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江桥抗战正酣,3营也在翁声砬子开火了。
这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称“满铁”)的一支测量队,在一个小队日军护卫下,来到3营营部。王德林向他们要省府的公文,日本人说这是熙洽同意的,吉兴旅长也给你通了电话,还要什么公文哪?王德林说这是俺的防区,没有省府公文,谁也不能进入。
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日军就要动硬的,向山头上3营的炮台奔去。这天的值星班长是史忠恒,两次鸣枪警告无效,一声令下,一阵枪声响过,两个鬼子当场毙命。
史忠恒,1906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九岁给人放猪,二十岁参军。如今参军讲保卫祖国,那时军阀混战,民生困苦,许多人就是当兵吃粮,拿命换口饱饭。要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就是祖坟冒青烟了。史忠恒在多大程度上是当兵吃粮不好说,可以断言的是面对入侵者,像许许多多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就是为保卫国家豁出命了。
在大都为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的义勇军中,像史忠恒这样有多年行伍经历的老兵,自然就成了中坚、骨干。从救国军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到抗联2军2师师长,他参加了攻打敦化城、墙缝伏击战、磨刀石阻击战、八道河子保卫战、两打三岔口等重要战斗,而且经常独当一面,关键时刻执行、完成关键任务。
史忠恒第一次负伤,有文字记载的是二打三岔口。前面写了,是汪清游击队把他从战场上抢回来的。这次伤在哪儿,伤情如何,不详。1933年3月八道河子保卫战中,团长史忠恒率队冲击时,胸部中弹。他坐在地上,用刺刀把弹头挖出来。一颗手榴弹在身旁爆炸,腹部和腿又受重伤。官兵要把他抬下去,他双目圆睁,吼道:别管俺,打日本子!
1936年10月,史忠恒率2师在图(们)佳(木斯)线老松岭伏击军列时,双腿被打断,腹部受重伤。见他血肉模糊,官兵以为他牺牲了,高呼“为师长报仇”,将敌大部歼灭。
大小轻重,不知道史忠恒负过多少次伤。同年4月10日,即最后一次3处重伤前半年,周保中给王明、康生写信,说明“若不实行解剖治疗绝不能好”,希望能去苏联手术治疗。这年冬天终于成行,但是已经晚了。
提起负伤,抗联老人都说那叫“挂花”、“挂彩”,就是“披红挂彩”的意思,光荣。轻来轻去没什么,那时那人抗造,重了可就光荣不起了。那时不怕打死,就怕挂彩,打死拉倒,“领静”(清静、没麻烦),挂彩遭罪不说,还拖累别人。
“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
张文偕,1907年生于山东省掖县,大革命时期入党,被派到苏联学习。1933年6月回国,在4军前身抗日救国游击军任政委。1934年5月任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威望高,受拥戴。7军老人说,他不牺牲,7军后来不会有那样的“内部问题”。
李斗文,比张文偕小两岁,也是掖县人,学生出身。曾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从苏联学习回国任饶河游击大队政委、4军4团政治部主任,与朴振宇、赵清和在新兴洞战斗中牺牲。
朴振宇,1908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延吉龙井大成中学毕业,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4团副团长。
赵清和,1899年生于河北省永平府,闯关东到饶河县开荒种地,1934年初参加游击队。
上述四人,前面都曾写过几笔,再写简历,为的是便于理解下面写于1935年(无月日)的原汁原味的悼文。
饶河反日总会悼文
——追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牺牲同志
张大队长,文偕同志!你的胆包括了天地,领导着几十个拿着砂枪、别列旦的武装同志,时常进攻敌人的镇市,你把敌人看作小儿,直着腰在最前线上指挥如意。结果,因此而牺牲!能不使人追忆!你红的脸儿,黑的眼睛,颀而长的个子,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山林队说,假设有你的存在,游击队的发展,尚不致如此!
朴团副,振宇同志!包围抱马顶子会房子时,你首先跑到敌人的墙壁。西通之战,你坚决主持,你说:“找不到这样的好机会,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你虽然是牺牲了!可是,这次战争使满军确信革命军真是打日本子的武力。你不但懂的(得)中国人情,且会利用社会关系,你曾在山林队里工作,他们都喜欢你、服从你,至今提起你,谁不说可惜!
赵排长,清和同志!西通之役,你向队员说:“我使匣子盖住,你去抢机关枪!”队员有点儿迟疑,你又说:“不就给你匣子,你盖住敌人,我去抢!”政治员说:“赵同志!小心!”你说:“怕死不作革命!”敌人一弹,竟把同志命中!你虽然是牺牲,你这句话永远为革命者所敬奉!
李主任,斗文同志!你没有一点儿个性,完全溶化成革命。自从你到来,起了很大的转变,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水平。你曾几次说退了敌人,“请你再讲,我们很乐意听!”这是满军兵士的回应!西通战后,有多少群众打听,我知道群众对你的信仰很深,不敢对群众说明,只说你在旁处养伤,并未牺牲!
一切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你们是为的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华民族的复兴。你们用自己的热血头颅精神,惊得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发抖,唤起了弱小民族的沈梦,开辟了革命的光明大道。你们虽然是牺牲了,你们的言语、容貌、行动,不能不使后死的我们,脑海里不起反映!我们民族英雄的芳名是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用不着烧香烧纸,也知道用不着哭,但是禁不住呜咽!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要学着牺牲同志的精神,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迹,去与敌人拼命,以完成牺牲同志所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使满洲四千万同胞脱去亡国奴的帽子,过着人的生活,这样才对住牺牲的同志。我们高呼:牺牲的同志精神不死!成功是牺牲的代价;牺牲是成功之母!为革命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誓死为牺牲同志报仇!只有在血泊中争取弱小民族的生存!要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去与敌人拼命!要完成牺牲同志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
“一门忠烈”
王云庆老人说,王贵祥原是东北军的,事变后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垮台后,自己拉队伍打日本。早晨起来先喝碗水,大烟泡烧好了,“嘎吱嘎吱”嚼糖块似的,再抽一阵子才下地,多大的瘾啊。是负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的,参加抗联后硬给戒了,多大的毅力啊。这人中上个头,精瘦,走路飞快,左手拎枪,人称“王左撇子”,那枪打的,打左眼不中右眼。他老婆姓池,枪法也好。她那支连珠枪,你听“吧吧吧”,好像瞄都不瞄,少有飞空的时候。这一家人都上队了。王铁环到密营后,我常见她,叫“大婶”。我在沈阳工作时去看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除了我们这些人,谁会想到她当年的样儿?
离休前为沈阳毛纺厂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的王铁环老人,中等个头,清秀、文雅、沉静,说话不紧不慢。
老人说:
现在说是1935年6月,那时没这概念,玩一天累了,天黑就上炕睡觉了。像做梦似的,听见马蹄声,人也像在马上“颠达”(颠簸)。天亮醒了,我躺在个柳条筐里,那筐绑在马背上,山沟里人呀马的,好多邻居都在,还有红旗。我说这是什么地场呀?怎么到这地场了?我妈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头几天在我们屯子打了一仗,鬼子吃亏了,要报复,血洗屯子。昨晚我爹带队伍赶回来,就连宿大夜上山了。
我们家在密山县马鞍山,有十几户人家,这天晚上人走家搬,屯子就没了。老人孩子,小脚女人,都投亲靠友去了。青壮年和半大脚的女人,都上队了,有的是一窝子一窝子地上队。我的小弟还没断奶,年底就在我妈背上“颠达”死了。住人家的时候不多,密营被破坏后,大冬天在山里钻,大人也受不了呀?
我说我的小花猫呢?在家都是搂着小花猫睡觉,就哭着要回去找小花猫。我爹过来了,说嚎什么嚎?我妈就把我搂怀里哄着。
在山坡上开大会,还喊口号,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哭了。我爹说给新上队的发枪。发完了,怎么没我的呀?我妈说长大了会给我。我不干,想起小花猫,又想哭,我爹就从背包里给我掏出支五峰子。是种小左轮,比烟盒大点儿,亮晶晶的,就一轮子子弹,有个枪套,挎身上,那个牛呀。就显摆两个来月,我爹往回要,那时缺枪呀。我不给,我妈哄我,说借,我说不借。睡觉也抱着,到底还是让他们拿走了。再见到我爹,就让他还枪。一次,我爹甩手给我一巴掌,说人都没了,你还舍不得你的枪。
1937年给我发支小马枪。1938年后,人越来越少,枪都背不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填个表,有一栏“何时参加革命”,我填写“1935年”。有领导说,你七岁怎么就能参加革命呀?我也觉得是个问题,就又加了10年,写成“1945年”。
前面说过,先后任萝北县鸭蛋河和汤原县太平川、洼丹岗区委书记,后来为6军保安团长的李凤林,父母赶大车拉脚赚钱做党的活动经费,并给区委、县委送文件、情报。李凤林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是党团员,连舅舅也帮着汤原游击队夺枪。
见诸文字,这样的家庭,通常叫“红色家庭”、“革命家庭”。而在当年黑土地人的嘴里,则是“一窝子人打日本子”。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常说“一窝子一窝子的”。流行传染病,一家人死光了,也叫“窝子病”。
开头,这一窝子一窝子的几乎都是朝鲜(族)人,像李在德、李敏、李学福等等。后来汉族就多起来了。像杨靖宇每次落脚的人家,大多是这种。后来许多都像王铁环家一样上队了。只是这一切,今天知道的太少,能说得比较详细、具体点儿的就更少。
各地的红地盘,这一窝子一窝子的更多、更集中。而在日伪眼里,红地盘就是“‘共匪’窝”。受日伪宣传影响,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把红地盘当成“胡子窝”了。
有的一家人都牺牲了,比如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胡真一的干姊妹谢兴华、5军2师4团团长杜其臣,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黄桂清和王惠民等等——这就是一门忠烈了。
不知东满有多少,汤原游击队被处死的“民生团”中,有三对夫妻(参谋长张仁秋和队员刘恩淑、中队长柳东镇和队员李银淑、队员金景浩和柳恩素)。中国人管结婚叫“成家”,他们在那种年代虽然没有家庭,是不是也是一门忠烈?
黄有烧房
汤原县太平川区永祥屯,一度改名“黄有屯”(不知为何只是“一度”——望知情者赐教)。
黄有,1899年生于呼兰县,1912年迁到太平川开荒种地。勤劳苦作,省吃俭用,更兼有经营头脑,“九一八”事变前已成当地有名的“黄家大粮户”。黄家20多口人,一座三合房大院套,有200多垧土地,开油坊,养炮手。汤原游击队兴起后,他把6支枪、5匹马送给夏云杰,之后又不断出粮出钱支援游击队。他说俺是中国人,打日本子俺也有份。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当地一些大户也献出一些枪马钱粮。
1935年,黄有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担任6军军部副官、稽查处长和3军、6军办事处主任。
1937年冬,黄有在石场沟被捕。敌人让他带路找抗联,他说行啊。领着敌人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十多天,几十个日伪军被冻死,他的手脚也被冻坏,成了残废。
孤身一人,在那大雪封山的老林子里,耍猴般把敌人拖来拖去,几十个敌人冻成僵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需要怎样的大智大勇?他是怎么脱离虎口的?又怎样拖着冻残的身子回到密营?没人会满意就这样几笔带过,笔者对此也是思之痛之,不甘心啊。可就像本书许许多多的人物一样,若非如此,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当时就有人把这些惊心动魄、会使后人刻骨铭心的故事记叙下来,而且没有遗失,也未被野兽损坏(抗联各军藏存在密营中的文件、资料,许多被野猪、狗熊糟蹋了);二是亲历者,或身边的战友,是幸存者,而且比较长寿。
有名的“黄家大粮户”的当家人,是1938年冬在密营里饿死的。
儿时,常听老年人讲那些有钱人兼吝啬鬼的故事。谁谁一罐罐大洋在哪儿埋着,穿得像要饭花子似的,一个咸鸭蛋能抠半拉月,买二尺布做个枕头也舍不得用,枕个木头疙瘩。老辈人讲这些时,是不无一种赞赏口吻的。今人好像只有哑然失笑,觉得这些土财主实在可怜、可气,土得掉渣。
不知道是否有这类故事的黄有,1936年冬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大院套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劲头?
6军在汤旺河谷有个舒拉河被服厂,设在屯子里唯一的大院套里,大院套的主人是穆老三。穆老三和留守团长耿殿君非常好,6军官兵路过那儿都在他家吃住,他的儿媳妇和侄女都是被服厂的人——一窝子支持抗战。
黄有在烧自己的大院套前,就一窝子上队了。
4军能在大罗勒密建立根据地,多亏了两个人,大罗勒密伪森林警备队中队长陈云山,大罗勒密镇裕方木材公司经理张景隆。陈云山给4军通风报信,护送往来人员,处死敌人派到大罗勒密的特务、密探。张景隆则成了4军不在编的高参兼后勤部长。
刚到大罗勒密,李延禄觉得山里太穷,人吃马喂,老百姓承受不了。张景隆说这个好办,在松花江上设卡子,往来船只,以粮代税。正值换季,他给买来300套衣服,300双胶鞋。油印机及油墨、钢板、蜡纸等一应物品,当时属严格控制物资,也给置办齐了。还在镇子里帮4军开办药房、邮政代办所,成了地下交通站、联络点,为部队采购药品、订阅报纸。那时抗联抓个汉奸,让家里赎人,不光要枪支弹药粮食钱,还要报纸。成天在山里钻来钻去,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了呀?4军得来的则全不费工夫。
4军在大罗勒密没打土豪。1军挺进东边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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