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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内禁止磕头拜把子等小团体，勿致引起派别的人情观念。”这是1938年1月5日下江特委（原汤原中心县委）扩大会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烧香磕头，称兄道弟，哥们义气，那还叫共产党的队伍吗？
但是，做地方工作，利用老乡、亲属关系，以及拜把子、认干亲、在家礼等方式、手段开展活动，是各地普遍实行的，因为这些东西确实行之有效。张学良也认干亲，夫人于凤至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宋母认她为四女儿。东北人认这个。“山东张”杨靖宇在抚顺做地下工作时，为什么自称山东人 ？＇…＇因为东北到处都是山东人，老乡见老乡，平添几分亲，便于开展工作。而汤原游击队成立前后，中心县委曾主张一种纯而又纯的革命，结果到处碰壁，每天除了开会，几乎干不了实事，被称之为“炕头革命”（坐在炕头上清谈革命）。
王明、康生通过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以及派往苏联学习的学员的汇报，得知这种情况，认为东北党很复杂，有政治问题，开始审查。这也是满洲省委被怀疑而遭至撤销的原因之一，因为满洲省委曾指示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开展统战工作。
无论怎样审查、禁止，实际上这些方式一直都在运用着。
没错，这里面有许多封建的东西，在家礼这种会道门还不无一种反动的色彩，可敌人能够利用它，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你张口就是“革命”，谁懂、谁听呀？岂不是拒人千里吗？倘是和平年代，谈革命，讲主义，慢慢培养他入党都行。那时不行，许多事情是立马要干的，立竿见影的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让王明、康生到东北来做地方工作，恐怕也难免拜把子、行三老四少礼的。
“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已经是1939年的夏天了，如此只知有汉、不知魏晋的，也只有孤悬黑土地的东北抗联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知道毛主席，但是知道得很少，而且是“朱毛”，“朱毛”在关里，朱总司令的名望好像比毛主席还高。那时我们知道得较多的是王明、康生，他们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共产国际委员，王明还是政治局委员，负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的工作，王康在莫斯科领导东北抗战。有的已是老皇历了，甚至都是老皇历了，因为他们1937年11月就走了、回国了，可我们不知道呀，军和路军的领导可能知道，那也不能告诉我们呀。让我们知道抗联成了断线的风筝，没娘的孩子，那不影响军心士气吗？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在谈到“我们的迫切要求和建议”时，第一条就是：
诚恳的要求中央迅速决定全满党的集中领导机关及负责人，若再迁延，隔绝继续下去的话，今后东北游击运动必蒙受较以往的害处更大。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东北没了党的领导机关，又没有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也意识到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他们想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抗战，这种领导原本就是困难的。事实上，南满、吉东、北满3个省委成立后，始终没有形成中央代表团领导的统一核心，更不用说王康后来一走了之了。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曾对东北党和抗联有过哪怕是片言只语的指示、交代。
“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杨光华起草的《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也是满洲省委的“临终遗言”），是那种环境下换了谁都难以超乎其上的最佳指示，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责任感跃然纸上，令后人心动。
而王明、康生，对于在冰天雪地中浴血苦战的东北党和抗联将士，连咳都未咳嗽一声，就夹着皮包上了飞机，经迪化（乌鲁木齐）去延安了。
什么叫“不负责任”？“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也算登峰造极了。
作为共产国际委员，“1·26”指示信、“王康信”中的错误，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他们都是关里人，王明还是个“南蛮子”，不了解东北文化，对东北党利用拜把子等方式开展地方工作大惊小怪，也不应苛责。但是，撤销满洲省委，群龙无首，引发东北党从未有过的组织混乱，却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种下祸根，铸成大错，回国前又不可思议地未置一词，扔下个纷争不已的东北党一走了之，更是错上加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就凭这两点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说他们是罪人，客观上也不为过。
1937年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焦灼中不无愤怒地道：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就是弃置”——扔了，不管了，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关于赵尚志与谢文东、李华堂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3个月后，谢文东、李华堂又与李延禄成立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前面已经说过了。
有人认为，比之“打”字当头的赵尚志，谢文东更喜欢广交朋友的李延禄。土龙山暴动，谢文东一夜成名，引来敌人重兵追打，用部下一些人的话讲，“屁大工夫弄个屌蛋净光”。赵尚志树大招风，重整旗鼓之际，他得好好掂量掂量，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不能莽撞。
与3军的联合，与其他各军的此类行为一样，遵循的都是前面 第8章 中的那三项条件。与甲联合了，是不是就不能与乙联合了？协议中没有约定。当时好像想不到这一层，似乎也不需要约定，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只是在土龙山暴动后的日子里，谢文东见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好像也顾不得这些了。
周保中说：“八军在北满党与三军援助下所发展的。”对于这一点，谢文东当然更有发言权。这年10月，在日伪“讨伐”中，谢文东率队向小罗勒密转移途中，与3军不期而遇。谢文东握着赵尚志的手，热泪盈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3军支持、帮助了他，这种感情自然非同一般。但是，当期望未能完全满足，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时，在利益面前，感情就变得脆弱了。
谢文东几次要将所部编入3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赵尚志是否窥透其中的玄机，预想到日后出现的麻烦，3军军长的做法都是无可挑剔的。以谢文东和李华堂的声望、影响，与其联合，而不是收编，更便于团结更多的抗日队伍，有利于抗战大局。他成为这几支队伍组成的联军的总司令，也是坦荡的，无可替代的。
东进北上，之后是两次西征，3军是在不断地游击中发展、壮大并强大的，赵尚志则总是率主力在主要方向上指挥作战。从珠河游击队时期就是如此，他是个实实在在带兵打仗的军长。百忙千忙中，多少也能知道点联总的情况，可枪炮声中顾得上吗？再说也鞭长莫及呀？待到首次西征归来，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更不用说还跟因撤销满洲省委而引发的种种误会、分歧，都搅和在一起了。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及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我们认为五军北来松江一带活动，对于北满已有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忽视和不尊重是不正确，是离工作利益的立场的。
此次五军同志又在八军成立典礼中决定副军长、师长等，并派去政治主任，未在该总司令部明令之下及通知该总司令部。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当然不能包刮（括）全东北，当然不能包刮（括）一、二、五、七各军，但他在北满凇江流域三、四、六、八、九、十以及北满、以及北满淞江各反日部里有他政治军事意义和地位，有他的工作历史和领导作用，有他的威信存在。我们不能要求一军在南满承认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不能要求五军在吉东，二军在东满，七军在虎饶，承认该总司令部。但如果那些部队到达凇江流域及与该总司令部领导下部队发生关系（如果不发生关系问题还在其次），为了工作利益，应对该总司令部尊重和不能忽视。五军北来我们同意，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可以改组，以便包刮（括）五军。但在未改编之前，五军活动到凇江流域北满应加承认，才是正确者，便行活动与宋马聚一致。如果党领导下的队伍尚不如此，则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何以领（导）其他反日部队。
吉星沟军政扩大会，把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扩了进去，按理说4军就是新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员了。可李延禄会后率队南返，谢绝的仅仅是不想留下组织军政府吗？谢文东从未说过要脱离联军总司令部，可他用行动诉说的是什么？在捐税征收中，8军不断与包括3军在内的联总所属部队发生纠纷、冲突，昭示的又是什么？
1937年11月5日，《周保中给谢文东等同志的信》中，“向八军军部各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盼望八军参加第二路军”，是周保中的一相情愿吗？
本来就是个松散的联合体，因了这些应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变得越发松散了。
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东北”两个字，也逐渐开始引人注目了。
最早冠以“东北”字样的统战联合体，是前面已经写过的1934年4月1日，在南满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像近一年后以赵尚志为总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样，是一种特殊时期、环境中的产物，应该说“东北”两个字就是那么叫着，并没有、起码是不一定有后来一些人说出口或没说出口的那种含义。问题在于南满的这个联合体没有多大声响就消失了，北满的则由“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再“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一直存在着，“东北”两个字就逐渐变得敏感而微妙起来。
1936年1月20日，在宁安县镜泊湖北湖头5军军部，2军、5军召开两军党委特别会议，重要议题是研究成立抗日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计划联合1军夺取安图，将其作为东北人民抗日政府和联军总司令部所在地。
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做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定》（草案），指出建立东北抗联总司令部是东北抗日武装目前最中心的工作。
1941年5月14日，《东北抗联训练处党临时委员会关于建立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统一领导机关之意见书》中，谈到“过去的血的经验教训”，“谁也不能否认到党和军队的不统一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还在去年的秋天，敌人正在疯狂的布置他那所谓的“第五年度大讨伐”，在北满以宝、木、通、汤、依五县为中心的进攻，尤其是封锁和进攻“北山里”和“到蒙古山去”，那时我们曾经决定了极重要的军事计划，只可惜某几部队未能执行，虽然这样三军却不能不自己单独出动，分遣进行分头的突击。
这是1937年8月1日，《赵尚志张寿海Ц晃亩男拧分械奈淖帧�
许多老人说，建立统一的抗联总司令部，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明摆着的。敌人是统一的，它可以统一调动、指挥各地日伪军，我们就不行，基本都是各打各的。比如说敌人在南满“讨伐”了，北满、吉东、东满不可能派兵驰援，抗联没有这一说。别说这种大的游击区，就是一个军散在各地，战斗中也难得增援，除非正好走到那儿赶上了。但是，如果这时各军可以统一行动，在各地拔据点、打部落、毁铁路、炸桥梁，闹它个沸反盈天，不能调动南满的敌人，也让它“劁猪割耳朵——两头难受”，这不就是呼应、配合了吗？再比如下江各军征收给养、捐税，如果有个统一的领导机关，能弄出那么多纠纷、冲突吗？
成立个统一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谁当这个总司令？
1934年1月23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杨靖宇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7年末，中共中央做出召开七大决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委员会”，共25人组成，排在第24位的是杨靖宇。这在东北党和抗联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满洲省委，对杨靖宇的印象也非常好。1936年3月8日，《中共吉东特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中，也说“东北总司令部按活动历史及军队实力可以杨靖宇为总司令，赵尚志，周保中，吴义成为副司令，或按实际情况重新决定之”。从这些情况看，杨靖宇无疑是东北抗联总司令的最佳人选，可他远在南满，这总司令怎么“总”啊？
1937年（无月日），《中共勃利县委鲍林给北满省委书记老冯的信》中，引用“诵”、即吉东省委常委于化南的话说：“尚志同志是一个有威信和三军所在地是比较中心的地带。因此经过我们的组织来宣布尚志同志为东北联总司令，并且要在各方面来拥护联总司令。”这只是一方面的意见。赵尚志从来就是个争议人物，特别是在珠汤联席会议之后。始终如一没有异议的，倒是日本关东军：“第三军在军长赵尚志之独裁路线下，与第六军紧密配合，统治北满汤原、依兰地区，在抗联各军中开展了最为辉煌之活动。”
“南杨北赵”都不行，还有吉东周。以周保中的水平、能力，还有吉东得天独厚的适中的地理位置，应该没问题了吧？还是不行。1937年（无月日），《论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之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之工作》，一篇显然出自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密报告”，说周保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参加过托派，开始没有承认，后来走时才承认。”“根据地方党组织和队伍上考察，在六年工作中，未发现他有托派活动的事实。虽然如此，并不能令人放心，要派很强的对党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