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佳的学习经历。我们创作了三首歌，一首情歌，一首快节拍的，还有一首中速的——非常适合吉他演奏，但是我当时没信心。
所以我接着决定试试马特和毕夫两个。我已经知道我要保留自己的本色。节奏蓝调也许对梅兰妮·B很适合，但是那原本就不是我的出发点。我想做流行音乐。
但是马特和毕夫已经不在一起合作了。现在毕夫在爱尔兰和一个名叫朱利安的家伙一起工作，而且我听说他们一直在和U2演唱组合作，所以我到那儿去呆了一个星期，非常棒——我热爱爱尔兰，而且毕夫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这几乎就像是回家，没有任何压力，他非常适合我。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上发展。我还是没把握。
我的A&R，保罗·麦克唐纳，也为我介绍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作者。他最近刚从伦敦唱片公司加盟维京，所以他得了解我，我也得了解他。我写出来的音乐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但是保罗帮助我保持住了信心。
他非常支持我，而且对我有信心。如果音乐动听，人们就容易感兴趣，进而支持我。保罗从一开始就感兴趣。
似乎什么都不行，我变得非常沮丧。在旋律和歌词方面我都可以为创作集体出谋划策，我需要的是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不会演奏乐器，这不是我做的事。
接着我们试了另一种策略。维京和南希安排我和洛杉矶的歌曲作者接触了几次。（就是我行李被偷的那次旅行。）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瑞特·劳伦斯，我和他谈了我们已有的一些想法，我们俩一拍即合。他为梅兰妮·C写了《千万别再一样》，这首歌在英国和欧洲大获成功。他也和“98度”以及“后街男孩”合作。几个月后，我回去和瑞特合作，创作并录制了一首歌，《五条件的爱》。
美国的艺人们确实有一手——布兰妮、克里斯蒂娜·阿奎拉、恩—辛克、珍妮特·杰克逊，还有麦当娜——每一个都是精品。这首歌有力度，有意象，影像特别棒，哇哦！在美国，我一旦见到了更多的制作人和歌曲作者，那情形，你知道吗？我找到感觉了。
接着，我见了一个名叫史蒂夫·基朴纳（杰出的音乐制作人）的家伙，我差点不去见他。那一天我就像弹球一样在洛杉矶来回奔波。我累极了，而他又住在好莱坞山，在城市的另一端。我想，我真的有必要再去见另外一个歌曲作者吗？我知道他为克里斯蒂娜·阿奎拉创作了《瓶中精灵》，我对此印象深刻，但是，我完全可以下一次再来。可以吗？但是这时候，我性格中像我爸爸的那一面占了上风，回答是“不”，快点，回到加长汽车里去，我们去见史蒂夫·基朴纳。
他的妻子开了门，我的第一个惊讶是她是英国人，来自谢菲尔德，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跑来跑去。第二个惊讶是史蒂夫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他的脸上总是充满可爱的微笑，这个可爱幸福的一家总是笑着，开着玩笑。我立刻感到非常放松。
他的工作室在房子后面。他刚为我弹奏了几段音乐，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个家伙为我写专辑肯定行。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和史蒂夫合作真让人难以置信，他明白那得是流行音乐，但又是一种酷酷的流行音乐，带有一点节奏蓝调的感觉，但是不要很多。
刚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每个部分都参与创作，就像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做的那样，但是《心神迷乱》成功后，有歌曲作者带着很棒的歌来找我。尽管我想尽可能自己写，但是拒绝一首别人已写好了的好歌是一种自负。要是这首歌是我写的呢？这是一首绝好的歌。我外婆有一句话：“不要对别人给你的礼物吹毛求疵。”
我回到旅馆的时候特别兴奋。史蒂夫还给了我一张歌曲CD，我在回来的路上用我的立体声听着，里面有《不是那种女孩》，这首歌是他和大卫·弗兰克共同创作的。他后来告诉我和他合作的另外一个作者是英国人。也许我认识他？他的名字是安德鲁·弗兰普顿，他在巴恩斯的奥林匹克制作室工作。这太有趣了，因为我经常去奥林匹克，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他。
史蒂夫告诉我他计划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来英国和安德鲁合作，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我们确实这么做了。合作了两首歌，《不骗没收获》和《它自己的思想》。2001年春天我们又聚到一起，那时我录制了另一首基朴纳和弗兰普顿合作的歌《纯情女孩》，这首歌成了我的第一支单曲。
音乐圈是一个很小的世界，迟早你都会发现每个人都会在某个地方与另外一个人发生联系。安德鲁·弗兰普顿也和克里斯·布雷德合作写歌——我和他们一起写过一首歌，叫《谢谢你》，这是一首写给大卫的情歌。
A&R代表“艺人和曲目”，一个A&R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你找好歌。我刚刚从洛杉矶回来就接到了阿什利·牛顿的电话，他原先是“辣妹”的A&R，现在他的基地在洛杉矶。
“我找到了这首歌，”他告诉我，“它很棒。我喜欢它。你听过后尽快告诉我你的感觉。”
他是对的。《我希望》是一首好歌，但是试唱歌手是个地道的黑人节奏蓝调歌手。它真的适合我唱吗？事实是假如你得到一首好歌，你可以灵活处理它。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流行音乐，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节奏蓝调，你可以放慢节奏，你可以加快节奏。一首真正的好歌，只要你抓住它的核心，你想怎么唱都可以。
我想改变一下它的基调。
不，当我到达洛杉矶的工作室时，歌曲作者对我这么说。你不能改变它的基调。他们的名字是索尔·夏克和卡林，他们原本来自丹麦，但是在洛杉矶已经生活、工作了好多年了，为惠特尼·休斯顿这样的人写歌。
和瑞特·劳伦斯、史蒂夫·基朴纳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舒服。但是在这家工作室，我却感到另外一个极端。它绝对让人敬畏。录音棚蒙了一层钢板的门上挂了一只牌子：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时间！不得进入！那真是我的快乐时光。
我已经请阿什利转告他们，这首歌不着我的调，对我来说，调子太高了。显然他已经忘了。然后他们又放了一遍音乐，确实很棒。
他们俩都笑容可掬。索尔·夏克的穿着和大卫非常相似，猛一看这就是大卫——软底运动鞋、宽松的牛仔裤、宽松的T恤衫——这让我非常不安。卡林的个头要小得多，稍胖一些。两个人都很酷。
“可是我想这个调对我有点高。”
“不算太高，这个调位听起来很不错”——关键还是进去调整一下，他们说。他们已经决定这首歌就这样才行。尽管我感到不舒服，我想做的就是溜之大吉，但是，我决定至少我应该到录音棚里去试一试。
长话短说，我进去了，调整了一下，听起来非常好。继而我又和他们合作写了另两首歌，《你在说什么》和《闯入我心扉》。
这是非常愉快的一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努力过，但是我确实给自己施加了压力。布鲁克林在那儿陪我是有帮助的。我妈妈和桑德拉都过去帮我带他。事实是没有他们我完不成第三张专辑。大卫的妈妈带小孩太好了，那么耐心，总是陪他们一起玩，还给他们读故事。她现在说她真希望接受过儿童护理培训。现在她有三个孙子、孙女。除了布鲁克林，还有大卫姐姐琳恩的孩子乔治娜，大约和利伯蒂一般大；还有弗雷迪，2001年初出生。那次旅行中布鲁克林最高兴的是去迪斯尼乐园，在我的休息日我们大家一起去的。
只有当你和一个小家伙一起去时，你才会真正欣赏到它的奇妙。
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索尔·夏克和卡林带我出去吃饭，他们坦白说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想和我合作。
“我们可以因为你们卖出去那么多唱片而尊敬你，可‘辣妹’演唱的不是我们这种音乐，”他们解释道，“但是阿什利是非常好的A&R，他说服了我们与你合作。”
阿什利走进一家他们正在用餐的饭店，送给他们一份《Elle》杂志，里面有一页标注着我在某地与两只德国种的短毛猎犬的合影。我和这两条狗站在那儿，基本上只穿了一条开士米内裤。里面附了一张便条说：“你们真的不想和这个人合作吗？”
他们大为赞许，说他们被我的职业精神彻底征服了。是的，我真的能唱歌。
几个月前，当我和戴恩一起乘火车从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回来时，我们开始把一些歌词、旋律方面的想法写出来，一下子我们酝酿出了一首非常好的歌。我们应该请谁来制作呢？我立刻想到了小哈维·梅森，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和罗德尼·杰金斯在一起。最近保罗·麦克唐纳刚刚送来一首他的歌，叫《永远做我的宝贝》，我非常想录制这首歌。结果发现戴恩曾经和哈维一起和“超凡四帅”合作过。哈维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师，他的父亲，哈维·梅森，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鼓手。
因此戴恩的唱片公司把这件事作了安排，我们和伦敦的一家录音棚约定了时间，是9月份。然后我就患上了脑膜炎。录音棚已经定好了，所以戴恩和哈维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虽然我心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在场。我的身体在奥尔德里—埃吉，躺在床上，拉上了窗帘，戴着太阳镜。但是我能讲话，所以戴恩每隔大约5分钟就打来电话，问“你认为这个怎么样，维珂？”我们也只能如此了。
接着，在洛杉矶和索尔·夏克以及卡林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在希思罗机场，正在过境，等候去曼彻斯特的航班，大卫将在那儿接我们。布鲁克林跑来跑去，兴奋不已，因为他就要看到爸爸了。
电话是保罗打来的。
“维多利亚，你确实不会喜欢这个，但是我要你明天飞回洛杉矶。小哈维·梅森有几天空闲时间。”
这让我无法忍受。我太累了。脑膜炎过后我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大卫了，而他也非常希望见到布鲁克林，我希望我们三个人能呆在一起。
“问一下他们能否请他换个时间。我想休息几天。”
但是哈维和另一个歌手已经约好了。
“我非常抱歉，保罗，但是我只能说不。我的家庭太重要了。对我们家的任何一个我都不能这么做。”
尽管这些歌曲对我真的非常重要，它们只能等一等了。
如果你是4个人或5个人中的一员，你很难优先考虑你的家人，尽管他们值得你这么做。但是现在我独自一人，情况就不一样了。生病期间我已经想好了，在我的单飞事业中，无论我做什么，我的日程安排必须围绕大卫和布鲁克林。
我到家还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保罗。
哈维已经决定取消了与另一个歌手的预约，并且将于几天后到达。
我们在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进行录音，“辣妹”第三张专辑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在那儿录制的。第三工作室是我最喜欢的录音棚，它的后面有一个停车场，从卡姆登过去一点就到，因此这对我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工作相当辛苦，通常一个星期只录两首歌，但是我们录四首，这就意味着要全天工作还要加上半个晚上。和哈维搭档的家伙叫达蒙·托马斯，他曾经和“娃娃脸”乐队合作。我非常崇拜达蒙，他与人合写了那么多一流的节奏蓝调热门歌。我们录制了《女友》和《永远做我的宝贝》，还有一首关于布鲁克林的歌，叫《与你同行》。很多时间我都带着布鲁克林，那是一个人干最大的好处。这是我的录音时间，因此如果我想让一个孩子到处跑跑，那没问题。
我不是歌唱家，我也从来没打算成为流行歌手，我要做一个表演者，那是我最擅长的，给人们以享受。但是既然我有机会展示一下我究竟能做什么，我就想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我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是这张专辑表明我确实能唱歌。所有的歌都是我一个人唱的。我的歌迷需要的是所有的东西：舞蹈编排、服装、照明、影像、表演。
他们将得到这一切。
然后我就希望我能坐下来，说，好了，现在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好多时候，有很多压力迫使你要玩得开心，以至于有时让人害怕。新年前夜是其中之一。所以，因为大卫在2001年新年这一天有比赛，我无须出去就变成了一种解脱。
难得有一次，布鲁克林相当早就上床了，11点半的时候他醒了。因此我们在奥尔德里—埃吉公寓的卧室里做着每个不参加派对的人做的事：看电视。
这是赞美伦敦西区的那种节目之一（作为一个有点伤感的女人，我十分喜欢这个节目），节目中伊莱恩·佩奇正在演唱，从《猫》到《星光快车》还有《歌剧魅影》。我们都非常疲倦，但是这样的节目你必须坚持不睡觉。
午夜时分快要到了，大卫走进厨房，把通常挂在墙上、面包桶上方的时钟拿下来，放进一个托盘，端进了卧室，托盘上还有三个银制的高脚杯。这是他让人定做的，作为给布鲁克林的新年礼物，每只杯子上都刻着字：妈妈、爸爸，小一点的杯子上刻着我的。
随着午夜的来临，大卫在床头架起了摄像机，布鲁克林到处乱跑，小手指伸出来端着他的酒杯非常非常有趣。突然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正像人们想像的“高贵”、“小贝”和“布鲁克林宝宝”的那副模样——完全是自我滑稽模仿。接着，倒记时开始了，布鲁克林打开了他为爸爸制作的带有我们手印的卡片（其中有他妈妈的帮助），大卫把我的杯子递给了我，他在杯子里斟满了“七喜”（比赛前的晚上甚至一点点香槟都不让我们喝），午夜的钟声一响，我们一起碰杯（银子发不出叮当声），我一饮而尽。突然我发觉我噎住了，同时我意识到我的嘴里挂着一根线。我的下巴附近有个凉凉的东西在晃来晃去。我拽了一下——像是袋泡茶上的标签——我还感到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