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12月下旬到1941年1月上旬，由东北党和抗联11人参加的第二次伯力会议，形成下述议案：一、此次会议的性质，是“满洲全党代表会”。二、会议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会议的决定。三、为实现满洲党的统一集中领导，由各省代表选出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暂以3人为限，由大会直接选举书记1人，委员候选人魏拯民、周保中、金策，临委机关暂设伯力，另请一位联共同志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四、派遣代表建立与中共中央的关系，经中央批准，要求国民政府将东北抗联编入全国抗战军队系统之内，求得经济物品之补充。五、关于军队问题，设总司令部，总司令周保中，副总司令张寿海В赫瘛�
上述议案，须待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能生效。
1938年11月2日，前面曾引用过的《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说：
最近东北游击运动已经临到败退和解体的危机，我们应该有组织有秩序的退守保持相当实力呢？或者是一任其自然的最后与敌人拼斗，这是须要立待解决的问题。
抗联究竟何去何从？难说其他领导人何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周保中的这段话则是个明晰的信号——已经到了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1940年6月12日，即第一次伯力会议后3个月，《周保中赵尚志给×××（原文如此，应为“王新林”——笔者）的报告信》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民族解放斗争而经过牺牲流血的代价的（是）什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处在全中国长期抗战将要进入反攻的第二阶段，而我们东北游击运动的孤立现状并未消除，并且被敌人压逼到极端缩小和极端困难的地步。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东北民族解放斗争曾起过有重大历史的意义。现在是否能继续这一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有力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是目前须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求得直接解决，因此我们向您提出请求：我们想派遣主要干部担负全权代表，经过您方面给以交通旅行的可能。能使我们的代表经过伊尔库茨克转到入中国新疆省，向陕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无论用国际普遍交通旅行的办法或特殊办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办法，只要把我们的代表遣送到中国去就行，这个问题请你用电报通知我们。又我们在您处的时候，请求您代转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寄往重庆新华日报的信，已经交到了是没有交到，请您答复。
此类文字，在许多文件中都能见到。
在关于召开第二次伯力会议的“指令”中，王新林说将有中共代表参加会议。翘首以盼的与会人员陆续到了，却没有。直到12月16日，苏联方面才正式告知中共代表不能来了。
是这期间有何变故不能来了，还是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不就在莫斯科吗？苏联可以把抗联越境官兵送去新疆，让东北党和抗联的全权代表经苏联取道新疆去延安，不是挺容易吗？还用周保中指点吗？况且苏联在延安驻有观察组，电报联系、转达，不是更方便吗？
有人认为，苏联是想把抗联这支武装掌握在自己手里。
金策不想“过苏联”
蒋泽民老人说：
1936年冬，2军让我和黄延恩去苏联学习。他也是个战士，皮鞋工人出身，离休前是阜新市敬老院院长。还有3个人，一个是东满特委巡视员钟子云，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另两个是朝鲜族人，一个是向导，那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也不知道去苏联干什么，半道上冻死了。
从珲春过界。走了一个多月，白天睡觉晚上走。带些大麦，用木棒在冰上砸了，让风吹吹，用鬼子那种猪腰子饭盒炒了吃。站大山上看，向导说那边就是苏联了，怎么走也走不到，雪深，没路。边境上有鬼子巡逻队，我们趴雪地里看他们过去了，就往那边走。先听到狗叫，苏联边防军赶着爬犁过来了，我们就都瘫倒了。那爬犁膝盖来高，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冻啊饿啊累啊，那人一点儿“囊劲儿”（微弱的力气）也没有了。
把我们送去海参崴。临走给块半个锅盖大的面包，比划着让我们吃一天，叫我们一会儿就造光了，才弄个半饱。进屋有床，还有毛毯，觉得挺好，一看窗户安的铁栅栏，是监狱。两个苏联犯人，一个睡大觉的是喝醉了倒在大街上，一个坐那哭的是打老婆了，都给弄来了。关了一个来月，共产国际说这是我们的人，立刻接去宾馆，洗个澡，换上西服皮鞋皮帽，还有呢子大衣。然后吃饭，有酒有肉，好吃好喝。第二天，每人又给个皮箱，也没什么装的呀，就提着空箱子上火车，后来拎去延安了。
1940年夏“过苏联”的李敏老人，说：
陈绍宾、白厚福领着我们几十个人，过松花江奔宝泉岭，准备进入小兴安岭。刚过江敌人就上来了，打到天黑突围后，继续往西走。到处都有敌人，几乎天天打仗。这天晚上看前面亮晶晶的，这不是水吗？又转回松花江了？杜指导员说这是黑龙江，对面就是苏联。那边就是苏联？我眼前一亮，就使劲朝对岸望呀望。从小就唱《列宁诞生歌》，觉得苏联是那么神秘、神圣、美好，羡慕极了。现在，一江之隔，就恨不能长翅膀飞过去看看。
迷迷糊糊睡着了，让柳明玉推醒了，准备战斗。我刚抓起枪，就见江面上模模糊糊过来一只大船，有人喊快快快，上船。天麻麻亮了，敌人朝我们开枪打炮，船打漏了，陆永久他们用被子堵，被子没了用人堵。船过江心了，敌人不打了，再打就打到苏联了，引发国际事件了。也不用打了，那船要沉了。这工夫从对面冲过来一只苏联炮艇，还有几只木船，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那船上上。有人落水了，会水的下去救，苏联红军也帮着救人。
一个个落汤鸡似的惊魂未定，苏联红军把我们的枪都拿走了。我们也没在意。“阶级祖国”一家人了，寻思这是帮咱们收起来了呗。上岸了，让我们排队，拿枪看着我们，把我们关进个大空房子里，门口站着哨兵，还有几只大狼狗。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这不是把我们当俘虏了吗？
后来明白，“过苏联”后，必须审查、核实你的身份。我是第一个被带去讯问的。顺序是先战士，后军官，战士中又先问女的，女的中又先问年纪最小的——小孩说真话呀。
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红地板擦得亮晶晶的，一个上尉军官，翻译是个混血儿。问我姓名、年纪，读过几年书，家住何处，父母姓名，兄弟姐妹几个，都干什么。再问什么时候参加的游击队，任过什么职务，你的长官都是谁，在什么地方打过仗，谁领你们打的。
3天后又问过一次，看你前后讲的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然后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如果让你去学习，穿漂亮衣服，你愿不愿意？我不知道那是让我去当特务。我说我想回去。政治教育讲苏联多么好，唱歌也唱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回过来就被关起来，像对待犯人似的。期望值过高，一下子心就有点儿凉，再说语言也不通，还是回去打鬼子吧。
过界后就被解除武装，哪有共产党缴共产党的呀？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呀？开头跟苏军讲理，后来有经验了，见到苏联边防军，就自动把枪架在地上，随身携带的东西也交其保管。接下来要洗个澡，把爬满虱子的破烂衣服烧了，换上苏军士兵的旧衣服。然后关在当地驻军或集体农庄的空房子里，有的送进监狱，接受审查。审查时间不等，一般在半个月至一个月之间，也有几个月的。
苏联对过境人员的审查是相当慎重的，唯恐里面混有日本间谍。像第二次伯力会议，2路军、3路军的人都到了，唯独不见1路军的人。有人在珲春对面一边防哨所墙上，见到“金日成到此”五个字，赶紧报告，金日成等人才得以参加会议。
审查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适合做情报工作，本人又同意，就派去搞武装侦察，或其他秘密工作——留待后叙。
胡真一老人说，西征前整顿部队，老弱病残，女同志怀孕的，有吃奶孩子的，大都留下了。“过苏联”前留下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像军部副官刘炮，一身好武艺，还有一身病，胃疼腰腿病，都挺重，又五十多岁的人了。抗联胃疼腰腿疼的太多了，轻重而已。再就是“跑毛子”，家里叫“老毛子”祸害过的人，对苏联印象不好，教育多少年也没教育过来，不想去苏联，也留下了。西征前留下的还在队伍里，这回就是离队了。有家不能回的，投亲靠友也不行的，就是自己想办法了。抗战多少年，有功之臣，给点钱，或是什么东西。那时也没多少钱和什么东西了。
老人们都说，“过苏联”后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能睡个安稳觉了。
3路军在朝阳山办教导队，规定学员上课时，也要枪不离身。这回住上房子了，吃上热汤热饭了，就有一种回归人世的感觉。刚过界那人都像饿死鬼似的，怕把胃吃坏了，每人每天400克面包，像陆永久那样的大肚汉，两口就没了，那也算是过上人的日子了。一到晚上，可就折腾开了。听到点什么动静，一些人一扑棱爬起来，伸手就去抓枪，有的还来个就地十八滚。大通铺，人挨人，也滚不动呀。有人滚地下了，一瞅，怎么没“打火堆”呀？再一想，噢，“过苏联”了。
再一个印象很深，也挺鼓舞士气的，凡是送过界的伤员，一般都死不了、残不了。
王明贵老人在回忆录《再次西征》中写道：
这是密营给伤病员腾出来的房子，里面暗得很。一进去，烟呛得喘不出气来，睁不开眼睛。炉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灯光，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屋内床铺上躺着那么多人。仔细一看，立刻像有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夺去了好多战士的手、脚、耳、鼻。由于缺乏医疗器材和药物，他们就用灰色的旧绷带缠头，用裹腿裹脚，用破布片包手，伤势和病情正日益恶化，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挣扎着坐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来，有的伸出了肿得粗粗的茄紫色的手，摸触着我；有的手怕碰，就用两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几个披散着头发的女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他们让我坐下，听他们叙说着遭遇。
陈雷老人说，库楚河之战后，我们3支队从黑龙江过界，轻伤员留在一个小镇医院，我们3个重的用汽车送到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再坐火车到了伯力的远东红旗军陆军医院。我是右腕受伤，子弹打在脉管处，肿得有小腿粗。入院第一件事，把人脱个溜光，除了眉毛外的毛发都剃光，再给你洗个澡。抗联医生做手术，没麻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还没动刀呢，不也跟杀猪“秃噜”（刮、刮掉）毛一样吗？伤在手腕，用得着这样大动干戈吗？最受不了的是女护士，干这些像刷锅洗碗似的，咱哪见过这种阵势呀？动手术的是个少校医官，取出弹头，说给你留作纪念吧。我一直挺在意地收留着这颗弹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不知弄哪去了。
1940年3月22日，《于天放关于到达金策处给张寿海А⒅鼙Ｖ械男拧分兴担�
由于天放口述及信件的说明，指挥部派天放接替的意旨，金策已洞悉一切了。他表示为了满洲工作的重要性，决不来××（原文如此，为“苏联”——笔者）地，况且身体健康业已恢复，每日能走六七十里，勿需来××地疗治。天放与他郑重地讨论的结果，金策决留东北，进行工作，天放站在工作利益和同志健康无虑的立场上，完全同意金策同志的正确主张。
同年9月15日，在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金策意见书——关于第三路军行动和东北党组织统一领导问题》中，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紧紧掌握现有武装力量，保存、发展力量，在游击战争中吸收所有反日武装，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以备最后决战。二是集中精神积极开辟地方工作，使民众斗争与游击运动配合起来，只要是反日的党派、阶级、宗教都联合起来，以备争取局部的或几个地方的武装起义。三是“支持与巩固现有后方据点，并建立新的后方据点，以备长期抗战等等”。
此时已经牺牲的杨靖宇，是不主张“过苏联”的。1路军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因了程斌等人的叛变，究其根本还在于“遍地的‘集团部落’”。2路军在吉东处境日益艰难，原因也是如此。北满联军主力不得不西征，也是同样的原因。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在介绍5军“部队状况”时，说：“该部队仍然是党有利的斗争基础，工作活动的骨干部队，党员占50％以上，战斗员完全是三年以上的老队员。”就是说，5军已经3年未能补充新队员了。
有人认为，如果抗联不撤退到苏联，最后可能没了。
1路军、2路军可能是这样，3路军应该有所不同。
经过两年来的斗争，敌人虽在西荒加强了统治力度，比起南满、吉东还是闲散些。而且，西荒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一些地区仍未建起“集团部落”。在《金策意见书》中，他就提出“避开旧区”，“突开新区”，“利用今年青纱帐远征到景星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前面已经说过了。
3路军在西荒也牺牲了许多高级干部，像许亨植、冯治刚、张兰生等等。所属各支队伤亡也很大，一仗伤亡几十人也不鲜见。但是，因为可以接近群众，队员就可以补充，而不至于越打越少，直到打光。自然，衣食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在同时期的文件中，1路军、2路军多的是“生存”、“保存”，3路军则是“保存”，还有“发展”。
一个最明显而简单的事实是，1939年后，1路军、2路军再未打过县城，3路军在西荒攻破3座。
还有，同时期南满、吉东的地方党，或者上队了，或者难以开展工作了，北满却在讷河、肇州建立工委、县委，并给予游击运动强有力的支援。
有老人说，金策是深谋远虑的有主见之人，并非脑瓜一热就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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