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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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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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冠相庆,扬扬得意,座谈会上也是一副大呼小叫的样子,抑制不住的是邀功请赏的沾沾自喜——许多战犯在狱中都表述了这种心态。

自杨靖宇率400余兵力进入濛江后,大小战斗应在百次左右。对付这样一支饥寒交迫的疲惫不堪的人越来越少的队伍,侵略者空中出动多少架次飞机,地面调集、参战多少兵力,笔者说不准确,座谈会上高谈阔论、喜形于色的这帮东西,心中有数。而最后一次战斗,敌我兵力为近200∶1,而且这个人还是个伤员病人,一个几天没有进食,胃囊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的人。

侵略者心头明镜儿似的。

斩首示众的事例数不胜数,把人解剖好似还无先例。笔者没有资料能够说明鬼子是何动机。为了验证他们的“饥饿政策”的成效?想看看这个被他们称为“大匪首”、“满洲治安之癌”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材料制成的人 ?'…'——他们真的就看到了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3月2日,岸谷隆一郎给濛江县警务科打电话,询问杨靖宇的遗体葬在何处,让马上起出来,做个假头安上,举行“慰灵祭”,重新安葬。

据说,此举是因为野副“大讨伐”的罪魁祸首野副昌德少将,连日连做噩梦,梦见杨靖宇向他要头,醒来即头痛。笔者没有资料证明此说。但是,做假人头重新安葬是确实的,岸谷还特意从伪省城赶来,主持了“慰灵祭”。

而在月底的座谈会上,益子说杨靖宇“不是一个寻常人物可比拟的,是个英雄”,岸谷则说杨靖宇“是个了不起的代表人物”,还有前面引用过的“巨人”字样——日本鬼子并不吝啬赞美之词。

较量过了,他们知道谁是强者。

丛茂山老人说,那天干妈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跑回来,说你们一个大官叫日本子打死了,俺一下子就想,是不是杨司令呀?问姓什么,干妈说姓杨,俺脑袋轰的一声炸了,完了,杨司令死了!再一想,不对,杨司令不会死,杨司令怎么能死呢?干妈说,孩呀,你别不信,街上传得一哄哄的,听说还开膛破肚了呢。俺火了,大声说,那是日本子瞎说八道!干妈吓了一跳,俺就哭了,干妈也哭了。

老人说,俺急呀,又下不了地,干妈就给俺打听。几天后,干妈说对面街的王先生在报纸上看到的,日本子把杨司令的头割下来,在通化城大街上宣传、示众。俺说日本子的报纸说瞎话。又过了几天,干妈不知从哪儿掏弄来张传单,有半张《本溪县报》大,上面有杨司令的相片,是真的。可俺还是不信,杨司令怎么能死呀?俺现在做梦,还常跟杨司令在山里打日本子呢。

老人说他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负伤的,杨靖宇是正月十五牺牲的——他自己算出来的。他算错了。可他说得没错,杨靖宇怎么能死呢?

岸谷隆一郎说得也没错,杨靖宇“是个了不起的代表人物”,东北抗联的代表,抗联精神的代表,万难不屈,宁死不屈!

他是个失败的将军,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护。只是,你可以打死他,却休想打倒他,他就活着,就是强者!

第42章 壮士魏拯民

“为拯民”

杨靖宇牺牲,1路军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魏拯民的肩上。

魏拯民中等个头,瘦瘦的,脸稍长,白净面皮上有几个不易察觉的浅皮麻子。除了鼻梁上多副近视镜外,手里还少不了根棍子,以便支撑那羸弱的身子。说话不紧不慢,极有条理,文质彬彬,又挺风趣,金日成说他像个教授。

1909年,魏拯民生于山西省屯留县农家,1926年在太原省立一中读书时入团,第二年入党,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1928年考入北平私立弘达学院,因家贫经常每天只吃一个三合面的窝头,到了还是因没钱而辍学。他的很严重的胃病,就是这时落下的。1930年考入河南安阳军事干部学校,公费待遇,这回不用花钱了,却因胃痛有时难以出操,而被视为不适于从军,被军校除名。

很快将会写到,单凭身体这一条,他就不适于投身军旅,尤其不能置身于东北抗联这样一支队伍中。魏民生、魏锄耕、李新良、张达、冯昆、冯康等等,像他这种职业,是不能没有许多化名的。不知道原名关有维的魏拯民,为什么用了“为拯民”这样的谐音,只知道为钱所困,只能因钱择校的热血青年,为救国救民是没有选择、义无反顾的。

1932年春,党组织派他到东北,先后任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1934年童长荣牺牲后,被派去东满任特委书记、2军政委。东满、南满两个特委合并为南满省委后,为省委书记兼1路军副总司令、政治部主任,并一直担任2军政委。而在王德泰牺牲后,2军的军政担子就都在他的肩上了。

对东满危害最大的反“民生团”斗争,就是在他到任后开始刹车并最终止息的。

“集团部落”潜藏着的巨大危害,他是最早看得透亮的人之一。

与多病的文弱书生形象浑然不同的,是他的强悍、大气和务实。东满作为南满与吉东、北满的结合部,他一直致力于四大游击区的战略呼应、配合,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而且,理应被视为武装斗争的门外汉,对游击战仿佛有种天生的悟性。

为打通与1军的联系,扩大游击区,1936年4月,魏拯民率军部和1师、2师南下抚松、濛江、长白、临江等县。进入敦化县境,被敌发现,即以一部佯攻大蒲柴河镇,将县城出援之敌诱至寒葱岭,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毙伤敌400余人。

打下一座县城,政治、经济、军事利好多多,却也绝非易事,许多时候想都不用想。1937年9月25日夜,魏拯民指挥部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首先割断电话线,然后摸掉哨兵,一举突入辉南县城,拂晓时分顺利撤出。别的不说,越冬物资置办全了。

同年(无月日),《抗联第二军和第五军政治军事情况的材料》中说:

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是一位忠诚笃实很有毅力,富有一切能力,久经斗争的革命家。

身上揣着朝鲜语读本,有空就读,向身边同志请教,练习对话。像他这种职务,又戴副眼镜,即便不端架子,也易使士兵感到敬畏,甚至格格不入。他却能让大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向他倾倒。他是首长,关键还是个病人,打仗缴获到什么“好嚼裹儿”,给他送来些,他再送给伤员病号。即便是在一块干粮的价值,绝对高于今天同等重量的黄金的日子,倘若有那么块干粮,有老人说他也会与大家一道分享。

听说魏拯民牺牲,官兵失声恸哭。

1940年春安图县两江口战斗中,一个士兵腿部负伤掉队,被魏拯民发现。这个自己拄根棍子走上一阵子都要站那儿大口喘上一阵子的病人,连背带拖,硬是把伤员弄回了15公里多远的密营。

对于1路军来说,这是个从未有过的凶险、危殆的时刻。

程斌叛变后,东边道西部几县党组织和残余部队,不约而同地东进。这一刻,杨靖宇一路不断分兵诱敌的部队、被打散的部队,以及各地密营的后方机关的小部队,正在撤离濛江,陆续北上。途中不断与敌遭遇,牺牲、被俘、失散。一是到处都是敌人,很难躲避;二是必须弄吃的,就得见人,就可能碰上“赵廷喜”,敌人就来追打。而在途中和在濛江失散的,找不到部队,也不知道“甩”的地点,再牺牲、被俘、失散。一些人就在当地,或者回家,或者投亲靠友,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潜居下来。

1940年4月8日,曹亚范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被叛徒杀害后,1方面军的境况亦如上述。

与此同步的,就是1940年4月(无日)《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说的:“一般干部中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动摇、悲观、失望等现象。”

魏拯民是3月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得知杨靖宇牺牲的消息的。追悼会后,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和1路军干部会议,史称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决定警卫旅和2、3两个方面军主力出击长图线以北,在穆棱、五常、宁安、汪清等地分散游击,同时加强政治工作,努力改善官兵生活条件。并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恢复、开辟地方工作,重点是延吉、桦甸、磐石地区。还决定派总部秘书陈秀明去苏联,希望通过苏联的帮助,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

魏拯民在《报告》中说:

自一九三七年以后,这些地方党组织,都先后遭到破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叛徒等的告密,与该地的工作人员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的。从被破坏后,大部分地区工作没有恢复,这主要是有轻视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坏之后,即未派人进行恢复工作;同时也不培养有关这方面的干部,持着放之任之的态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着秘密同志个人关系的存在。

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当初建立、发展党组织的那种环境了。遍地的“集团部落”使地方工作千难万险,绝非一时半会儿就能见到成效。但是,抗联要生存,要战斗,就离不开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须千方百计去开拓,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这时,敌人的“讨伐”重点已经开始从东边道转向延吉、吉林地区。9月底,野副昌德的“讨伐”司令部也推进至延吉,准备进行秋冬季“大讨伐”。在此期间,韩仁和率领的警卫旅,金日成率领的2方面军,陈翰章率领的3方面军,在老天爷和土地爷的协助下,四处出击,均取得相当成绩——留待后叙。

魏拯民把应该想到和能够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将都请来,也无力回天了。

应该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体衰者、其他对革命工作有妨碍者向苏联疏散。”

从10月下旬开始,在飘飞的初雪中,2方面军和3方面军余部,踏着满山落叶陆续过境撤入苏联。

“弃置”

魏拯民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开篇是这样子的:

敬爱的同志:

在正式报告我南满党与第一路军的各种问题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几年来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会(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笔者)以后,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小册子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迹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

这封有年有月无日的信,应该是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前后写的,应该是由陈秀明送去苏联,交给中共代表团的——这是头道溜河会议的重要决定之一。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封信的节录,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据说,陈秀明下落不明,共产国际方面也未见到这封信——这位被仙人洞老人亲切地称为“八个爪”的原桓兴县委书记,凶多吉少应是无疑的了。

就算这封信送到了苏联,又有什么用?王明、康生早夹着皮包走人了,谁还管东北抗联?

许多老人说,今天几号了,星期几呀,那时没这个,也用不着这个。清明栽土豆,谷雨种大田,那时庄稼人挂念的是节气,种庄稼不能误了节气呀。参加抗联了,一年里印象最深的日子,一个是看到树枝鼓苞了,高兴啊,抗联的好日子要来了。再一个是树叶落了,天气凉了,老天爷变脸了,愁啊,这一冬怎么熬呀?什么生日、年节呀,没了,连大年三十都不知什么时候就过去了。有人问现在是民国多少年了,有人就说多少年了咋的,你还能包顿饺子,给大家伙儿过个年哪。新兵会问现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骂:去他妈的“康德”!

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红色中华》,在一篇介绍东北抗联的文章中,竟将赫赫有名的赵尚志,写成“郑尚志”。同年5月12日的《下江抗日救国青年团的新任务》中,则说“满洲游击队中有名的女将李红光(现在十八岁)”。不排除抗联和早期游击队中,有叫李红光的女性,可这“有名的女将李红光”却是谁呀?有名的、连在延安的毛泽东都知道的李红光,只有前面已经写过的、一年前牺牲的1军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

把“赵尚志”写成“郑尚志”,问题不大。东北四大游击区难以通联,信息隔绝,可以自己想办法。可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于这支原本就难以支撑、一直在奋力支撑着的队伍,意味着的却是什么?

周保中屡次派人进关找党中央,连人也没了踪影。派人去苏联,欲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央联系,也是一样。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从7军饶河驻地出发,越过乌苏里江,在苏联比肯滞留一个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回国外,仍是一无所获。

1月31日,周保中在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说:

代表团负责同志们!东北斗争环境是异常严重,党组织内有极大危机,我此来是非常不容易,并且绝无可能久于滞留。在你们重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重视东北党七年来血的斗争和今后的前途,你们负有领导重责。过去一年以至二年,你们对东北实际上是放弃了领导,造成今日许多严重危机,那么,现在是再不能“漠视无睹”,贻误革命发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措辞严厉地写道:

最后坚决的向你们坚决提出严重抗议的意见,你们若再放弃对东北党严重时期的领导,而不迅速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吉东党首先将要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控告主席团和中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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