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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大约13岁起，粉刺就开始控制我的生活，不化妆我决不出门。我有各种各样的洗面奶、润肤露、化斑霜、祛斑霜、遮斑霜，更不用说粉底霜了，厚得像油彩。布茨公司（世界化妆品、保健品及礼品的主要零售商之一）肯定从我这儿赚了不少钱。我至少比我妹妹早起床一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做好。但是，每天点名后，我都会被叫去做同一件事。到洗手间去，“把那层化妆品刮掉”。因此，作为一个好女孩儿——我确实是个好女孩儿——我就会到洗手间去，刮掉那层化妆品。接着，到了中午，我就又回到洗手间，再化一次妆。那时的洗手间满是香烟味儿，挤满了叼着香烟吞云吐雾的女孩儿，冒着染上肺癌的危险，更不用说操场后面的怀孕以及各种各样性传播疾病了。然而我总是被她们赶走。
另外一件我总注意到的东西是乳房。同样的原因。这是因为我没有，从来就没有过。我直到12岁都是完全的平胸，光杆子一根。
圣玛丽是一家英格兰教会学校，我们每周得去一次教堂，就在我们边上。第一学期是个小阳春天气，很热，我们走来走去都只穿衬衫而不是夹克或有纽扣的外套。男生有一个游戏，那就是用手在你后背上摸，看看你有没有戴胸罩。
当然我没有。我十分尴尬，问妈妈我能不能买一只。它被称为实习胸罩，装在标有双A的盒子里，包括两个棉制的三角。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钱——我没有东西往这里面放。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担心我的粉刺那样担心我的乳房，因为练跳舞的人都没有乳房。事实上，重要的是不要有乳房。跳起舞来，我一点都不感到另类，我甚至有朋友，有我自己、露易丝·皮克林（她妈妈在霍兹顿开跳舞用具商店）、林赛·格里顿以及洛琳·威德豪格。虽然他们住在布罗克斯堡，我住在戈夫橡树，我们都十分熟悉，我们的父母也经常交往。威德豪格夫妇甚至现在还是我妈妈爸爸的朋友。
到这一阶段，我有时一个晚上参加三个班。我妈妈就像一个司机，因为那些班并不总是在同一幢楼里。她刚回家给爸爸做好饭，就又得掉转车头再回来。她开车走过的路多得让人难以理解：若干、若干英里。她知道我想做什么，她对我非常支持。无疑，我感觉每件事情都得归功于她。那时，她让我妹妹也跳舞了——虽然露易丝从没像我那样喜欢舞蹈，但是她更听话。妈妈在一家模特训练班为我们两个都报了名。他们喜欢有着可爱的雀斑、完美的皮肤以及拳曲红发的露易丝，但是不喜欢那个有粉刺的容易发脾气的老女人。
我和林赛可能是我们这批人里最好的，在比赛一类的事情中也通常是竞争对手。实际上，她跳得很好。她的声音很棒，舞跳得也确实很好，已经参加过几次伦敦西区的演出了。我们的舞蹈生活受考试驱动着。你从一级一直考到六级，然后是前初级、初级、中级和高级。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如果你在毕业时还没有完成所有的考试，你可以在大学里继续。接着你可以参加芭蕾舞、踢踏舞、摩登舞教学考试。
我想现在还一样。教那三种舞我都能胜任。可能我的踢踏舞、摩登舞跳得更好。但就是芭蕾舞考试我也总能拿到“荣誉奖”（最高奖）或者“高度赞扬奖”。
贾森学校一年进行两次表演，叫做“让我们给你享受”，有些节目我们自己设计舞蹈动作，我总是喜欢那个；毕竟，我8岁时就在操场上这么做了。事实上，在最后一年，我赢得了“高级自编舞蹈奖”、“莎士比亚盾”以及“个性杯”。（但是，正如你看到的，没有那个小小的紫罗兰杯。）这些奖项由校长乔伊丝·斯普里格斯女士颁发给我。
贾森舞蹈戏剧学校的戏剧表演很有限——说实话，我也不想操那份心：那些即兴表演都是装腔作势。但是当地方业余戏剧社团在他们的音乐剧中需要一个合唱团或是跑龙套的角色时，比如《国王和我》或者《绿野仙踪》，那是特别出色的。“布罗克斯堡市民中心”听起来没什么，但其实它是一个正规剧院，崭新的，有后台、顶棚和蝴蝶幕。
在《绿野仙踪》里，我扮演小矮人，跳吉特巴舞。我的小矮人服装是一件粉红色有裙撑的衣服配一顶红色高帽，跳吉特巴时穿一条紫色紧身连衣裤，领圈和手套是鲜艳的绿色，还有一条短裙，用一种很亮的、难看的材料做成，看起来几乎像塑料。因为这些是大型演出，所以有无数次的排练，虽然大部分时间你只是闲着。但是我喜欢这一切。考试很辛苦，但是表演，登上真正的舞台，听到观众鼓掌而且知道有些掌声也许是给你的——这让一切都值了。
我13岁时，妈妈在每周出版一期的娱乐业报纸“舞台”上看到一则“YST”广告。YST是“明天的年轻明星”的缩写。
这是给年轻人看的舞蹈表演——在伦敦西区进行三场慈善演出。要进入YST，你首先得通过预演。这些是开放式的预演，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参加。预演在金斯克罗斯附近的约克路伦敦音像中心举行。这是我参加过的首场大型预演。多数开放式预演都有同样的模式：首先由坐在桌旁的一个人记下你的名字、地址，然后给你一个号码。接着——至少YST是这样——有人会问你想跳什么舞，比如踢踏舞、爵士舞还是芭蕾舞。然后，你将进入一个教室，他们开始进行淘汰。
一旦从一个班出来，你就可以开始另一个班。从头到尾，妈妈和其他一些家长就在一个房间里等着。经验老到的孩子就自己来。
听到我入选的消息，我非常兴奋。其实，我连续两年都人选了：一次在威尔士王子剧院，一次在布来克弗里尔的“美人鱼”剧院。第一年我人选了爵士舞和踢踏舞。我没能人选芭蕾舞。跳芭蕾的尽是一些精英，都是一些好像一生从未碰过壁的女孩儿。有一年，我人选了民族舞，拿着一篮子假鱼跳了一段葡萄牙舞。
排练安排在每个星期天，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有些人得走很长一段路，我记得一个女孩儿来自诺丁汉，还有一个来自约克。虽然我们用不着走那么远，但是，每个星期天我妈妈都得早起，把我送到金斯克罗斯。我排练一整天，然后，她再来把我接回家。她绝对是个好人。有一次她让我乘火车，但是我吓坏了——记住，我连公共汽车都从没乘过。
结果是，爱玛，后来也进了“辣妹”演唱组——那一年也在爵士舞小组——和我同在一个叫“小里埃”的节目中，但是在那儿我从不认识她。因为她有她的一小圈朋友，我有我的一小圈朋友。你不会每个人都认识。
第二次我人选了所有的小组，包括我最不擅长的芭蕾。
因此，这场很长的芭蕾舞持续了20分钟，其中有我，只是在不起眼的位置上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最后一个出场。但是，谁在乎呢？我表演芭蕾舞了，而表演芭蕾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演得像那个角色并不难。我不要知道所有的姿势，我不要知道手举到空中的法语名称，我只要跳舞。
我不知道我曾应征过多少角色，但是，不可否认当你处于那种年龄的时候，事实上，无论你处于哪个年龄，预演是很难的，总是遭到无情的拒绝，从来不会感觉好得很。“叫下一个。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总是那样。
无论你经历过多少次，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你总是会伤心。我不常哭，至少上汽车前不会，但那是因为我时刻为那个“不”准备着——这并不难，因为它出现得如此频繁。但是有些人经常容易落泪。回到换衣服的化妆室里，总会有红红的眼睛，至少有一个人在哭。
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任何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只有最好的才能顺利过关，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这一条不会变。如果你不能忍受被击败，你就不应该到那儿去。
那时我的雄心是在伦敦西区的音乐剧中跳舞。在剧院的感觉太好了。克里丝廷·莎士比亚狂热地喜爱戏剧，所有·的戏剧她都带我去看：《星光快车》、《西贡小姐》、《猫》、《悲惨世界》。她总对我另眼相看，好像我值得她这样做一样。我们首先会去吃点东西，在某个地方比如大英博物馆旁边的比萨饼快餐店。总是她付钱。然后去看演出。无论我们去看什么，在看下一场之前，那一场总是我最喜欢的。我喜欢《星光快车》，因为它如此现代，节奏很快。里面所有的歌曲我都知道，我还买了活页乐谱，这样我在家的时候也能唱。至少，在亚当斯夫人家那些可怕的钢琴课意味着我能看懂音符。
露易丝和我还学会了同轴溜冰，但是，我们看《星光快车》最近的地方是在沃尔瑟姆克罗斯举行的沃尔瑟姆·福雷斯特滚轮溜冰节。（后来我参加演出了BBC一台制作的名叫《身体要素》的系列剧，剧中我扮演一个穿着冰鞋的抗体，身穿带着尖刺的盔甲，就像一个中世纪的骑士。）
另一个我最喜欢的戏剧是《猫》。我肯定已经看过五六遍了，先是和克里丝廷·莎士比亚一起看，再和我家里人一起看。当然，我真正想演的是那只白猫。但是这完全是幻想。
扮演白猫的总是来自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员，必须很出色。那时穿着白色紧身连衣裤的我肯定是最让人生厌的一个：我看起来肯定像一个被拖上岸的鲸鱼。因为那个瘦得皮包骨的8岁女孩儿不知怎么的已经变成了一个肥肥的15岁女生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暂时性肥胖，妈妈这么称呼它，虽然后来我们发现我有多囊卵巢——意思是卵巢周围有许多小包囊，起到了激素的作用，这就是我变得这么肥的原因。
并不是说那时我真的介意我的长相，但是那种状况一定要改变。
第四章 给弱者的话
八月里，看到商店里挂满“开学了”的标牌就让我不舒服。有时我真的不舒服——我的耳朵总是发炎。有时我就只能让妈妈去开一张病假条。现在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恨学校、那些教师、学生，每一个人。因为我的粉刺、因为我和男生没有任何瓜葛（性冷淡而又难对付）我遭人谩骂，甚至有人说我不是爸妈亲生的，因为我有一个“黑人的鼻子”和深色的皮肤。
在圣玛丽我从来没有那么多朋友，只有两个：布伦达·艾克勒波希和萨拉·巴克尔。但就是她们也经常围着男生痴笑、在课间玩无挡板篮球。
直到十四岁我才对我的外表开始感兴趣。起先是化妆，然后又发展到头发。原先乏味、棕色的一头稀发现在成了乏味、棕色的厚发。这是我对80年代的贡献。我妈妈的朋友苏，一个理发师，一天晚上来为我烫了发，但是为了得到理想的发型，我不得不每天早上洗头，把头发卷起来，用一个烘干器把它烘干，再涂上定型剂把发型固定住。现在我得到的不仅是那句通常的“刮掉那层化妆品”，而且还有“把你头发上黏糊糊的东西也除掉”。
在穿着上我也开始时髦一些了。为了既穿着舒服，而又有腿套的外观，我开创了穿两双袜子的潮流。因为袜子必须是白色的，所以没有很多创新的余地。先穿一双过膝的袜子，把它拉到小腿中部；然后在上面套一双短一些的袜子，拉得更低一些。这样，你就能做出很多皱折，看起来既像袜子，又像腿套。有些袜子穿起来的效果更好一些，因此，每天早晨我和妹妹都会为穿什么袜子而争吵。
我的裙子开始变短了。不是短很多，因为女校长经常让我们跪在地板上，我们的裙子必须得完全靠到地面。
我那个学校的女生总是被男生迷住。但是我从来都不那么感兴趣。好像还有女生抽烟，而我对那个也不感兴趣。
她们总是在角落里咯咯地笑、喷吐着烟、窃窃私语。但是，对男生要退避三舍，我下定了决心——直到1990年春季学期初弗朗科的到来。他是一个美国人，切斯亨特，圣玛丽的新任教区牧师的儿子。
他相当高，留着短短的黑发，戴着棕色眼镜。每个人都对他十分倾慕，一部分只是因为他是美国人，带着口音，也因为他长得不难看而且脸皮特别厚。
因为我从没有过男朋友，情人节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我也从没收到过情人节卡片，只有妈妈经常寄一些给我和露易丝，因此，我们并不感到被遗忘了。
男生和女生都不靠近我——我并不是怪他们，因为我确实有点让人不愿接近。我的意思是，粉刺、烫发、涂在脸上像房屋外墙上嵌有小石子的灰泥一样的化妆品——那能有多少吸引力？
这是一个特别的情人节，1990年2月14日，我不只是得到一张卡片，我收到了七张，我听课的每个班级都有一张。
这是圣玛丽学校的听课方式，你从一个教室换到另一个教室听不同的课，你总是有你固定的学桌。打开我坐的每一个学桌时，我都发现这样一个信封：用大写字母写着“给维多利亚”，底下划了一条线。而且信封相似，哦，我的上帝。这样的事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没有人知道它们是谁送的。接着开始有了一些传闻说是弗朗科。接着，就在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节课，我又收到了最后一张情人卡。不像其他卡片那样只有一个问号，而是一个问题：星期六跟我约会好吗？
结果是放学后我跟他说话了。我几乎不记得和男生说过话，我感到非常笨拙。我们出去了，天很黑；即使这样，我感到我的粉刺仍在发光。
我们为什么不去沃尔瑟姆克罗斯看电影呢？他提议，他将会来接我。我同意去看电影，但是没有同意他来接我。我去他家。我不可能让他来我这儿，让我的弟弟妹妹盯着瞧，好像他是一个外星人，更别说我的妈妈和爸爸了。
作为新任教区牧师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