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是难得的,把它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
1941年后,3路军部队陆续进入苏联整训。1942年夏,留在国内的40多人编成3支小部队,由金策、许亨植领导,在龙南地区活动。
后面将会写到,金策不想去苏联。许亨植是否也是这种态度,笔者没见到有关资料。已知的是,这个善于独立思考,并敢于直言的人,是东北抗联在东北战场牺牲的最后一位高级将领。
7月底,许亨植到东兴县西北的五顶山,了解张瑞麟率领的小部队活动情况。8月2日回返铁力密营,当晚在青峰岭下露营,第二天清晨被敌包围、袭击。
敌人是庆安县伪警察队长国长友带领的30多人的“讨伐队”,许亨植身边只有两个警卫员,凭借树木、倒木掩护,向敌人射击。国长友知道许亨植的身份,这个铁杆汉奸要在主子面前显能耐,喊叫投降,想抓活的,伤亡几个人后,下令集中火力向许亨植射击。许亨植身中数弹,手中的匣子枪仍在吼叫,直至牺牲。
前面说过的攻打大罗镇,就是为的给许亨植报仇。朴吉松和张瑞麟两支小部队集中20多人,红着眼睛冲进去,混乱中让国长友跑了。东北解放后,这小子被于天放抓住,公审后枪决了。
冯治刚“会推八门”
田家船口战斗后,冯治刚率2支队到谷家窑时,被敌包围。
3路军远征西荒,敌人感到威胁。12团骑兵横行北安和五大连池地区,更使敌人心焦,急于给对手一个打击。只是西荒地域辽阔,兵力稀少,不易调集,对手又忽东忽西,难以捕捉。这回终于逮住机会,即从北安、讷河、克山等地调来3000多日伪军,恨不得一口把2支队吞了。
谷家窑位于德都县城西15公里的讷谟尔河南岸,有几十户人家。腊月底,快过年了,厚重的积雪压迫着低矮的草房,战前的死寂则压迫着人心,把庄稼院渐浓的年味儿驱赶得无影无踪。屯外四野一马平川,前面的邱家窑和周围的大小屯子,都被陆续赶来的敌人占据了,北边讷谟尔河边树林子里也是敌人,都是骑兵。清冷的阳光在雪原上跳跃,晃人眼睛。
邱家窑的敌人不断打枪,炮弹也在空中划着抛物线飞来。一个鬼子和几个伪军官举着望远镜,在围墙后面探头探脑。冯治刚抓过一支连珠枪,枪身把院墙上的积雪按出个缺口,吧的一枪,那个鬼子向后仰去。就在敌人愣神的瞬间,第二枪响了,一个伪军官又应声倒了。
北边的敌人在树林子里“打马桩子”,有进攻的模样。王钧冲敌人打了一枪,让个老百姓送去一封信,意思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不要为日本人卖命。伪军围着个胳膊被打伤的伪军议论,说这枪打得真准。那送信的老百姓说:人家这是打的朋友枪,让你们老实别动,不然就打脑袋了。
北边敌人再无动作,也不打枪了。其他方向枪声不断,特别是南面,打炮,轻重机枪火力很猛,还曾试探着攻击两次。
天黑后,冯治刚下令向南突围。
王钧老人说,北边敌人兵力少,南边打得最激烈,其实都是假象。南边是平原,北边过了讷谟尔河就是五大连池,山区。敌人认为我们非往北去不可,布置了三道防线,天黑后把南边的兵力也调过去了,南边只剩些伪自卫团。我们如入无人之境,200多人只牺牲1个。
2支队去谷家窑途中,抓住个姓吴的伪自卫团长。2支队突围后,敌人莫名其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个队伍你们打不了,人家那个大官会推八门,推出南面是生门,吃饱喝足就走了。
前面说过,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冯治刚不服气,自己拉起一支“文武队”,要跟这帮满脑袋高粱花子的人比试比试,看谁更有能耐,打鬼子更厉害。
有人投笔从戎,到了也没谙出军中之道,免不了书生气。冯治刚拿笔的手很快练成神枪手,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抗战上,果敢、沉静,多谋善断,用头脑打仗。3路军到西荒后打下的第一座县城,是他指挥的,其影响是战略性的。汤原那样一座在下江地区影响很大的县城,也是他策划、指挥攻破的。他指挥的大仗小仗,经常会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中,让人领教一种奇兵的快感。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战前让你觉得挺悬乎,这仗能打吗?能这样打吗?打起来却觉得挺容易,伤亡也不大。
前面引用过的《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龙北部队在北满党及三路军总指挥部正确领导和指挥之下,我们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东北抗联三路军第二支队长,后任抗联龙北指挥冯治刚同志,得到了很大的成果,开展了北满抗联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英勇活动的成绩。龙北部队在去年一九三九年一年中所获得的胜利成绩,突破北满抗联历年来每年的纪录(已有报告,此处不赘),使寇军为之气馁,而博得满军之赞叹和喝采。
抗联自始至终都是游击战,一支部队出去,在总体战略方针下,全凭带兵人机断专行,灵活应对。再加上放下锄头拿起枪,许多人未经过正规训练,农民习气,长期的游击作风,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把战略利益置之脑后。冯治刚从来都是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命令。而当联军猬集下江,一些人为山头利益闹纠纷、摩擦时,他严格约束部下,宁肯吃亏,也尽力避免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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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都说,这个人是栋梁之才呀。
1939年12月,2支队越过嫩江,进入呼伦贝尔的莫力达瓦旗。
1940年1月26日,王钧老人记得非常清楚,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六。
老人说:
这天清晨,我们来到格呢河西太平桥屯,一个骑光背马的达斡尔姑娘德兰英从屯外跑回来,说警察狗子来了。部队退到屯外山上,望远镜里,来的是清一色黑制服的达斡尔步兵警察队,有200多人。冯治刚让军部副官祁宝贤和警卫排长于长江上前喊话:汉族、达斡尔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刚喊几句,对方开火了,两个人倒在雪地上。大家火冒三丈,我也急眼了,冯治刚瞪着眼睛大喊:王钧你听着,不许打死一个!几挺机枪的交叉火力,把敌人摁在山下不敢动弹,骑兵从两侧冲下去,马前枪口下,200多人缴械投降。
莫力达瓦旗是达斡尔、汉族杂居区,达斡尔人对抗联很好,但这时许多人对咱们还不大了解。这些伪警察大都是当地达斡尔人子弟。这一仗咱们牺牲两个人,没伤对方一个,简单教育后都放了。这下子别说老百姓了,连这些伪警察也受不了了,说咱叫日本子弄瞎眼了,今后豁出命来也要帮抗联。
当天傍晚,我们南下到了阿荣旗的五架屯,发现东南方向开来30多辆尼桑卡车,车上黄糊糊的都是鬼子,足有一个联队,有的车后还拖着大炮。
当时分析,敌人是从齐齐哈尔过来的,当地不会有这么多鬼子。它来干什么?要去哪里?是不是奔我们来的?不知道,对这一带的地形、村屯分布情况,也不清楚。这是首次进军呼伦贝尔。我和冯参谋长核计,当晚敌人或者去阿荣旗,或者找个大屯子住下。没想到它住在西南方向的任家窝棚,我们也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个屯子,第二天正好撞上了。
尖兵在前面1里多远,主要是察看路上的汽车轮印子。那时西荒没有胶皮轱辘车,有轮胎印就是敌人。走了两个来小时,前面一座山,尖兵向我们挥手,有敌情。冯治刚让我作好战斗准备,他带着传令兵纵马上山,观察敌情。敌人在山上放了哨兵,早发现我们了,山后就是任家窝棚,一路鬼子爬山抢占制高点,主力从两侧包抄我们。我一看糟了,敌人居高临下,我们那儿是一片开阔地,光溜溜的,连“打马桩子”的地方也没有。我可着嗓子命令部队往后面山上撤,然后和大队长任德福带个机枪班,抢上前去接应冯治刚。
从汤原游击队到3路军,一次战斗,我还没遇过这么多鬼子,更没见过这么猛的炮火。榴弹炮、迫击炮、掷弹筒打得分不清个数,一会儿工夫,机枪就被炸毁两挺,机枪手和几个战士也被子弹扫倒了。冯治刚他们离我们最近时,也就200来米的样子,我眼瞅着传令兵裴海峰先倒了,接着单腿跪地射击的参谋长也中弹了。要不是大部队上了北山,火力掩护,我和任德福几个人也撤不下来了。
南面是敌人,东北方向也黄糊糊地上来了,我领着部队往西撤。出山沟,拐山头,迎头又撞上一小队鬼子。那人都红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机枪、步枪、匣子枪立即开火,枪打马冲,鬼子顶不住,往后跑。后面是三岔河,有条清沟,薄薄一层冰。鬼子哪明白这个呀,前面的掉下去,后面的收不住脚,30来个鬼子在里面抓挠着乱扑腾。我们这一顿好打,冰水都打红了,算是出了口恶气。
当晚在西南山里露营,第二天傍黑时,我带几个人回来,遍山不见烈士遗体。老百姓说,鬼子发现了冯参谋长的印章、文件,用白布裹着拉走了,其余的老百姓给埋了。
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县长),事变后不当汉奸,带领全家老小躲进山里,病死了。3路军西征时,冯参谋长的母亲、妻子,还留在小兴安岭密营里。他牺牲前3天,还跟我说不知道她们怎样了,这个冬天能不能熬过来。
师团长们
3军3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人称“吴县长”。
吴景才原籍山东省义州府,石匠出身,“九一八”事变前闯关东到珠河县,在乌吉密、三股流一带打短工,又在常万屯沟里开个小烧锅。1933年底,日伪军进山“讨伐”,被赵尚志率游击队痛击,败退时经过烧锅沟,把吴景才的家和烧锅一把火烧了。吴景才自此参加抗战,为珠河游击队搞情报、购买物资。
1934年7月,在三股流成立珠河反日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会长。“农委”是在反日会基础上建立的半政权性质的组织,老百姓不习惯叫“会长”,都叫吴景才“县长”。1935年秋,在三股流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就是正儿八经的县长了。
从总会会长到县长,都是老百姓选举产生的,由此不难想见吴县长在群众中的威望。
1935年秋,日寇对珠河游击区实行焦土政策,“洗大沟”,建部落。吴景才有时潜入部落,有时进山,最终不得不上队,先后任3师、2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0月,在方正县蚂蚁河西老道庙一带活动时,战斗中负重伤牺牲。
关于吴景才,从县长到师政治部主任,这里能够比较完整地讲个大概的,只有一件事。
1935年春,3军转到外线作战,伪23团突然闯进铁道南的红地盘抢粮。十万火急!“吴县长”命令各农委分会的自卫队,立即赶到土门岭伏击敌人。天擦黑时,伪军赶着300来副装满粮食的爬犁进入伏击圈,吴景才一声令下,步枪、老洋炮、大抬杆齐鸣。许多老百姓也赶来助阵,敲打铜盆,燃放鞭炮。伪军哪见过这阵势呀,蒙了,扔下粮食跑了。
郭铁坚,原名郭成文,1911年生于依兰县刁翎镇大通沟,1933年毕业于依兰中学,回乡创办小学校。1935年初参加抗日活动,5月入党,不久任刁翎党支部书记,3个月即动员50多人参加抗联。后来,他的妻子、哥哥、弟弟和刁翎小学30多学生,也陆续上队。刁翎地区先后参加抗联百余人,直接间接,都与他有关。
1935年8月,郭铁坚带两个党员,缴了大通沟伪自卫团9支步枪、1支撸子,拉起一支20多人的队伍参加3军,被编为1团游击连,任连长。9月,他率游击连在五道河子伏击伪军运输船,缴获十几支步枪和100多套棉衣。
1936年春,赵尚志决定将游击连划归9军,郭铁坚任游击连指导员。之后又调任军部科长,1938年1月任1师政治部主任,8月任2师师长。
郭铁坚家贫,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人又聪明、刻苦,学习非常好。没架子,人缘好,活泼,幽默,当师长也跟士兵开玩笑,没大没小的。战斗中负伤,用草药敷伤,士兵跟他开玩笑,说这回“锅”破了。他笑道,别看“锅”破了,这铁可是坚着呢,从此改名“郭铁坚”。
1941年8月,郭铁坚率9支队挺进呼伦贝尔。部队在瓢泼大雨中渡过嫩江,在西岸郭泥屯被敌人包围。暴雨、弹雨,敌人还调来榴弹炮。郭铁坚在指挥抢占制高点时,胸部中弹,仍大呼冲锋,直至牺牲。9支队仅15大队指导员孙志远带8个人杀出重围,仍按总部计划西进,在大兴安岭游击两年,不见大部队到来,才东返总部。
《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谈罢“西北指挥部之组成状况”后,说:“其中尤以冯治刚、姜福荣、耿殿君、王铭贵匪帮活动最为频繁,彼等善于忽聚互散,纵横奔驰于游击区。”
耿殿君,中等个头,浓眉大眼,脸稍长,棱角分明,一口浓重的山东腔。1903年生于山东掖县,何时闯关东到汤原不详,1932年3月参加抗战,曾任6军留守团团长、11团团长、12团团长,1939年12月牺牲。
此人作战勇猛,颇得游击战要领。但他更突出的贡献,还是在后方建设上。
“留守团”、“补充团”、“留守处”、“经理处”,各军名称不一,内容都是一个。被服厂、医院、兵工厂等等,这些建在密林深处的后勤基地,随着形势的严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越来越陷入窘境,而6军在联军中一直是比较好的。
留守团与战斗团的区别,在于摊子多,事务杂。耿殿君的特点,一是勤勉、敬业,地面熟,善交际,几乎没有他办不来的事。二是“抠门”,平时一颗钉子、一块破布都要精心收起来,在他眼里没有什么可扔的东西,人称“耿破烂”。留守团管钱管物,钱倒不一定有多少,物可是多去了,除了部队官兵肩背上扛背着的,6军的家当几乎都在这密营里了,也真需要这样一个“把家虎”。特别是粮食,特别是归屯后。三是严厉,一天到晚黑着脸,好像不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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