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推测。
谁希望赵尚志消失？当然是日本鬼子了，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从口头到纸面，赵尚志在敌人那儿已经消失好几回了。既然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难以达到目的，那就假手于反日阵营内部。鬼子已经尝到了甜头，通过网罗叛徒一次次地重创抗联。
而在排除了苏联的可能性后，就只能在抗联中寻找奸细了。
毫无疑问，这个捎来“口信”的人，应该是第一个怀疑对象，也是最可能道出事实真相的人。可陈绍宾之死，使顺藤摸瓜的第一个环节就掉了链子。
关于陈绍宾，后面还将写到，也只是怀疑而已。
在笔者采访时，有老人说，听说有人在海伦为陈绍宾立座纪念碑。
这么看，陈绍宾的逃跑、开除党籍问题，都应该不是问题了。
抗联斗争太残酷，问题太复杂，幸存者太少，存留资料也少，有的也不尽可靠，再加上敌人当年就在搅浑水，难解之谜也就太多。
没当过一天亡国奴的李向山被敌人杀害后，阴险的鬼子还朝他身上泼污水，说他被俘后叛变了，根据他的口供逮捕了25个人。
排除排除再排除
首先可以排除周保中。
因撤销满洲省委和“吉特信”、“中代信”，引发的北满与吉东的误会、分歧，并未因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而消弭，在与会的吉东代表周保中看来，赵尚志无疑是在反对“中央路线”，阻碍着北满党与吉东党及下江各军的统一。要想改变赵尚志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起码依靠目前东北党的这些人，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一个既简捷又不失分寸的办法，是不是就让赵尚志在东北消失，去苏联待着，让中央代表团去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前面已经说过了。
即便赵尚志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周保中也一再给有关方面写信，认为赵尚志有革命的坚决性，这不应该是最后的决定，希望北满省委能够重新审查赵尚志的党籍问题。
与周保中特别要求赵尚志回国抗战恰恰相反，北满临时省委1938年5月1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明明白白的：“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前面也说过了。
一系列问题就扑面而来：怎么会是这样子，这篇报告是谁写的？经过集体研究、讨论了吗？力主如此这般的又是谁？
首先值得怀疑的，应该是被笔者隐去姓名的发表了“意见书”的人。
像苏联方面矢口否认“邀请”一事，人们立刻会想到捎“口信”的陈绍宾一样，怎么赵尚志走了个把月，就来了“意见书”？是巧合，还是早有预谋？
笔者这样说，不能不感到痛苦和不安，但我必须尽力说明白。因为即便我不这样说，读者也会这样想。
像周保中一样，×××不能不为北满党内部的和与吉东党的分歧，乃至分裂，感到忧虑。而在确认了“吉特信”、“中代信”的来路后，就更不能容忍赵尚志反对“中央路线”的行为。实际上，这也是后来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谁也背负不起反对“中央路线”的责任，共产党员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无论×××与赵尚志有没有、有多少个人恩怨，他都是站在北满党、乃至吉东党的全局立场上，思考并动作的。他和赵尚志一样，都是有着坚强的党性和极强的个性的人。正像有的作品说的那样，“他的内心里，还极可能充满了强烈的党性意识，巨大的勇气、使命感和豪情”。
周保中是在苏联的比肯得知王明、康生已经回国的，他应该是最早得获这个消息的抗联人。“意见书”是在周保中归来后个把月发表的。就是说，这个消息传到北满，应该还需要相当时日。而从刘海涛到朱新阳，北满派去苏联的人一去无踪影，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眼睁睁地看着北满党跟着赵尚志的反“中央路线”走下去，他不想让赵尚志就这么走下去。中央代表团会帮助、教育赵尚志，这对他是一种保护、爱护。否则，这个撞上南墙也不回头的人，迟早要倒大霉。
×××应在不希望赵尚志回国之列，因为北满党的思想统一还需时日，这时赵尚志回来，可能又是一场地震。待这边都归到“中央路线”上了，那边赵尚志也被中央代表改造得差不多了，再回来齐心协力打鬼子。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是这样理解，是不是能够接近历史？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被解除省委书记，“意见书”后因“反倾向”不力，又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冯仲云，后来也被赵尚志怀疑为“奸细”。而无论他说了并白纸黑字留下多少关于“反倾向”的话，读者已经明了他应排除在外。
还有就是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了。他一直是×××和“意见书”的支持者。前面说过，在解除了冯仲云宣传部长职务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他做了东北党和抗联罕见的长篇报告，认为“尚志同志确是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之主要负责者”。但是，说他是暗算赵尚志的人，不但没有证据，而且在北满党和联军中，也不是那种能够驾控局面的强势人物。
当我们只能在这些重要人物中一个个地排除时，是不是有人早在那儿偷着乐得笑掉大牙了？
有老人说，有误杀的，有没有误放的？有没有从一开始就假装好人，混进党和抗联队伍的？那时别说祖宗三代，就是昨天没了，今天回来了，他干什么去了，你都没法查。地方关系没了，连吃饭都得打着吃，你能上哪儿查，怎么查？抗联好多蹊跷事都是这么来的。这是没法子的事。日本投降时拼命销毁档案、文件，它是销毁战争罪证，也是保存实力，保护那些潜伏的特务、奸细。那时小鬼子不服气，说20年后再回来。
有老人说：这件事如果有朝一日能搞清楚，说不定会让人大吃一惊。
第56章 “永远”有多远
重返战场
《苏联援助中国东北抗日游击队内幕》的作者戈尔布诺夫，说他见到了一份文件，1939年5月30日，第2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科涅夫、政委比留科夫，在伯力与赵尚志会面的谈话记录。“从会议记录不难看出，双方都相当客气。集团军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列申少校也出席了会见”。
会议内容是讨论赵尚志提出的建议，包括如何进入伪满洲国、今后怎样开展工作及保持与苏联的联系。同时，苏方建议赵尚志首先与活动在松花江流域的旧部建立关系、组成联军、设立强大的司令部、整肃队伍、开除那些革命意志薄弱的成员。由于日本间谍给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必须成立反谍处。
赵尚志队伍的任务是逐步巩固和壮大伪满洲国的游击队伍，为此，必须对日本警备部队发动若干大规模突袭，以鼓励队员士气。
苏方非常看重赵尚志丰富的游击斗争经验，承诺今后继续保持联系，并就会上讨论到的所有问题，给予全方位的帮助。
赵尚志的所有请求都得到了满足。会面的最后，他再度被告知：“我们认为，您是伪满洲国游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我们将通过您就所有问题下达指令。与此同时，我们还将与活跃在中苏边境的其他游击队保持联系。”
苏方对赵尚志的指示是：“您本人不必亲自指挥袭击。不要忘记，您是整个游击运动的总指挥，而不是一支游击队的队长。您应该领导破坏敌军整个体系的斗争，而不是个别的部队或是小分队。”
赵尚志是6月底率队回国的。动身前一天，一位苏军中校来送行，对官兵讲话，说苏联支援中国的抗战，祝愿你们取得胜利。又说赵尚志是东北抗联的总司令，大家要尊重他、爱护他、保护他。
过界点，苏联这边是个叫拉滨的小村庄附近，对岸是萝北县的太平沟，荒山野岭，人烟稀少。星空下的黑龙江，一艘苏军炮艇划过江面，把百余人的队伍顺利送抵西岸，在东岸准备掩护强渡的苏军，各式火力也就一声未吭。
差10天左右就是一年半，“过苏联”时冰封雪裹，归来时一江激流，夏意正盛。倘是冯仲云，定会触景生情一番，而赵尚志留下的文字不多。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他周身都灌满了激动，那颗久抑的心是怎样地怦怦跳动。
上岸后，这支清一色鬼子装束、装备的队伍，即向西南方向疾走。第二天上午进入佛山县南部，看到10来个赶着马驮子的伪警察。这些伪警察挺懂事，枪一响一动未动，也就毫发无损。一问都是乌拉嘎金矿的，问什么答什么，赵尚志当即决定攻打金矿。
乌拉嘎金矿是北满重要金矿之一，管事的当然是鬼子，有30多人的伪警察队。晚上，部队摸到金矿大院，首先解决哨兵，占领要点，枪声中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队长和几个亲信很顽固，被击毙，战斗很快结束。
除枪弹外，一座金矿的各种缴获，自然不会少。又在矿工食堂的大棚子里召开群众大会，陈雷、于保合和赵尚志先后讲话。得知这个声音洪亮的小个子，就是鼎鼎大名的赵尚志，当即有20多个工人要求上队。
在赵尚志指挥的难以计数的大小战斗中，这归国第一仗的乌拉嘎之战，实在算不得什么，却成了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祁致中之死
赵尚志率领的这支除司令部外，编为1个教导队、2个中队的部队，百余人中有3军的、6军的、7军的、11军的，可能还有其他军的，是由陆续过界的队伍合编的。眼下，这支部队不属于东北抗联3个路军的任何一路，比较准确的应该是路军之上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及直属队。我们这样说可能有人不同意——留待后叙。
除总司令外，干部任命是归国前一天由赵尚志宣布的。戴鸿宾为参谋长兼教导队长，祁致中为副官长兼1中队长，于保合为组织科长兼电台台长，刘凤阳为2中队长。
于保合老人在回忆录《风雪松山客》（笔者见到的是尚未出版的铅印本）中说，打乌拉嘎金矿前，祁致中就跟他的老部下叨叨咕咕的，说赵尚志让他当副官是不信任他。打下乌拉嘎后还跟我叨咕，我说你不要这么想，咱们都是干革命。攻打乌拉嘎，赵尚志命令戴鸿宾带人攻打西院，打响后又命令祁致中带人攻打东院。祁致中说我过去指挥别人，这会让我“送死”，我不干。赵尚志对传令兵大喊，让副官长快攻上去，祁致中仍是拒绝执行命令，赵尚志指挥队伍冲了上去。后来，祁致中总对他的老部下说，赵尚志叫我上去，我没上去，犯了错误，赵尚志要害我，我没好啦，怎么办？这话也跟我讲过，还问我赵总司令能不能处分我？我说都是革命同志，犯错误能改就好。这些情况不断有人反映上来，支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李在德老人说：
赵尚志感到问题严重，决定召开支委会。他是书记，我是副书记，他怕他在场大家不好发言，让我主持会议，他先不参加会议。他也没说明他的意见，就是让支委们讨论、发表意见。
参加支委会的，有戴鸿宾、陈雷、于保合、刘凤阳、韩相根和我，韩相根是机枪手。我简单介绍一下党员汇报的祁致中的问题，戴鸿宾首先发言。他说祁致中早就跟赵总司令闹矛盾，反对赵尚志，在苏联时常和赵尚志争得面红耳赤，现在又抗拒命令，散布这些言论，这个人挺危险，不能留着。
当时大家都感到不安，对祁致中心中没底，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讨论结果，一是他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分裂革命队伍；二是可能杀害赵尚志，然后占山为王，或者投降日寇；三是经过教育，回心转意。大家都觉得第三种可能性很小，对他没信心。
这时谢文东已经投降、叛变了，宋一夫早就投降、叛变了。那时叛徒多呀，把人弄得心神不定，最怕出叛徒了。祁致中是山林队出身，那时那人或多或少，都觉得胡子出身的人不大可靠，反复无常。可杀掉他缺乏证据，等到有了证据那又晚了，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许多人都是这么处死的，环境逼的。像7军军长景乐亭，就是这样。我提议是不是把他送去苏联。马上有人反对，说怎么送？他能去吗？半道跑了呢？
我向赵尚志汇报，大家的基本意见是处死，我的意见是送苏联。赵尚志跟戴鸿宾意见一致，说这个人反复无常，搞阴谋，很危险，不能留。
最后，支委会一致决定，处死祁致中，开除他的党籍。
参加了支委会的陈雷老人的回忆，也基本如此。在《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中，也说“戴鸿宾积极主张将祁致中处死，以正军法”，“大家一致同意戴鸿宾的意见”。
下面是1940年2月22日，《戴鸿宾关于赵尚志倾向问题向省委的说明》中的“关于祁致中问题的详细说明”：
我们在一起被押时期，尚志和致中同志有口角斗争。斗争的内容：三军和独立师关系和独立师的发展，独立师对省委的关系和总部的领导问题。×（为缺损字——笔者）期斗争中，没有得到好的解决。原因是尚志同志认为独立师的发展，没有赵尚志正确领导，决不会得到发展的。致中同志认为不是那样，固然三军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独立师有了好的影响，对独立师有部分的帮助，不是独立师发展完全依靠三军。致中说三军在尚志直接领导之下，并不是发展怎么样不得了的程度。在这意见当中，双方有了抵触，在两个人英雄心理之下，更进一步保留着很多的称（成）见。尚志同志对（认为）致中同志实（始）终是胡子，而不过是挂着反日招牌，为自荣耀和发财，谁知你这些年给家邮多少大洋呢，利用反日名义，不挑片子，发展你个人的私利。致中同志否认这一点，致中说我以前是胡子不价（假），自从一九三四年谢文东在土龙山起事后，我就上（往）反日道路上转变，你恳（肯）定说我是胡子，我也太曲点啦。最后长期斗争的结果，由于致中同志理论不过尚志同志，勉强表面上接受他的意见，不是真正的从心里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在三八年秋季时期，致中同志在疑（议）谈中提出一个错误意见，胡子的游击战术也能赶上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当时尚志和我给他一个批评，对他说明我党的游击战术，绝不是根（跟）胡子学习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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