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晒红米了,那天下雨,一家人憋在家里,傍晚时胡子来了。
老爷爷说,看到十来个,有杆快枪,其余都是老洋炮。咱家也有老洋炮,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一人一杆。放蚕,“雀”(那时东北人管“鸟”叫“qiǎo”)吃蚕,用来轰雀的。胡子穿着蓑衣,在咱家“障子”(篱笆)外的树棵子里探头探脑,喊着让今“下晚”(晚上)把1000元钱送到什么地方,不然就要“砸窑”了。你太爷和你爷爷跟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俺寻思呀,那时咱家使大劲能有个百八十元吧,可这帮王八羔子能信吗?两下里就“支巴”(其意一为支撑,二为交手打起来)上了。
这是一场殊死抵抗。太爷爷和三个爷爷趴在炕上,四杆老洋炮架在窗台上,咣咣朝外喷着铁砂。太奶奶和三个奶奶,趴在炕沿下给空枪装砂装药。开头难免手脚哆嗦,可谁都明白这是保卫家园和性命,包括保卫像我这样还需要十来年才能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装填、射击,屋子里流水作业,外面的胡子就惨了。水天水地的,火药潮了,大都打不响。那杆挺吓人的步枪只响了两枪,可能没子弹了,或者舍不得打,结果火力还没我家的猛。
别打了,胡子跑了。从沟口赶来救援的乡亲们不知喊了多少遍,第一次据枪向人射击的庄稼人,才停止了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装填、射击的动作。
到碾子沟老张家“砸窑”,叫人家打跑了。这话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呀?都知道这回惹祸了,这帮胡子非得纠合更多的胡子来报复不可,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三个爷爷每天晚上轮流值班放哨,白天去沟口堡子打探消息,堡子里也常来人问询、联络,约定放枪为号,互相支援。这样过了半个来月,弥漫在沟里沟外那刺鼻的火药味儿,逐渐就觉得淡了,况且大忙季节也到了。
这天晚上,一帮人黑灯瞎火收工回来,刚进院子就被枪口对上了。值班做饭的二奶奶和一帮孩子,被绑在炕上,嘴里堵着棉花套子。
胡子绑走了老爷爷,扔下一句话:拿一万元去赎票,差一个子儿也不行。
老爷爷跟我说过,胡子是想把咱家当家的绑走,你太爷是当家的,俺们哥三个急了,都说自己是当家的。有儿子,就不能让老子遭这份罪。你爷爷是庄稼院的全把势,千儿八百的也难找出第二个,就是死倔死倔的,爱“拔犟眼子”(认死理,不会变通),那不是干吃亏吗?你二爷爷一辈子烂眼咕瞎的,照镜子看不清自己个眉眼,身板也不行,让胡子折腾几天,再着急上火,小命都没了。要说心眼儿活,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咱们老张家还得数俺。
老爷爷说,当晚向东走出20来里地,第二天又奔出20多里,到个叫黄家滴台的堡子。十几户人家,胡子大队在那儿,一百来号人,闹闹哄哄的,杀猪炖鸡,还搂人家娘儿们。
“秧子房”(关押人质的地方——编者注)设在山脚下一家独门独院的仓房里,算我的老爷爷共是十六个“秧子”(人质),年纪大的六十来岁,小的十多岁,四个人反绑成一串,坐在地上。吃饭时解开绑绳,几个胡子端枪看着,吃完了再绑上。两瓦盆高粱米饭,或是大子,上面放几个咸萝卜疙瘩。饭大都是馊的,苍蝇哄哄的,有时连咸萝卜疙瘩也没有。人家也说得明白:就这玩意儿,爱吃不歹。想吃香的、喝辣的,趁早拿钱赎票。
老爷爷说,最受不了的是“熬鹰”。
好多“秧子”的手都让绳子磨烂了,有几个还少只耳朵,老爷爷明白那是让胡子割掉,给肉票家里送去了。怎么也搞不懂的,鸡蛋或鸡蛋黄大小的,那“秧子”头上怎么都是些包呀?这样想着,困了,倚着墙根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脑袋疼得像炸开了似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睁开眼睛,那个看押他们的矮壮的胡子,拎着一杆两尺多长的烟袋,走到对面一个正打瞌睡的小孩跟前,小榔头似的烟袋锅子,照脑袋又是一下子。
老爷爷说,胡子不让“秧子”睡觉,看谁打盹了,就用烟袋锅子凿你,叫“熬鹰”。那人都熬得没骨头、没魂儿了,成一堆肉了。俺让他们生生熬了两天半,要再熬上两天,叫俺跑也跑不动了。
不让睡觉,就想家、想事。用老爷爷的话讲,是翻来覆去把下辈子的事都想了个遍。
打记事起,从我爹和爷爷辈人口中听到的那些话,后来常会让我想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只是毫无“革命”可言,而是“正经”、“本分”、“老实”这样的主题词。“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张家是正经人家”,那论据是从山东到东北,从没有人犯过什么事。如果爷爷辈中有人活到今天,还会说从你太爷爷到俺的重孙子,六代人中没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们评价一个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经人家”,“这人不是正经人”。正经的标准,不仅是勤劳,还得有规矩。笑不露齿,是专对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盘腿四坐”,坐在哪儿也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个“更”字。吃饭不能说话,吃菜要夹自己这边的,不能可盘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咽,女人要细嚼慢咽。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言。来客人了,是长辈要向之鞠躬(叫“施个礼”),再根据大人的介绍称呼一声。这种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经人家”“正经人”的重要内容。我的三个奶奶、我妈和十几个婶婶、姑父,太爷爷和爷爷们的选择标准,某种意义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经人家”。而“正经人家”就是懂规矩,没有非分之想,凭力气干活过日子的人家。实际上,在老爷爷被绑票时,那个有着方圆几十里少见的大粪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经眼看着就要发家了。
所以,我的祖辈都认定是胡子毁了我们的家,毁了我们家的发家梦。
在挨了第一烟袋锅子后,老爷爷就瞄准了门口靠墙倚着的一副犁杖。头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个人也没坐到那儿,第二天晚上机会来了。约莫半夜时分,窗台上的野猪油灯不时发出嗞啦声,老爷爷把反绑着双手的比筷子粗点的几圈绳子,不动声色地在那铧子上磨断了,几截断绳和两个绳头紧紧攥在手里,就说:“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胡子嫌麻烦,有时就让你往裤裆里撒,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个人,连拖带拽地出了院子。那个矮壮的胡子拎支土造手枪,骂骂咧咧地上来要给老爷爷解裤带,老爷爷一撒手就跑了。胡子喊着“滑(跑)了”,“滑了”,那支破手枪没拎起来就响了,正打在自己的脚面上。
老爷爷说,枪一响,俺寻思完了,可还知道“完了”,不就是还没完吗?俺就“挣命地抓山挠岗”(挣命即拼命,抓山即爬山,挠岗即奔山梁)了。不能顺沟里堡子跑,胡子大队在那儿。对面山就是咱家的方向,钻山里枪打不着,也不好抓俺。临离家时,你老奶奶给换双新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一只,石子、树茬子扎得血渍糊拉的,也不觉疼。鸡没叫头遍就跑回去了。若是再有40里还能跑,可一看到家就熊了,跑不动了。
跑出十多里了,还听到后面有追喊声。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错觉。明晃晃的月亮地里,路边突然蹿出一只大黄狗。老爷爷说,俺吓得头发梢子都竖起来了,那若是把俺扑倒了,或是叫起来,不就完了吗?那狗没扑,也没叫,还冲俺摆摆尾巴。老天爷保佑呀!见到个山神庙,俺趴那儿就磕头呀。又见个土地庙,咣咣咣又是三个响头,再跑,恨不能把脚后跟都跑到前边去。
太爷爷两夜没合眼,也不巡视、搓麻绳了,就坐在窗外台阶上吧嗒吧嗒抽烟。可能是心灵感应,听到沟口传来的渐近的脚步声,起身道“老邦子”(老疙瘩、小儿子)回来了,大步迎了上去。
太爷爷当机立断,像个将军发布命令:房子、土地、蚕场和正待收获的庄稼、柞蚕都不要了,只带点能够随身带的东西,每人再揣上两个大饼子,马上走人。
走了几天,来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出生地——安奉铁路的中点站、本溪县草河口镇。
本溪县城小市镇有个闵家街,我的岳父家就住在那里。他说是他太爷爷那辈的三个人,从山东济南府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挑担过来的,还背着两个骨灰匣子,把爹妈爷奶的骨灰也带来了,慢慢地就有了一条闵家街。
2001年八十五岁去世的我的老丈人,一辈子庄稼人,说他这辈子就是书没念够。当时小市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堡子,有所小学校,他考试没有第二的时候,从来都是第一。念到第四年时,“九一八”事变了,世道乱了,学校黄了,就回家种地了。
那天唠到这里时,一位人称“二黄毛”的岳父儿时的玩伴来了,插话道:长义(岳父的名字)呀,若不是赶上“满洲国”,你可不是现在的你了。
岳父的父亲,即我的岳祖父,民间叫爷丈人,人称“闵大扁担”。春天种完地了,上山挖药材,夏天到太子河上放排。待到秋天庄稼上场了,挑着一副装满瓦盆的挑筐,喊着“瓦盆换猪毛换皮子啦”走了。本溪、桓仁、通化、柳河、清原、抚顺等地一路吆喝,扁担每天颤悠百八十里。瓦罐换光了,用钱收购。那兽是几月份打的,住在阳坡,还是阴坡,从毛皮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主要还是换(收)猪毛。上冻了,庄稼院陆续杀年猪,猪毛多。晚上在小店或人家住下,用热水把猪毛洗了,把根部带出的那点白肉和毛上的虮子撸掉,猪毛、猪鬃分开,根对根,梢对梢,擀面杖粗细一把把捆好,放到炕席下烘干。第二天早晨起来,再10把一捆捆成大捆。觉得分量差不多了,抄近道吆喝到奉天城卖了,再到周边各县吆喝转悠。通常是正月快了时卖出最后一批货,在奉天城顺便买些小百货,到家差不多都卖完了。
一个秋天尾巴,加上多半个冬天,能挣300多元,顶个好长工扛一年大活。
“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兼自由职业者“闵大扁担”歇业了。那世道谁还敢挣这钱呀?不要命了?
不是岳祖父不爱土地,而是土地不钟情于他。一家20多口,只有十几亩地,光凭土里刨食养得活吗?待到归屯后,山边沟里的地不让种了,就剩几亩地了。
岳父给小市日本守备队大院打过井,给“矿山鬼”这山那沟地刨坑挖沟。岳父实在,不会藏奸耍滑,那话说得跟我爹一样:“干活挣钱,就得对得起那钱。”一次累了站那歇会儿,让个“矿山鬼”看见了,上来就是一耳光子。岳父火了,铁锹就举起来了。1。80米以上的个头,年轻力壮,那一锹抡下去,两条命也没了。一个年纪大的“矿山鬼”把岳父拦腰抱住,大声呵斥那个“矿山鬼”,说你看他身上这些汗水,还有那把锹。同时发的铁锹,岳父那把磨损得最厉害。那个“矿山鬼”伸出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好,当天还给岳父加钱了。
挣到钱吃饱饭,没活干就没指望了。岳父一咬牙,奔北满富锦县卧虎力小河沿一个叔伯姐姐家了。
都说北大荒到哪儿都能刨出几垧地,叔伯姐姐说这年头谁还有这心思呀,“扛年头”(当长工、扛大活)挣俩现钱吧。
岳父说,正是铲头遍地的时候,日头还没露脸就下地了。咱这地方那地一疙瘩一块,一块地转个“迷溜”(圈子)就铲完了。那地场那垄长呀,短的也有2里。几十号人排开,打头的站当间,大人“拿”(铲)4条垄,“半拉子”拿两条。干这活俺服过谁呀?可头几天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也只能抢到前20来名。那打头的铲到地头,坐那儿一袋烟抽完了,有的才铲了一半。日头一竿子多高时,胶皮轱辘大马车送饭来了。白花花、暄腾腾的大馒头,用茓子茓了好几圈,像座银山。菜是豆腐炖海带,每人都能捞着几块肉,还有咸鸭蛋,管够。送晌午饭时,管账的也来了,拿着钱匣子。干活的都是“跑腿子”,初来乍到没干过的,那是越慢越累,常有人受不了,不干了,就给发半天工钱。一天一结账,晚饭后发钱。新来的几个人,俺挣得最多,1元2角。那时在小市堡子,一天有1元钱,那日子就美上天了。
干了几天后,就在东家和打头的都觉得岳父是个打头的料,岳父到处托人捎信让一家人都过来时,形势变了。用岳父的话讲,是“起便衣队了”。
岳父和当地人管包括抗联在内的各种抗日武装叫“便衣队”,说有的便衣队不祸害老百姓,有的就像胡子,就是胡子。今天便衣队走了,明天鬼子、伪军、警察来了,后来还有被当地人称做“蒙古马队”的兴安军。岳父说警察队进屋就让烙饼炖小鸡,“蒙古马队”最能糟蹋娘儿们,听说有的叫胡子抓去了,把卵子割了。
秋收大忙干活的多了,200来人。伙食更好了,一天四顿饭,三顿地里吃,月亮地里也干。令岳父惊异又释然的,是东家每天派20多个炮手,荷枪实弹,四周警戒。东家养了50多看家护院的,另一半留在家里了,那边更得防胡子呀。
一天晚上快收工时,枪响了。岳父愣了一下,拔脚跟着大伙往附近高粱地跑。乒乒乓乓打了一袋烟工夫,胡子撤了,第二天干活的就少了一半左右。
东家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戴礼帽,拄文明棍,站在那个四角有炮楼的大院里,给扛活的讲话。他说,不是俺不乐意留你们,是这世道逼的。每个人加一个月工钱,昨天来的也一个子儿不少,你们投亲靠友自讨方便吧,俺们一家子也要进城去了。俺要有回来那天,大家伙儿不嫌弃俺,还来找俺,俺不会亏了老少爷们儿。
岳父也要回本溪老家了,这才发现“证明书”没了。
岳父说,从小市走到本溪,坐火车到哈尔滨,又坐船到富锦,再走到卧虎力,那“证明书”少说让警察看过20次。俺把它纸包纸裹的就怕丢了,结果越精心越怕丢还真丢了。没这东西你别说回家,在这地场没保人,也会把你当“浮浪”抓起来。什么东西丢了,这东西也不能丢呀。你姑和姑父两口子急得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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