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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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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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月后,游击队又在磐东泊子受到高锡甲反动地主武装袭击,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牺牲,还伤亡几名队员。

中国同志成了宝贝

桦甸县官领导八十余便衣队及四百余人商兵,来袭击我们的组织地域(如新开河、蜂蜜顶子、栗子沟、西四方顶子等四乡)屠杀了韩人男女四十余名,捕禁百余人。他们的口号是:“高丽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国人起来杀日本走狗高丽,没收他们的财产。谁杀一个老高丽,给一千吊及一个老高丽姑娘。”

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是正确的,只是党当了群众的尾巴,未争取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仅仅的领导了韩国群众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还未从豪绅地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且在日本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胡匪头挑拨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帮助地主阶级屠杀韩国劳苦群众。因此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在目前完全破坏了,在客观上完全形成了中韩弱小民族互相屠杀的战争。

挑拨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丽告(造)反,老高丽杀中国人,高丽杀人剥皮(假造证据传单);老高丽要回家,要夺东三省,高丽胡子,老高丽是日本走狗;高丽共产党;随老高丽是高丽走狗,私通外国;要打日本先打老高丽;留老(高)丽吃饭住宿的枪毙。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县委报告》、《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

不独磐石,在此前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见到这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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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北满、东满、吉东,要组建游击队都得有枪,枪从何来?一买,二夺,主要靠夺。从谁手里夺?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农村都有的被称为“大院套”的高墙大院,都可以进去抢夺。但是现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从朋友手里抢夺东西,有这样的道理吗?造成磐石游击队两位主官同时牺牲的罪魁祸首高锡甲,当年和今天谈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动地主”、“反动地主武装”。之前杀害孟杰民的张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没人会就此认为他是反日的爱国地主,像许多地主一样,他好像还需要点什么变故,才能显现出政治面目。而现在,遍地起胡子,他拒不交枪,是不是也有他的难处?

1935年4月3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书》中,在回顾“那时的宣传口号很多地方超过民族革命阶段”时,说:

由于宣传过“左”口号色彩太红,结果不但为日帝及其走狗协和会、正义团、豪绅地主等直认我们为共产党、红军,而反日军队内部许多反动领袖和落后群众借此反对我们,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

而作为朝鲜(族)人还要承受的一种恶果,是北方会议路线风行时期,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成员中,朝鲜(族)人占多数。那些土地革命的对象及各色武装,哪里晓得什么“北方会议”、“南方会议”的呀,就认为这一套都是“老高丽”搞的。

1933年5月,冯仲云到海龙中心县委传达“1·26”指示信,发现到处都有党、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反帝会组织,工作有声有色,却都是在朝鲜(族)群众中进行的。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几乎全是朝鲜(族)同志,即强调要把党团和群众工作深入到汉族群众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族)人不行,得把汉族群众发动起来,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这道理谁都懂,谁都着急上火。可懂汉话的人少,讲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丽屯”就跟哑巴差不多,怎么宣传、组织呀?待到“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时,就算汉话讲得再好,见你是个“高丽棒子”,也没人听了,几句话不合就可能动起手来,甚至当走狗把你杀了。

1932年(无月日),《团珠河特支给团省委的第四号报告》中,有一个自然段的“特别报告”:

团特支和党特支一个团派三个同志到帽儿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应为“遇”——笔者)一群散兵无条件被杀二个(一个团员),另一个同志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问题困难莫甚,因为他们士兵土匪勿论什么部队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只是高丽棒子就杀,所以打不开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内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几个同志——中国同志来打这种困难为要。

义勇军运动风起云涌时,各地都有中小股队伍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派人去指导帮助他们。有的就给打发回来了,并声明“不再要韩国同志”。

像孙朝阳那样,接受珠河中心县委派去的那么多朝鲜同志,并充分给予信任,连秧子房掌柜的这种角色都让其承担的,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云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同志在海龙磐石都当作宝贝来用,许多中国农民在他见了中国同志以后,真的增加了他们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后省委对于中国同志的派遣到海磐中心游击,仍是很重要的工作,只要观念清楚一点的群众或同志送到海龙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1933年1月28日,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信,则提出要用“韩国得力同志交换中国同志。我们目前需要中国干部,而不需要韩国同志,你们调动韩国同志吧”。

1932年8月15日,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说:满洲省委“对于磐石的工作是加以特别注意,把我们可以征调的同志大部分派到磐石去加强工作,而且事前给以相当训练(一共九人,四个已去,五个尚未动身)”。

罗登贤派下去的第一个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就是派到磐石的。

现在,继任者魏抱一又把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派来了。

“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

1905年2月13日,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

“两垧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东北农村小康之家的写照,用到中原及全国各地,同样适用。杨靖宇家有20亩地,又租种地主10亩,自有数间草房及耕牛、农具,父母勤劳苦作,省吃俭用,加上一对小儿女的四口之家,光景应该说是可以的。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与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依靠叔叔,和祖母、叔叔家一起生活。丧父失夫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但在经济上仍是可以的。杨靖宇一直没有中断学业,应能证明这一点。同时也说明这个家族的和谐,重视教育。

“杨靖宇”这个如今人人皆知的姓名,是1932年11月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到磐石、海龙地区巡视工作时用的,之前还曾用过周敏、张贯一、乃超的化名。杨靖宇本姓马,八岁在本村读书时,先生给他起名“尚德”,即马尚德。以至于建国后好长时间,他的女儿马锦云和马氏家族的人,都不知道民族英雄杨靖宇是他们的亲人。

杨靖宇聪明、勤奋,从私塾读到县立高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学习一直很好。他尊重老师,和同学不笑不说话,又有反抗精神。

中秋节,叔叔买来四盒月饼,去地主家送礼,说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杨靖宇说咱租他的地,不欠他租子,凭什么给他送礼?不合理的规矩就得改了它。

“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县立高小当官、有钱人的孩子,也欺负穷人家的孩子。杨靖宇后来1。80米出头的个头,这时也身高力壮,没人敢欺负他,可谁欺负别人也不行。班里有个“孙少爷”,把人打了,还让人家给他当马骑。杨靖宇听说了,把这小子胖揍一顿,问他还欺不欺负人了,并警告他不准向他老子告状,不然还揍你。

杨靖宇参加抵制日货斗争,把与县长勾结的商家的日货都没收了。县里指示校长管教杨靖宇等人,杨靖宇说你在修身课上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尊严为先”,却屈从于反动官府,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校长恼羞成怒,威胁要开除他们的学籍。杨靖宇说你若敢开除学生,我就号召全校罢课,要求罢免校长。

“五卅运动”中,杨靖宇作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街头讲演,组织募捐,搜查日货、英货,支援上海同胞的反帝斗争。

1926年秋,正当北伐军即将进军河南之际,杨靖宇在第一工业学校初级班毕业。遵照党的指示,辍学回家乡确山从事农民运动,被选为确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翌年4月,确山暴动,杨靖宇率数万农民,激战两昼夜,打下县城,活捉县长,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河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包括杨靖宇在内的7名委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

1927年11月1日,杨靖宇又指挥了刘店秋收起义。胜利后,农民革命军在总指挥杨靖宇、党代表李鸣岐率领下,在豫东南的确山、汝南、正阳、信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农村根据地,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9年5月,河南省委派杨靖宇到上海中共中央训练班学习。因为他在河南已为敌人所熟悉,两个月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东北。从此,这个来自中原大地的大个子青年的足迹和名字,就和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变麻袋。”

现在,在民间被称做“千金寨”的抚顺,来了个“山东张”、“张大个子”。

如今一提起煤,人们就会想到山西。而在20世纪中叶之前,没说的,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誉为“煤都”的抚顺了。1929年夏,当杨靖宇化名“张贯一”,被满洲省委派到抚顺任特别支部书记时,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基本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煤矿多由日本人经营,滚滚乌金流进日本人的钱包。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这工人运动是个新课题,杨靖宇把铺盖搬到工人的床铺上,和矿工一起劳动。你是哪旮旯人呀?俺是山东人。山东哪旮旯的呀?曹县。那时东南西北满,走到哪儿,见到个人,一开口,十有六七山东腔,煤矿工人当然也不例外。确山县靠近湖北,离山东远着呢,可山东话挺好学,一听是老乡,那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见他不笑不说话,又发现这人挺有文化,见多识广,有点儿空儿,身边就会聚拢些人,那目光亲切中透着信赖、尊敬。像“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有人已经听过多少遍了,可从“山东张”、“张大个子”的嘴里讲出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至于“剥削”、“压迫”、“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词句,听着无论多么新奇、陌生,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称为“臭苦力”、“煤黑子”的人,也会从切身经历的苦难中,或多或少的有所领悟。

日本资本家要裁减工人,工人火了,这不是明摆着还让大家加班加点吗?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杨靖宇拿主意。杨靖宇说:罢工,不给他干了,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矿工很快行动起来,杨靖宇则带上几个工人去见日本资本家,让其收回裁人决定,提高矿工工资,不准加班加点,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复工。开头日本人挺硬气,撑到第四天头上撑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全部条件。

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暴动。这天晚上,团抚顺特支书记王振祥贴标语时被捕,酷刑下叛变了,致使以杨靖宇为首的十多人相继被捕。

日本警察觉得这回抓住条大鱼,甚至认为杨靖宇是满洲共产党领导人。杨靖宇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横烟吉星找来叛徒对质,杨靖宇一口咬定俺不认识这个人,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没招了,下令用重刑撬开杨靖宇的嘴巴。皮鞭抽,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关水牢,杨靖宇死去活来,就是那些话。二十五年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蜂须贺重雄,在所写的供词中说:“横烟对其三十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间,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

9月28日,杨靖宇被抚顺日本警察署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时,因为被关进水牢,受刑致伤很快感染、腐烂,发烧,还患痢疾。公安局长在给县政府的报告中说,“病势甚沉重”,“恐有危险”。

10月中旬,在抚顺地方法院法庭上,杨靖宇解开上衣:这是在咱中国的地方,让日本子打的。俺是个中国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国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开堂审判俺,你们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枉为中国人!

杨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1931年4月,杨靖宇刑满释放,在奉天找到省委,3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当时关在监狱里的各种犯人,花上两千元就能赎出几个。满洲省委用钱上下疏通,将杨靖宇和赵尚志等一批党员陆续营救出来。杨靖宇先是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兼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接着是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直至由磐石游击队改编的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不想说、又不能不说的,是杨靖宇对于“北方会议”的态度。

在有14人参加的接受“北方会议”的满洲省委扩大会上,杨靖宇在讨论中发言,认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

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

接受北方会议要根本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司令部移长春,八站强制接收等)。(2)苏区红军之伟大胜利与两个政权之对立,拥护苏联与创造北方苏区红军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3)宣传红军的胜利,为红军募捐劳动群众所欢迎的,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发动满洲游击战争,必须有具体的布置。(4)工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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