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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作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对于研究封建王朝的宫廷文化，对于研究汉奸文化（如果有人有志于研究“汉奸学”，溥仪绝对是个难得的“典型”），当然是有价值的。除此而外，这个叫汉奸的败类，还能有别的什么价值吗？
下面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溥仪作为证人，被首席检察官季南询问时，庭长卫勃的插话：
我们当然不审判证人，但我们很关心能对他相信到何种程度。担心生命有危险、怕死，这些都不是为怯懦和从战场上逃跑辩护的理由，因为那些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背叛是正确的。整个上午我们听了这个人为他同日本人合作进行辩护。我认为，我们已听够了。
我们很关心我们对他能相信到何种程度。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对他的信任问题。
第35章 姜全我们
为复辟不惜卖国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熙洽，就欣喜若狂地忙活起来了。
首先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名义发出电文：“未喻：日军侵占东北，我军应万分容忍，幸勿端自我开，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同时派出少将参议安玉珍，去已被日军占领的长春联系投降。21日，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率日军到达省城吉林，熙洽亲去火车站迎接，口称“老师”。26日，在日本人授意下，熙洽将原来的军政两个机关合二为一，改称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28日，发表声明脱离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的关系，宣告吉林“独立”。
30日，在天津静园的溥仪，接到熙洽的一封信。熙洽在信中说他期待了20年的机会，今天终于到来了。请皇上勿失良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在日本支持下，先据满洲，再图关内。只要皇上一到奉天，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大清。
熙洽，姓爱新觉罗，1884年生于奉天省兴京县，为溥仪的远支宗室。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多门当时任教官。之后，曾在保定军官学校执教，任奉天讲武堂教育长、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处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军事处长、吉林督军署参谋长。这个念念不忘复辟清朝的复辟狂，是搞清朝复辟活动的宗社党巨头之一。他在吉林组织了一个“冷社”，网罗一帮清室的遗老遗少，吟诗唱和，抒发复辟的理想和对民国的仇恨。谈起国家、社稷，他愤愤地道：我的国家早亡了！
“满洲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讨论各部次长和重要司长的人事安排。清一色汉奸的各部总长们，心里当然都有自己的一套人马了。没想到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首先亮出一个名单，全是日本人。会场死寂好一阵子，熙洽开腔了：“满洲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个日本人做顾问是可以的，安排这么多人做官成何体统？新政府刚成立，军部也没和我们说过，这个人事安排方案是谁做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熙洽敢说话，一是自恃“建国”有功，日本人不会把他怎么的；二是对自己没当上总理大臣，只弄了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不满；三是溥仪是“执政”，不是皇帝，如此还怎么复辟大清朝呀？
驹井当然有备而来，况且这是第一次“内阁会议”，必须立下规矩，使这帮东西知道自己是些什么货色，是干什么的，从此服服帖帖的。
曾为日本在华浪人头目的驹井，当即猛地站起来，声色俱厉、“理直气壮”地道：“满洲国”是怎么成立的？难道不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吗？日本在满洲建设“王道乐土”，诚心诚意地希望“满洲国”将来能够富强康乐，这是必须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才能获得的。日本政府派遣它的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你们应该表示欢迎，而不能稍有敌视和怀疑。
又道：在成立新政府的时候，你们哪一个没有伸手接过关东军的“机密费”？把钱拿到手，有什么资格出来捣乱？！
像训狗似的被训了一通，谁还敢说什么？
有敢说的。
郑孝胥，1860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清进士。曾任清朝驻日本公使馆秘书，驻东京领事，神户、大阪总领事，之后为广西边务督办、湖南布政使、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1907年辞官后从事实业和公共事业，辛亥革命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依然留根辫子，门上插着黄龙小旗。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都曾屡次请其出山，一概拒绝，一心复辟清朝。1923年经帝师陈宝琛、庄士敦推荐，到得溥仪身边，从此成为溥仪的知音和须臾离不开的拐棍。
凭借对日本朝野的熟悉和感觉，郑孝胥把复辟大清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1924年底，是他力主溥仪“避进”日本公使馆，使溥仪从此走上不归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郑孝胥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那儿摸到一种动向，即去日本访问。所到之处，被视为中国宣统皇帝的代表，与许多大人物，如近卫文麿、宇垣一成、米内光正、南次郎等人，频繁接触，他的话题都离不开“复辟”。“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天津与土肥原密谈，再秘密潜往东北，都是郑孝胥具体与日本人协商、操办的。
有了郑孝胥的这一切，在东北抢了头功的熙洽，自然就当不上伪国务院的总理大臣了。
国务院各部总长是中国人，次长是日本人，所谓“小二管大王”。唯独总务厅连装模作样也不要了，干脆一步到位，厅长从来都是日本人，其举足轻重也就不言自明。驹井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郑孝胥这位“总理”也不在话下，而郑孝胥对驹井也不买账。久而久之，针尖、麦芒就对上了，驹井一来总务厅，郑孝胥就拂袖而去，闹得国务院连会议也开不成，后来郑孝胥竟自闭门不出，不去上班了。1932年9月9日，更进一步，提出辞职不干了。
9月15日，日本驻“满洲国”大使，要和“满洲国”总理签订《日满议定书》，我就不信这工夫能把我这位总理大臣撤了。郑孝胥肯定是这么想的，他无疑是抓住了这当口的日本人的七寸。而在“满洲国”的大小汉奸中，能走出这样一着狠棋的，也算凤毛麟角了。而他最终的那种结局，也就在这一刻注定了。
对日本人官吏，要完全相信，亲爱和睦，同心同德，使他们的职能才干得以发挥。
特别是各省的总务厅长，乃是诸卿最可信赖的人，因此，对他们要以赤诚相待，同心同德，辉煌地完成地方行政管理工作。
这是1935年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文字。这时距郑孝胥以辞职要挟关东军已近两年半了，离他被免职可是只有不到两个半月了。
关东军被郑孝胥这着狠棋弄得手忙脚乱，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说服、解释，竭力挽留。郑孝胥咬定驹井武断专行，坚决表示有驹井在总务厅，他就不能当这个“总理”，把这位后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答应签署议定书后，驹井走人——“满洲国”国务院第一任总务厅长，只干了不到七个月就下台了。
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人参加满洲国当官吏，是为了帮助满洲人，把新国家建设好。结果是，当满洲国官吏的日本人，以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压迫满人，这是很不对的，这种现象，不应该继续下去……
这本是日本政府的官样文章，说说好听而已，问题是郑孝胥却当真了。他与武藤信义签订的《日满议定书》，开篇就是“日本国已经确认这一事实：满洲国是一个根据居民意思而自由成立的独立国家”。他认为日本人当官吏是出于援助的好意，驹井这些人揽权是违背日本政府的本意的，是这些人的错误。“满洲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只要赶走了驹井这些人，他们就可以独立、自由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复辟大清朝了。
熙洽被驹井训了一顿，憋气又窝火，也只有憋着窝着。
眼瞅着溥仪“执政”一年多了，还没有改帝制的迹象，熙洽按捺不住，唆使手下纠集前国会议员和满族“遗民”几百人，在“新京”一所小学内集会，请愿实施帝制。会正开着，日本宪兵冲了进来，与会人员顿作鸟兽散。
终于听到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盼来的却是“满洲帝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你关东军不支持，日本政府不一定不支持，熙洽不服这个劲，也咽不下这口气。不久，利用访日机会，带上大批珍贵文物，拜访了几位重要人物，都碰了软钉子。倒是已经离职回国的本庄繁够意思，“老战友”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日本援助满洲民族……谋求独立自治，并不是援助满清复辟。这一点尤应注意。”
一年后，熙洽升任宫内府大臣——官大了，权没了，因为失宠了。
总让人觉得脑后拖根辫子的郑孝胥，下场更惨。
1935年5月，郑孝胥在王道学院讲演，借题发挥道：“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应让它自己走走，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早已准备寻机下手的关东军，待其回到家里，就将其官邸包围起来。郑孝胥赶紧给南次郎打电话，算是免遭逮捕。11日，南次郎去伪皇宫勤民楼，向溥仪宣布“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
庄士敦这位溥仪的洋帝师，对郑孝胥评价甚高，说他“是当代中国同代人最有学问和成就的一个”，“不看重高官厚禄，也不玩弄权术”，“不是一个政客”。
无论他是不是政客，都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而不当民国的官，不要民国的钱，却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拿了60万的“建国功劳金”（驹井所说的关东军的“机密费”），不惜借助侵略者之手实现复辟梦的人，又能算是一种什么东西？
“要啥给啥”
南次郎话毕10天后，张景惠取代郑孝胥，出任伪国务院总理，直至“满洲国”垮台。
张景惠，1872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年轻时卖过豆腐。这个中等个头，没有文化，好像只有一身蛮力的“豆腐匠”，精明圆滑，能说会道，三教九流什么人都交，跟胡子头、有钱大户也能称兄道弟，什么名分没有，却颇是个人物。这种人物一旦有机会，就会成精。
日俄战争，胡子蜂起，各地自筹饷械编练保甲维持治安，八里台编集保甲百余人，张景惠为甲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挂“长”。当时新民、台安两县势力最大的胡子，是杜天义、张作霖两股。县知府条陈盛京将军，准许收降一股，剿灭一股。张景惠与杜天义是干兄弟，与张作霖是把兄弟，居中勾结张作霖投降，又只身到杜天义的队伍中为内应，将其打垮。张作霖投降后任管带，张景惠为帮带，自此成为东北军的元老级人物，团旅师一路长上去。“九一八”事变时，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
事变第二天，板垣即到沈阳西关的张景惠家里，请他出山，许诺拥他为东北的最高首领。张景惠说我无兵无械无钱，能帮你什么？板垣当即允诺供给步枪3000支、金票30万元，用作招兵买马，并用专车送张景惠及武器回哈尔滨。日军占领哈尔滨，他即带头欢迎。之后在关东军操纵下，又由他促成了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巨头会议。“满洲国”成立后，任伪参议府议长，仍保留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之职。马占山重新举义抗战，他又接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
溥仪能把戏演得让天皇的母亲流下眼泪，张景惠的本事是使与他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觉得他老实、忠厚，可以信赖。
看过《我的前半生》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日本人，溥仪好像一个也没交下。张景惠正好相反，许多各种各样的人都为他说话，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大桥告诉他：郑孝胥的舆论很不好，可能得下来。以阁下之功之德，很有希望继任总理大臣。
老谋深算的“豆腐匠”，什么看得不明白？做梦都在想，却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道：我是个粗人，哪敢想这个呀？不过嘛，要是能有像阁下这样理解我们满洲人的人当总务厅长，我也敢仗着胆试试的。
这总务厅长才是真正的总理大臣，哪个日本人不想干呀？于是，大桥有机会就为张景惠鼓吹，特别是向关东军方面宣传，说张景惠如何忠厚，有度量，能容人，是难得的宰相之才。
5月下旬，南次郎召见张景惠，说明意思，张景惠一脸惊异状：我是个粗人，不识字，当个参议府议长和军政部大臣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能胜任总理呀？
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是“满洲国”这个怪胎的助产士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来衡量，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溥仪。”
作为东北军的元老，又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其实正是张景惠不会跟张学良或蒋介石合作的理由。张作霖被炸死后，他是极力反对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东北大权的人之一，张学良就把他弄去南京，干了个闲差。而且，如今“建国”已经三年多了，即便没有郑孝胥、熙洽的教训，他也会干得比郑孝胥更令主子满意的。
“日满一德一心”、“全力支持亲邦圣战”是溥仪的口头禅。而张景惠的卖国求荣的妙诀则是“要啥给啥”，即日人要啥，他就给啥。
“国务院”每周一次的“国务会议”，只是形式上的内阁会议。真正的是由总务厅长主持，各部次长参加的“火曜会”（日本将周日至周六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表示，周二即为“火曜日”），然后再由“总理大臣”主持“国务会议”。自张景惠升任“满洲国”第二号汉奸后，“火曜会”提交的议案、决策，几乎都是原封不动地举手通过。
每天上午10点上班，张景惠的工作，就是抄写《金刚经》。有文件需要批阅，溥仪就是个“可”，从未写过“不可”。张景惠文化不行，看不懂，也不看，就盖个章了事，人称“盖章总理”。
从南次郎到植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