《心神迷乱》，《斯皮勒》——我们一直这么指代它——是一张舞曲唱片。《斯皮勒》是由一位不知名的歌手演唱的。它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知道这首歌，而且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每个人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歌与它在同一个星期推出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机会赢。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能推后一周，因为下一周有梅尔·C的歌，两家唱片公司之间有口头协议，我们不能和她撞车。若提前一周，我们将撞上麦当娜。（结果证明，第一周我们比麦当娜多卖出四万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付出百分之一百二的努力。
至少，我们谁也没指望拿第一。
数周的排练快要结束了，我真的害怕了。我们做了影像摄制的常规工作，也为“流行音乐排行榜”做了常规工作，但在数万名观众面前表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到宣传——电台采访、报纸采访、电视采访——车进，车出，我却很兴奋，我真不知道大卫怎么能容忍我的。
7月4日：去年今日是我们的婚礼；今年却一如往常，一刻不停地做宣传。那天晚上我们开了一小时的车去伦敦北边的一家健身俱乐部，那是我给大卫的一个惊喜，庆祝我们结婚一周年。我们在那儿做了时间允许的所有项目：面部保健、全身按摩，等等。第二天是大卫为我准备的惊喜——我们新家露台上的烛光晚餐——有点疯狂，因为那还只是个建筑工地，还要等几个月才能完工。他得买所有的东西：可加热的推车、桌子、椅子、白色台布、枝行大烛台、碗、盘子、筷子。由于他没时间亲自做每件事，我妈妈和露易丝得去把家具运回家。到家后，打开盒子，他们才发现是要自己安装的，所以他们打电话叫迪和戴尔来帮忙。我妈妈说有点像“挑战安妮卡”（BBC一台的一档游戏节目），拿着桌子的组装件、春卷、香槟楼上楼下地跑。但那么做是值得的。天气真好，我们坐在露台上，用五十支蜡烛照明，风总是把它们吹灭，但这太浪漫了。只有我们，俯瞰着花园，想像着完工后的样子。
三天后天气转阴，天气预报说天气会更糟，英格兰上空有暴风雨。尽管我们不会淋雨，但观众却没有避雨的场所。
会有人不怕麻烦来观看吗？
尽管我很紧张，这是我记忆中最紧张的一次，但当音乐会开始，特拉维斯（苏格兰的摇滚乐队，又译“崔维斯合唱团”）唱起《为什么总让我淋雨》时，甚至连我也大笑起来。事实上没下雨，但是云层却越聚越厚。
我在骑士桥的曼登林旅馆做好发型，化好妆。到后台时，我才见到其他人。
看着我们前面的乐队在表演，我庆幸我们已改了装束；似乎所有的女孩子——从“台阶”到“真命天女”——都穿着桌布式的上衣。
在我们前面表演的是“野人花园”，这是两个澳大利亚来的男孩。此时我已紧张到连厕所都不要去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在惊慌中，我听到他们正在唱奇怪的歌词，像什么直到你受伤后才知道珍惜爱情，直到你失去了才知道你曾拥有什么，你的家人比什么都重要……
然后就是我们了。戴恩先唱《烦扰》。我能看到的是，舞台上到处都是电线、电缆、坑洞。我一直在想，千万别跌倒了。戴恩和他的伴舞、我和我的伴舞、加上安迪和约翰尼上了台，大概有二十四人。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舞台上，人显得特别多，尤其是你都没机会去排练。当然其他乐队也没有排练。
然后我走出来，听到了巨大的声浪。舞台高出地面大约十英尺，我往下看去，看到的是成千上万只脑袋。我以前从未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过，甚至连“辣妹”演唱组也没有过。
就在台下站成半圆形的摄影记者中间有一张我非常熟悉的脸在向我微笑，多迷人的微笑。他向我眨了一下眼睛，举起那台便携式摄像机。这时音乐响起来了。
第二十四章 漫步“绿野仙踪”
身穿未来派的白色皮装，金色的腰带，一头亮闪闪的飘洒的长发，胳膊上有一道条形码——那是凯琳——她像往常一样为我化妆——从一只塑料包上剪下来的——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成了第二天早上的头版新闻，从《观察家》到《世界新闻周刊》。大多数都是非常积极的报道，只有一两家说我在假唱。
该死，我当然要假唱。这是一支舞曲，为了让它听起来更像一支舞曲，你得在你的声音上加些电子效果。每一支舞曲都有——包括《斯皮勒》。现场演唱时谁的声音听起来会是那种样子？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乔·米克——我爸爸曾是他的签约歌手——发明了混响录音，曾在他好莱威公寓的洗澡间里为约翰·列顿（英国歌星）录了音（《约翰尼记得我》，1961，你们这些喜欢收集流行音乐的人知道吗？）。现在他们在计算机控制台上做。你怎么看雪儿（美国著名歌星）的歌呢？就连麦当娜也在她的最新专辑中把她的声音做了处理。
而且我刚开始做这首歌时，就知道我要加入许多舞蹈。
如果你看看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比如珍妮特·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布兰妮·斯皮尔斯（美国红歌星，俗称“小甜甜”），他们跳舞时并不现场演唱。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他们想说的意思说出来，即“‘高贵辣妹’不会唱歌”？在“辣妹”演唱组时，每一场演出我都现场演唱——104场。我总得强调“是的，我会唱歌”，对此我已经厌倦了。但是我的专辑会证明那一点。
媒体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表演挑不出其他毛病，而表演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那可不是像根木头一样站在麦克风前面的事。表演是歌迷想要看的东西，就我而言，他们从我这儿能看到的就是表演。
因为那就是我，一个表演者，一个训练有素的舞者，而以前我一直没能展现出来。
大约八点半时，我和大卫回到曼登林旅馆，和戴恩以及他当时的女友喝了一杯。我们在等我的家人来，我们要一道去米利贝拉庆祝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科尔斯”演唱组也在那儿。那一周他们事实上拿了第一，因此我和大卫走过去向他们祝贺，并和他们喝了一杯。九点半左右，我的家人到了，我们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我的公关助理卡罗琳·麦卡蒂尔的电话。“那么，”她说，“昨天晚上有些喧闹，是吗？”
我说，“怎么讲？”她告诉我，她一夜没睡，处理报界得到的一则消息，说我和大卫在曼登林旅馆呆了一夜，我们吵得很凶，在房间里乱扔东西。其他所有的客人都抱怨我们在那儿开派对。后来我们如何被赶了出去。卡罗琳告诉报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竭力让他们不要登报。
卡罗琳工作很努力。她过去为范思哲工作，穿着非常时髦，很会处理公关方面的事务。要是没了她，我真不知道会怎样。不论是我、大卫、我父母，还是露易丝，这都不重要，只要是跟我们家有关的事，她都尽力帮忙。露易丝开始做模特，做电视工作的时候就是卡罗琳帮她联系造型师，签合同。
但报界为什么要编这样的故事呢？他们简直是纯粹和我过不去。我真不能忍受。更糟糕的是，我、大卫和布鲁克林计划好第二天飞往马略卡岛（位于地中海的西班牙小岛）度假一周。一切都是用假名字预订的，但前天我们不得不告诉航空公司我们的真实姓名——这是法律——而那儿的某个人却决定拿起电话来将此事告诉了媒体，借机挣几百英镑。
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新闻界掌握了所有的细节。他是另一个该获奖章的人，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不仅仅是有麻烦的时候。说到我的个人专辑，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我。我们付他多少钱都不够。（只是开个玩笑，阿伦。）
为此我取消了旅行计划。因为我们将要住的不是一家私人别墅，而是理查德·布兰森（维京公司总裁）的“瑞斯丹莎”旅馆。任何一个摄影记者只需花上一顿饭钱，就可以走进大门，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很偶然地，那天早晨我们在哈罗兹给伴舞买香槟时，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英国哈洛德百货的老板，英超球队富尔汉姆的主席）说，如果我们想离开一阵子，可以住在他在圣特洛佩（法国的旅游度假胜地）的家里。
我给他打了电话。
两天后，我们到了圣特洛佩，但是什么事都不顺。开始是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我们在希思罗机场呆了一宿。
太好了。
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在圣特洛佩大概有五幢房子。
我们呆在一所他为客人准备的房子里。真是个不错的地方——有厨师、有你可能会需要的一切，只是游泳池边缺一个可以放婴儿的安全的地方。所以每天在我给律师打电话的两个小时之内，大卫只能不停地跑来跑去护着布鲁克林以免他撞到玻璃桌、或是溺水。我和律师谈的是在马克·尼波里特案件中牵涉到的每个人的书面陈述。
第二天，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打电话来，说他的孩子们很想见我们，问我们能否到他的游艇上与他们共进晚餐？
游艇对孩子友好的程度跟那所房子差不多——他自己的孩子比布鲁克林大得多。布鲁克林像龙卷风一样横冲直撞，我们一分钟也不敢松懈。
我累极了，我只希望一切都停下来。我记得有一次在阿尔顿塔的过山车上，对这个东西讨厌了起来，我哭了，我想让它停下来，我想下去。现在我正面临同样的情形。我是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成功的女性之一，报纸是这样说的，而我却连一个该死的假期都过不好。第二天早晨，我给妈妈打电话，不停地哭。后来我才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在雅典卫城。我太伤心了，甚至都没问她在哪儿。“赶快回家来，”她说，“桑德拉和我会照顾布鲁克林，你别担心。”露易丝和利伯蒂也在家的，因此“兵兵”就可以和“碧碧”玩了。
我们正是那么做的。按计划下一周我要和“辣妹”去拍照片。我给办公室的南希打电话，她能听出来我当时是个什么状态。
“求你了，南希，看看你能做些什么。要是我再不找个地方度假、摆脱所有这些事的话，我怕真的要崩溃了。”
接着传来了她有魔力的声音。
“一切由我来处理。你休息一下，我们这边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确信姑娘们会理解的。”
回伦敦一点不比离开伦敦轻松。布鲁克林在送我们去尼斯机场的出租车上吐了。结果，我们和出租车司机大吵了一场。即便他不会说英语，我们不会说法语，但是吵起架来依然激烈。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很可笑，但当时，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不能回家的噩梦里。
两天后，我们又回到了尼斯机场。但等我们的是可爱的洛朗，而不是让人痛苦的法国出租车司机。
我所做的就是给埃尔顿打电话。他总是跟我们说我们该“把那个地方就当作你自己的，”但我和大卫不是那种想当然的人。埃尔顿同意我们去，只要我们不介意那儿还会有其他几个人，我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们大约有三天的时间。
我们每次去总是住同一个房间，与游泳池在同一层。最好之处在于这地方完全是私人领地。现在，在法国，未经允许在私人领地上拍照、并在英国刊登是违法的。
埃尔顿所说另外的客人原来是帕特里克·科克斯（英国名鞋设计师，生于1963年）和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英国著名电视播音员、编辑）。大卫·弗里希（埃尔顿·约翰的好友）在那儿为我们作了介绍。第一天我们就遇见了他们。我们走出房间时，他们已坐在游泳池边了。帕特里克·科克斯绝对是个可爱的人，是大卫·弗里希的好朋友。我们以前见过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开始的时候她让人有些不安：非常、非常聪明；非常、非常高；一头深红色头发。我们绕过游泳池走向我们的椅子，这时她站了起来。她穿的是“路易·威顿”牌游泳衣，戴着大大的范思哲钻石耳坠，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