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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犹如漂流在长河里的小船，一帆风顺是不会有的，风浪、漩涡、暗礁、急流、险滩，不测风云也会突然袭来。贺抒玉正值创作激情高涨的时候，便遇上了谁也不能幸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她挂着“黑《延河》黑副主编”的大牌子，被拉出去游街、挨斗。红彤彤的太阳底下，一切都是黑暗的，她也深沉在痛苦之中。1970年1月，大地在严寒封锁之下，爱人去了干校，贺抒玉带着孩子和全家的衣物、书籍，下放到陕西户县尖山脚下一个生产队，当了三年社员，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之后，她回到古城西安，从此，断流了的《延河》又奔流了起来。
贺抒玉从事编辑工作后才正式发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但其间贻误了最宝贵的十年。所以，直至1982年，她只编了短篇小说集《女友集》（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短篇小说散文集《琴姐集》（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她在《延河》、《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鸭绿江》、《文学家》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先后结集为散文集《爱的渴望》（与李若冰合著；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及中短篇小说集《命运交响曲》（1990年，华岳文艺出版社），此外还有不少作品被收入多种选集，如《婉蜒的山路》收入花城出版社的小说集《无雪的冬天》等。
1979年，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80年《女友》获《鸭绿江》优秀短篇小说奖，翌年《琴姐》获《延河》优秀短篇小说奖。1994年与胞姐贺鸿训主编《青春的脚印》（陕西摄影出版社）。这些，全是她的业余之作。
我喜欢她这些质朴、亲切、清新、动人的作品。有的评论者把它们说成是陕北高原上的“兰花花”，实在是一个贴切动人的比喻。这些作品，写的全是她熟悉的人和事，山和水，是“使她动情的生活”。著名作家杜鹏程说，她的作品“质朴、清新”，从中“能明显地看到她的爱情、向往和追求”；又说：“她的经历决定了她这样的人，对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她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某些作品中，把自己的激情和笔墨献给生活中的普通劳动者，用朴素细致的笔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真切的图画，塑造活跃在农村普普通通的农民和干部——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妇女形象，歌颂他们的纯朴优美的心灵，描写他们的献身精神，描写他们因时代变化而引起的心理变化，描写和封建习俗之间的冲突，等等。这样的作品今天读来，依然真切动人……她的长处不只是她和人民有血肉之情，还在于艺术个性和特色。她是那样亲近生活，关注普通人的命运；用淳朴笔调抒写淳朴的感情。作品真挚而细致，渗透着一种泥土气息和内在的热情。”（《读〈女友集〉——略谈贺抒玉的作品》1981年《文艺报》第十七期）杜鹏程简约而准确地对贺抒玉作品的风格特点及大部分作品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只要浏览过她的作品，都会同意这些看法是恰如其分的。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然后通过创作实践，认识生活，探索真理和人生。贺抒玉走的路确定了自己创作的内容和风格。她除了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和到北京学习之外，她的生活圈子没有离开过生她养她的陕西大地。那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风俗人情，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发展，都影响着、制约着她的创作及其风格。
贺抒玉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文化大革命”前和1977年后。但两个时期的内容及风格，还是一致的，只是后期的作品，其内容更为深厚、广阔，其技巧更为娴熟。
早期，她一共创作了二十余篇小说和散文，《我的干姐妹》、《赶脚老人》、《红梅》等，都是好作品。这里，我把《我的干姐妹》视为代表。这篇小说是她的处女作，写她真实的生活经历，文字细腻、质朴无华，干净利落，几乎没有多余的字句，感情真挚动人，初步显示了她的艺术风格。这篇小说塑造银姐和巧玲在人民刚刚掌权的社会里，要求进步，巧妙地与封建落后的旧传统、旧习惯进行斗争，顽强地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同时，也写出她们对以红英为代表的人民军队的深情厚谊。当红英教了她们两个月的文化课就要离开的时候，她们提出要与她结拜成如同父同母生的干姐妹，还送红英一首情真意切的信天游：“羊羔羔吃奶双圪膝膝跪，咱们结成了干姐妹。蒺藜花开黄腊腊，红英要走我灰塌塌。……”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叙述苦行云流水，在人物刻画上不事雕琢，作者采用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有白描，有对比，用笔朴素、自然、细致。作者是这样描写巧玲和银妞的：“巧玲长得壮实，红脸蛋，短帽盖，圆脸盘，大眼睛，说起话来嘴厉声高，一点也不拘束。银妞说话声音很轻，又慢，老是眯着那对会说话的单眼皮眼睛，身子依着我，老是像说悄悄话，她那细细的像柳芽儿的眉毛和鸭蛋脸，虽没有巧玲壮实，倒很秀气。”人物的性格，就在这朴实的叙述中显露出来，字里行间不乏生动的细节描写，如写巧玲梳头：“她用木梳子梳头的狠劲儿，好像头发不是长在自己头上似的。”只此一笔，其性格便跃然纸上。
这篇小说好像一首散发着朴素美的诗，读着它，仿佛跻身于作品的人物之中，又像徜徉在陕北大地，领受着那里的风土人情。但小说的结尾以浓郁的抒情之笔收束全篇，把读者领引到深深的美好回忆之中：
……离开我的十姐妹，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不会赞美她们那纯真、聪慧的心，也不会描绘她们那真挚的友情。但是，我心里铭刻着她们的歌声；我时常想起巧玲那散乱的短发和那清脆的口音；时常想起银妞那细细弯弯的眉毛和说话时总爱依偎着我的神情。我惦记着苗家圪崂的许多姐妹们，惦记着那清澈的小河，惦记着那一眼望不断的黄土高山……
作家创作上的变化，是和社会生活、历史的变化分不开的，是和作家思想深处的积累分不开的。穿过凄厉的风雨，经过十年痛苦的沉默与思考，贺抒玉的创作，从质到量，从广度到深度，都胜过了以前。在她的一批新作里，两篇获奖作品《女友》和《琴姐》就是代表。
《女友》是以1957…1958年大炼钢铁、大抓“右派”为背景落笔的，但写的是几个时代近四十年的故事。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出生活悲剧，当然悲剧完全是社会造成的。战争年代，艾米霞和袁峰在文工团里是一对相爱的充满青春活力的革命青年，但解放后，历史无情地把他们拆散：因袁峰被划成“右派”，他们离了婚。他们曾是美满的一对，袁峰是爱情的播种者，艾米霞是个幸福的收获者。但是，当袁峰被推进痛苦的深渊时，是艾米霞又给他添加了痛苦的内容。她失去了爱情，在漫长的岁月里才感到了心中的荒凉。二十多年，坎坷复坎坷，他们都在苦难的折磨之中生活、辗转。“文化革命”使袁峰倍受其害，他从死亡里活了过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都落实了政策，可是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虽然冰消了，雪化了，袁峰彻底平反，又回到C城，在报社干起老行当，但他和艾米霞的共同生活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历史报复了她一下，给她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她的灵魂在嚎啕！“她是在失去袁峰以后才真正懂得了爱情，才更强烈地爱上了袁峰。”可是时间和生活都是无法挽回的。
这是一出悲剧，无论是对袁峰、艾米霞，还是对社会。人们只能从中吸取教训，也许教训就是唯一的“补偿”，因为教训会使人变得聪明，使社会得到发展。
贺抒玉另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佳作是《琴姐》。杜鹏程评论说：“这篇作品，不追求时髦，没有曲折的故事，也没有'爆炸性'的效果。她全力以赴塑造的依然是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写出了那勤劳、质朴的品格和内心的美以及她平凡的、值得人深思的感情和经历。从人物塑造，题材选择以及艺术风格来说，既保持了她的作品固有的优点和长处，又有了新的发展。”评论准确、得当。这个短篇反映生活的“真实和深切”，人物形象的“可爱和生动”，确属令人难忘的成功之作。
贺抒玉塑造了不少妇女形象，这是她创作上一个显著的成就。琴姐是一个典型。她不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子君或爱姑，也不是庐隐、泳女士（冯沅君），以至于老舍、巴金、曹禺笔下的女主人公，也不是白毛女或赵树理塑造的妇女形象。琴姐从苦难中跋涉出来，她属于自己的时代，属于中国辽阔的农村，到处可以看见。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就是这样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真真诚诚、“土里上气”的人物，为国家养儿育女、操持生活，背负着中华民族前进。
小说是通过许多平凡小事、生活细节来描写人物的。琴姐爱生活，是一位闲不住的人。自从她来到“我”家，每天一早就把大杂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开了个小菜园，一有空就松土、拔草、浇水。每次吃饭，一端起碗，她就想起了家乡的亲人，便说：“你知道，咱家乡过年才吃顿好面；这大地方，天天是过年的茶饭。你的命好，早早就到这大地方，享上了社会主义的福。咱山圪崂，何年何月才看见社会主义呀！”她讲的是实话。琴姐善良、单纯，心直口快。当孩子在说笑中把稀饭吐了一地时，她板着脸说：“造孽不！”“你们知道庄稼是怎样来的？粮食是怎样打下的？”当孩子把面条例在桌上，她便揽起来用水洗净自己吃了，并说：“我们山圪崂，怀抱娃娃也吃不到这么好的面食。”她批评我忘了过去，“把孩子惯坏了”。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样的感情。琴姐为了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倒她，三个儿子就是三只虎，在她心里比百万富翁还要满足。解放战争时，做军鞋全村数第一，她是望着晨光的升起而成长起来的。她曾说：“年轻的时候，把世事想成金枝玉叶，谁知道只是一场梦！”她有过梦想，但历史没有让它变成现实。她从小就会剪窗花：喜鹊、鸽子、牡丹、菊花、五谷丰登，她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地生活了一世，最后似乎满足地告别了这个色彩变幻的大千世界。
这篇小说，作者有时写得幽默横生，有时写得凄婉沉痛。主人公没有神化，作者没有掩盖琴姐由旧社会带来的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烙印。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多找了她二毛钱的那段故事处理，使琴姐的形象更加真实、饱满，有血有肉地活了起来。
没有风格，就没有艺术。贺抒玉是一位在创作上有风格的作家，而且她作品中那种朴实无华、清新淡雅、浓郁的乡土气息的艺术风格是一贯的。这种风格是她的艺术追求，是她特有的生活、气质、环境和历史形成的，它属于艺术创造，属于艺术之美。但她前期和1977年后的创作其深度、广度不同。她八十年代之后的创作很明显地溶进了她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但它们不属于“伤痕”，用杜鹏程的话说：“通过这些作品，你会思考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中一些使人深感不安的问题。”无疑，这就是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她没有一时“轰动”文坛所谓“爆炸性”的作品，但从文艺美学的意义上讲，她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耐咀嚼和回味的，它们有生活和人生深刻的一面——“使自己变得美好些，使人类变得美好些，使明天变得美好些。”
一个作家，只要沉在生活里，艺术创造力就不会枯竭。贺抒玉的创作生命总是跟着时代的轮子运转。她不停地追求，因此她面前才有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不是死胡同。1986年，我读了她两篇新作：短篇小说《晴朗的星期天》（1986年《延河》第三期）和中篇小说《隔山姐妹》（1986年《延河》第十期）。《晴朗的星期天》写一个刚张开理想、事业、青春、爱情风帆的省报青年记者刘才一天的生活——平平常常的生活。他是一个“凭本事吃饭，绝不寻门钻眼”的青年，单纯，充满了事业心。“青春的活力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刘才拥有这种资本。他刚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某县梁书记的感人形象在全省引起反响。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梁书记另一面的形象（实际上，这是本质，是真象）：他正积极走省里的门子，调大学刚刚落榜的儿子到省城工作。对此，刘才惊愕不已，自然，现实是一种清醒剂。他被讥为“井底之蛙，没有见过大天”。刘才憎恨两面派的“两面哲学”。然而同一个问题竟摆到他的面前：一个朋友，为调女朋友的弟弟到省城工作，求他去走关键人物梁书记的后门。诱惑和迷惑，信念和力量，铸成人生矛盾，苦苦折磨他。普通的一天，多么不普通的感触：上大学时，曾费尽心解过书本上许多难题，此刻，他才理解，最难解的题不在书本里，而在生活中。他无法预料生活的新课题。“但是，他相信只有潜入海底的水手才能真正懂得大海，如果他只是站在岸上观望和欣赏大海的魅力，那他只配做舞台上的歌手，而永远做不了大海中的水手；不，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大海的怀抱里去！”这是结束，一个没有答案的结束。
普普通通的一天，当今社会“普普通通”的事——社会的沉疴！无孔不入的传染病，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机体。从这一点来讲，这是一个到处存在的大主题。这是值得深思的。刘才撕去了台历上旧的一页，他期待和思考着新的一天——那将是什么？
中篇小说《隔山姐妹》以浓重的抒情色彩写了一对同母异父姐妹不同的生活道路。在风云多变的社会生活中，各有其不幸。小说以姐姐惠娟染上肺癌后迎击死亡为主线展开情节。惠娟一家——轻浮的儿子、离婚的女儿，妹妹惠美一家，及小保姆，生活不同、地位不同、遭遇不同，但他们有的忠厚，有的善良，有的淳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