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利害，并使他们认识到不能再这样杀下去了。
冯剑英被捕后叛变，县委和所属党组织被破坏，20多人被捕。南满省委在桓仁县牛毛沟的一个秘密据点，也被长岛工作班偷袭，许多文件落入敌手。接着，1军军需部长兼1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1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昌勋，相继被捕叛变了。
像安昌勋、胡国臣、冯剑英这样的叛徒，那脑子里有多少敌人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东西啊？
一个大队，一个联队，其实就是出动一个旅团，在那东边道的大山里，也难以取得一个小曹长率领的小工作班的这种战果。
而长岛工作班“谋略讨伐”的最大战果，是策反了1军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
程斌其人
程斌个头不高，瞅着清瘦，实际挺结实，肤色白，脸稍长，冷眼看像个书生。话语不多，有点儿尖声尖气，有人说是公鸭嗓子，却是果决，说一不二。
他1911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一地主家庭，中学毕业正赶上“九一八”事变，未能继续求学。邻县磐石革命、反日闹得红火，苦闷在家的程斌，一腔热血，参加反日会，年底入党。磐石游击队成立时为小队长，之后历任1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指导员，柳河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1师政治部主任、副师长、师长兼政委。
1935年5月，程斌率1师300多人，从宽甸天桥沟奔桓仁高俭地途中，消灭日军7人，俘伪军70人，缴获长短枪70多支。
6月，程斌指挥部分部队，在本溪县大青沟与敌激战，毙日军7人，伤1人，俘伪军70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
这都是他任师政治部主任时的事。
8月28日，韩浩牺牲，追悼会上，程斌被任命为师长。之后，伏击伪奉天骑兵教导团，几次痛打邵本良的“大尾巴队”，1师是战场主力，程斌自然参战。而他指挥的大小几十仗，其中有许多好仗，却难以拿出一个能够体现他的战术思想、风格的战例，比较详细地进行描述、分析。道理很简单，他后来成了叛徒，这方面的东西就难以留存下来。即便如“摩天岭大捷”，任何人都不难想见，那仗打不打、怎样打，只有他才能决断，却无从着笔。
从他投降后供述的游击战术〔“埋伏”、“伪装战法”、“逆袭”、“诱敌战斗法”、“反冲锋（反突击）”、“扰乱敌人”、“奇袭”——挺详细的7条〕看，是颇有心得的。
作为1军主力，1师两年多没有参谋长，由胡国臣兼任的政治部主任，其本质角色还是1军的军需部长，长期在地方为部队筹集粮弹补给。在近三年时间里，基本就是师长兼政委程斌拳打脚踢。这在1军及除去统战性质的联军的抗联各军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从中不难想到他的能力、分量，以及杨靖宇对他的信赖。
1师主要活动在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凤城几县，所到之处发动群众，组织反日会，有的还建立了政权，使1师如鱼得水，兵强马壮。执行统战政策也好，当地大小山林队，都配合1师作战。
有老人说，程斌关心部下，挺有人情味。官兵中当地人越来越多，部队住到哪里，程斌会到各家看望，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地叫着，视家庭条件及本人表现、职务，给予20元、30元钱。既为救济，也是感谢子弟参军，抗日救国。
1936年7月26日，《小洛关于南满情形的报告》中说：
第一师长程司令——中国人，勇敢善战，有长足进步。他的历史我不很详知，可是知道一般同志对他批评均好，按我估计他各方面不在三军的刘海涛以下。对党忠实。
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投降叛变，而且成了抗联的死敌，一只穷凶极恶的疯狗。
1937年1月，长岛工作班跟踪1师主力来到本溪，驻在碱厂镇。收降了胡国臣、安昌勋后，两个人积极为长岛出谋划策。长岛将收降的抗联和山林队几十人，编为“长岛工作班别动大队”，由胡国臣为队长，随工作班一起活动，不断向1师官兵发出劝降信。
这时，南满省委瘫痪，各地党组织均遭破坏，1师与军部也失去联系，被“集团部落”挤压，只能在本溪县的和尚帽子大山里活动。山里修了警备道，日伪军事、谋略“讨伐”，不时发生战斗。程斌曾率队东进桓仁，试图找到在那里活动的几支游击队，并与军部取得联系。树叶开门，无遮无拦，敌人追击堵截，只得返回。
往返途中，敌人的传单很多，都是劝降的。有些是以叛徒的名义写的信，说只要放下武器归顺“满洲国”，就保障生命安全。有个“吴瘸子”，原是杨靖宇的警卫员，说他归顺后，披红花，赴宴喝酒，还帮他娶了媳妇，洞房花烛夜多么美好。有的说这支部队“归顺”了，那支部队“归顺”了，还说杨靖宇也“归顺”了，不但不杀他，还让他当了多大的官。
4月上旬，敌人觅得踪迹，调集千余兵力，从小市、赛马集、碱厂三个方向，直奔和尚帽子。小市方向的一路，让当地老百姓出探，老百姓进山就成了1师的探子。程斌问明敌情，再次表演他的军事技艺，将这一路敌人诱进大青沟，激战3小时，打死3个鬼子、5个伪军，给俘虏的40多伪军每人发5块钱，让他们回家。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胜仗，也不可能改变1师孤军、困军的命运。应该说，程斌对此是非常清楚的，这时也是相当坚定的。证据之一，是3团团长侯俊山说这抗日没指望了，俺弟弟在奉天城做工，咱们降了去找他吧。程斌当即召集会议，决定将其处决。
这是6月中旬向东转移途中的事。这时节莺飞草长，抗联一年一度的好日子到了，乘机东进，理应视为寻找军部，坚持抗战，而不是到碱厂向长岛工作班投降——结果却正是这样。
眼看着对手扛过一个漫长的冬季，招降的难度自然是大了，长岛玉次郎这位“谋略”专家也抓耳挠腮了。这时，叛徒胡国臣、安昌勋又献一计，说程斌这人是个孝子，把他妈抓来，就能逼他就范。
6月29日，程斌率师部和保安连进至碱厂孙李沟时，被敌发现。长岛工作班和配属他的黑崎游击队，另有碱厂伪警察署的日伪警察，约200人，将其包围。
敌我兵力为3∶1，而保安连从人员到装备都是1师精锐，弹药也行。坚持到晚上，瞅准机会，猛打猛冲，冲出去钻进林子就没影了。对于程斌来说，这种仗并不陌生，也不难打。
敌人去伊通县逮捕了程斌的母亲，又到公主岭逮捕了程斌的哥哥，弄来碱厂。有人说程斌是几天前从传单中得知这一切的，有人说是29日被围当天知道的。无论如何，也无论程斌内心深处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今天已知的事实是，当他确认母亲落入敌手，他的抉择将决定母亲的命运时，他的思想就崩溃了。
长岛曾两次派程斌的哥哥程恩上山劝降。据说，第一次程斌嘴还挺硬，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让哥哥回去，别再说了。第二次程恩劈头就问：你到底是要反日，还是要妈？程斌这回挺痛快：要妈。
另一个与处决侯俊山截然相反的事实，是两次见哥哥之间，程斌招来3团政委李茨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你们看这事该怎么办。两位政委说这事搁谁身上也难受，那也只能是“忠”了。程斌乘其不备，拔枪打死李茨苏，李向前带伤跑走。
据说，下山路上，程斌大骂胡国臣，说你小子让日本子抓俺妈，把俺坑了、毁了，你不是人，缺八辈子德，不得好死。
张喜林，兴京县平顶山人，1937年冬参加1军，1940年初队伍溃散，下山投降。“文化大革命”中，开他的批斗会，问他是不是汉奸，他说是。又问是不是叛徒，他说是。
其实，投降后，伪警察署让他写个“悔过书”，他托人写了交上去了，就拉倒了。伪警察署没问他什么，问他也说不出什么。刚参军时是8号战士，下山投降时是4号。全连最多时50多人，最后就剩几个了，大都陆续牺牲了。而牺牲、没牺牲的，除了号和外号，顶多就知道个姓。要让他讲打鬼子的故事，那倒挺多。参军打鬼子前是个农民，写了“悔过书”后还是个农民，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个农民。
再问他为什么当了“汉奸”、“叛徒”，他说俺实在遭不起那份罪了。
他说，今天才下头场雪，还不到最冷的时候，今晚你们谁试试？不用进山里，就在这院子待到天亮，尝尝什么滋味？现在这人衬衣、裤衩什么的，俺那时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裤，有时有件大衣，也都烧得窟窿眼子的。那时那“天头”（天气）比现在冷啊，大雪没膝齐裆，林子里风像狼嚎似的，俺就这样扛了将近4个冬天。更不用说常常几天见不到粮食，啃树皮，扒雪窝子底下的山里红，饿得前腔贴后腔了。那时呀，不是死，就是降，“当间”（中间）的没有。俺不敢说俺有多少功劳，俺敢说俺不怕死。枪子打身上，眼睛一闭，那不就享福了吗？俺是实在遭不起那罪了，那实在不是人遭的罪呀！
许多抗联老人说，抽大烟的，游手好闲的，娇生惯养的，也不能说就是不行，反正够戗。刚反正的伪军，好吃好住当客待，一些人还是觉得苦得受不了。那时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原因之一，是觉得他们不能吃苦。当抗联，抗到底，那可不是脑瓜一热就行的事。有的人能吃苦，打仗很勇敢，可打了这么多年，这日本子还这么强大，就觉得这抗战没个头了，悲观失望了，这种人也难抗到底。
有老人说，敌人投撒的宣传品中有春宫画，还把女人的小衣服挂在树上，挑逗、诱惑你。俺没结婚，连女人的手还没碰，不懂男女事。那时穷人外衣都不够穿，谁家女人还穿小衣服呀？有人明白，一说，俺吓一跳，心里寻思，这日本子怎么什么损招都使呀？那时冰天雪地露营，净弄些树皮什么的糊弄肚子，哪有心思寻思这种事呀？可有人寻思呀。寻思这事容易动摇，“乱婚”，怕受处分就跑。管钱的意志不坚定，拐钱跑了，通常是寻个地方迷起来过日子了。犯别的错误逃跑的，投敌叛变的就多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就是贪生怕死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是经过激烈抵抗后，负伤被俘的。冯剑英也是一样，而且上大挂，灌凉水，坐老虎凳，装在麻袋里摔，被施尽酷刑，坚不招供，堪称威武不屈的硬汉。鬼子就说冯先生是大大的英雄，皇军大大地佩服，以礼相待，给他和妻子具恩惠（柳河县委妇女部长，双脚冻伤后被捕）安排个很阔气的住处，好吃好喝，并给疗伤。伤好后，长岛又陪夫妇二人去沈阳“观光”，冯剑英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讲了。
提起叛徒想到“贪生怕死”，汉奸就是“卖国求荣”，大体没错，但这世界也是千种色彩、万般形状的。不排除有的汉奸就认为中国的统治者腐败无能，日本人能帮助中国富强，当然也不排除这种信念的破灭。冯剑英在酷刑下威武不屈，应该有种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崩溃也是变节的重要原因。投降、叛变的原因林林总总，后面还将写到，许多人是像张喜林那样实在遭不起那罪了。
程斌投降时，东北抗联正从春暖花开季节步入严冬。生于富人家，没吃过苦，可他抗战也快8个年头了。说他怕死？胡国臣等人“归顺”时，正值日寇对“归顺匪”杀与利用的分界点上。别看眼下蹦得挺欢，谁知道油水榨干后，那把骨头会不会被扔进狼狗圈里？
“海乐子”朱海乐举旗抗日时，为表明义无反顾，又担心日寇报复家人，竟然把妻子杀了，实在匪夷所思，恐怖至极。可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多少人已经作了可歌可泣的选择呀？
杨效康十九岁参军，已经有了儿子。木盂子伪警察署把他妻子和大舅哥抓起来，让岳父上山找他。在吊死鬼沟，他听见岳父喊他的名字，刚要答应，看见岳父后面的树棵子里有伪警察。敌人又让妻子抱着孩子上山找。杨效康把仅有的几元钱掏给妻子，又脱下身上的夹袄给她披上，说你能等俺就等俺，实在过不下去就再找户人家吧。
杨太和的妻子在山里找了几天，一双小脚都肿了，哭哭啼啼地劝他回家。杨太和强忍住泪，那话跟杨效康一般无二。
1934年8月4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闯进赵尚志家，将父亲抓走。《滨江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个消息，接着《赵父告不孝子赵尚志及其弟兄书》，就被飞机大量撒到哈东游击区。看到“现在父身患重病，神志皆乱，命在旦夕”，赵尚志就给官兵讲古人“从其治命，不以乱命”的典故，说明和父亲早就料到可能有这一天，约定信中若有“乱命”二字，即是言不由衷，不可听信。又道：为国尽忠是俺爹的意愿，为国尽忠就是给爹尽孝了。
程斌则是为了母亲，什么都不要了。
再说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秋，柳河县委在日伪“讨伐”中受到严重破坏，杨靖宇派磐石县委委员冯剑英来柳河任书记，重组县委。此人很有活动能力，第二年春天，党员发展到60余人，反日会员1000余人。1935年7月，通化中心县委被破坏，柳河县委升级为中心县委，隶属南满特委领导。
上级特委、下级县委及基层党组织、各级反日会，还有辖区内的抗联队伍和其他反日武装，一个中心县委书记知道的机密是太多了。
胡国臣、安昌勋等人被俘，南满省委被破坏，与冯剑英的叛变有直接关系。
前面写到汤原出个叛徒，中心县委即被破坏。那叛徒李元珍只是个普通团员，被捕的中心县委领导宁死不屈，坚不吐口，那线索就断了，敌人的下一步就没了路数。而冯剑英、胡国臣、安昌勋在东边道几县党和抗日武装中，则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组成了一条叛徒链。每个叛徒都掌管一方天地，上下左右、枝枝蔓蔓一个情报网。
再加上个程斌，军队和地方，全了。
6月29日，被程斌裹挟下山投降的是60人。程斌又派人上山通知1师其他部队投降，3团、6团又有部分人员下山。总计投降115人，携平射炮1门、机枪5挺、自动步枪2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
师长兼政委而被称为司令，是因为游击区、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