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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是希特勒信得过的人，他曾于20年代在法庭上为希特勒辩护；在希特勒掌权后，他根据纳粹党的观点对德国宪法进行了修改。
4月4日，弗兰克会见墨索里尼时转达了希特勒的意思。
但那时墨索里尼没有下定与德国结成“轴心”的决心，因此对希特勒的表示没有做特别的反应。
但此后德、意两国人员互访频繁起来，高潮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埃达·齐亚诺6月间访问柏林。
这种特别的个人外交，对德、意两国的亲近大有好处。
希特勒得到意大利欲与德国结盟的明确信息后，于1936年9月派出密使去罗马，邀请墨索里尼访问柏林，以作为希特勒访问威尼斯的回访。
墨索里尼自以为是“世界领袖”，已多年没有出国，而是在意大利境内接见各国的朝拜者。
他不愿贸然出访德国，借口他与希特勒会谈的基础准备工作尚未妥当，因此决定先派齐亚诺出访柏林。
希特勒赞同墨索里尼的意见，指示外交部长牛赖特立即着手准备接待齐亚诺来访。
1936年10月21日，齐亚诺到达柏林。
在21日、22日齐亚诺与牛赖特会谈时，双方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反对英、法倡导的以保证欧洲集体安全为目的的新洛迦诺协定，也反对任何足以限制德国在中欧和东欧自由的其他做法；坚定支持佛朗哥；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祸害”；认为1936年7月德奥两国签订的有关德国尊重奥地利独立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协议消除了德、意两国磨擦的重大根源；希望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善会有助于东南欧小协约国的瓦解；德国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意大利准备照顾德国在阿比西尼亚的经济利益。
牛赖特还就德国不愿意承认“满洲国”一事做了解释。
说如果承认“满洲国”，就会危及德国在华利益。
他还力劝齐亚诺，在德国与立陶宛关于默麦尔地区主权争议问题上支持德国。
他还说，德国从波兰夺取但泽和波兰走廊的时机尚未成熟，德国人“希望等待有利时机，并尽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我们与波兰人的分歧”。
他要求齐亚诺召回意大利驻奥地利大使莫雷尔；因为莫雷尔反对德国对奥地利有任何方式的影响。
齐亚诺对默麦尔问题和但泽及波兰走廊问题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意大利与波兰有良好的关系，并且答应召回莫雷尔。
他还要求德国帮助意大利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齐亚诺还同已操纵经济实权的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讨论了加强德、意经济关系的问题。
与牛赖特、戈林会谈后，齐亚诺被引到希特勒的伯希斯特加登别墅。
希特勒满面春光，在门口迎接齐亚诺，使齐亚诺受宠若惊。
希特勒牵着齐亚诺的手，来到接见大厅的阳台上，远眺奥地利迷人的风光，说：“近在眼前的奥地利，实在与德国密不可分。”
齐亚诺已经领会到希特勒正在觊觎奥地利。
随后，希特勒请齐亚诺进入会见厅落座，开始交谈。
齐亚诺首先称颂希特勒的“英明”，谎称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很钦佩”，并把意大利情报部门截获的英国攻击德国的外交文件的副本亲手交给希特勒。
齐亚诺说：“英国正在备战，打算进攻意大利和德国。
不过，幸好意大利的军事力量现已超过英国和法国。
因此对英国没有必要担心。“
希特勒明确地说，德国的扩张着眼于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地中海全归意大利。
13。三国“轴心”（3）
他还提出，德、意两国在对南斯拉夫政策上应互相协调；应联合敦促匈牙利把它要修改边界的要求集中于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有助于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结盟。
最后，希特勒讲了一句经过再三斟酌的奉承话，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家。
根本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齐亚诺从柏林返回后，满怀信心地认为“可以任意支配德国人了”。
他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是一个轻率浮躁、无足轻重、易于摆布的人物，毫无墨索里尼那样的才能，完全可以利用他来为意大利的利益服务。
墨索里尼对齐亚诺完成的使命非常高兴。
他公开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已牢固建立起来了；今后欧洲就会围着这个“轴心”转了。
就在1936年10月23日齐亚诺与牛赖特在柏林威廉街74号德国外交部签订秘密协定的当天，在该部对面威廉街64号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里，当时任德国驻英国大使的冯·里宾特洛甫与日本驻德国大使小路公共草签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一直执行着互相矛盾的远东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一方面对日本侵华表示同情，认为日本国小人多，拓展“生存空间”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对蒋介石政权保持友好关系。
1933年夏天，希特勒派在20年代德国陆军重建中起过关键作用的冯·赛克特到中国，会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提出了一份关于改组国民党陆军的详细备忘录。
随后，冯·赛克特又到广州，与在广州经商的德国人汉斯·克莱恩及德国国防部的普罗伊少校共同策划了在广州建造兵工厂等事宜。
当时的广州由军阀控制。
德国外交部怕在广州建兵工厂引起蒋介石的不满，通过外交途径向蒋介石进行试探。
蒋介石说，广州不久便会被收复；不介意德国的举动。
德国对蒋介石的答复很高兴，决定下大力帮助改组国民党陆军。
蒋介石要求德国派冯·赛克特接替韦策尔担任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以帮助改组和训练国民党陆军。
德国鉴于冯·赛克特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声望，担心他出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会引起日本的不快而影响对日关系，因此决定派法肯豪森接替韦策尔，并让冯·赛克特陪同他一起赴中国履职。
1934年3月，冯·赛克特再次到中国。
但这次他的使命是扩大德国武器向中国的出口和从中国进口军工原料，特别是钨、锡。
冯·赛克特这次分别与广州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用中国的原料换取德国军工项目、铁路项目的协议。
此后，以中国原料换取德国军火的交易红红火火开展起来。
克莱恩的公司以及德国国防部专门成立的对华贸易公司——哈普罗公司，对推动德中贸易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德国在发展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和经贸关系的同时，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建立的伪满洲国的大豆很感兴趣，希望从伪满洲国购进尽可能多的大豆。
希特勒决定让德国商人费迪南·海耶来办这件事。
海耶于1933年8月到伪满洲国，购买大豆的事办得很顺利，9月末返回德国。
1934年2月，海耶又抵达伪满洲国，与伪满洲国当局谈判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问题。
海耶声称，德国将承认伪满洲国；他将出任德国驻伪满洲国公使。
伪满洲国把海耶的谈话公之于众，引起国民党政权对德国的严正抗议。
德国只好公开表示无意承认伪满洲国。
但德国与伪满洲国的大豆生意仍在继续发展。
为了加强这种贸易关系而尽量减少国民党政权的异议，德国于1936年初派了由基普部长率领的“研究委员会代表团”到日本、泰国、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和伪满洲国。
实际上，这个官方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与伪满洲国当局达成大豆贸易协议，也就是用与伪满洲国当局进行官方谈判来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
这样做，等于德国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而又避免了对这个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的法律上承认。
1936年4月30日，该代表团与伪满洲国当局正式签署了贸易协定。
日本对此表示很满意。
由于德国执行互相矛盾的对华和对日政策，所以它采取的对华亲善行动总是受到日本的反对；而它采取的对日友好步骤又要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指责。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希特勒起用了两个“业余的外交活动爱好者”：赫尔曼·克里贝尔和埃德蒙特·富尔霍策，在东京和南京之间进行秘密调停。
克里贝尔曾是侵华的八国联军中的一名德国军官，后来参加纳粹党，成了希特勒的一员干将，一直与希特勒保持着联系；1934年出任德国驻上海领事。
富尔霍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6年移民美国，参与了德裔美国人的政治活动，与德国纳粹党有联系，1933年起担任设在中国的德国通讯社远东总分社社长。
1935年10月中旬，富尔霍策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会晤。
汪精卫代表他本人和蒋介石提出：请希特勒协助安排中、日两国妥协，以便中、日、德三国在经济问题上和反共斗争中进行合作。
13。三国“轴心”（4）
克里贝尔当时在柏林。
富尔霍策赶紧乘飞机到德国，与克里贝尔一起去会见希特勒。
希特勒找来里宾特洛甫，让他把这个信息转告给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大岛浩。
大岛浩经请示日本军部，正式答复德国：日本对与中国达成协议感兴趣。
希特勒指示克里贝尔、富尔霍策立即返回中国办理调停事宜。
但他们尚在返回中国途中，中日关系因为日本疯狂侵略华北而严重恶化；汪精卫也遇刺受伤。
因此，德国“调停”中日关系的活动胎死腹中。
希特勒一向狂妄自大，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是很崇拜的。
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大胆地抢占一个大国——中国的大片领土，很有气魄。
1935年的一天，希特勒把玩着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大岛浩送给他的一柄指挥刀，感叹地对他的亲随者说：“日本民族好强尚武，是个优秀民族，跟我们日耳曼民族很相仿。”
从此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与日本结盟。
但他知道，德国外交部是坚持“远东政策以中国为重点”的原则的，因此把与日本结盟的事交给外交部去办不会有什么结果。
于是他决定让他的外交政策顾问里宾特洛甫来办这件事。
里宾特洛甫出身于军人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后经商，1932年5月加入纳粹党，并当上了党卫军上校，结识了希特勒，为希特勒上台出过不少力。
1933年他成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顾问，1934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裁军事务特别代表。
他趁机网罗爪牙，组成“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替希特勒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
1935年6月，里宾特洛甫找来爪牙威廉·哈克，商量怎样落实希特勒关于与日本结盟的指示。
哈克曾在日本的南满铁路公司干过事，后来做军火生意时又与日本驻德国武官大岛浩结识。
哈克建议通过大岛浩而不要通过日本驻德国大使与日方联系。
因为他知道，日本军方与外交部在对德国及欧洲政策上有矛盾；日本外交部怕得罪苏、英、法。
里宾特洛甫同意哈克的意见。
哈克找到大岛浩，说德国有意与日本结盟。
但他没有说这是希特勒的思想。
大岛浩对希特勒很崇拜，积极拥护纳粹党重整军备的政策。
因此他建议日本军部积极考虑德国的提议。
日本军部看到大岛浩的报告，认为此议值得怀疑：这么大的事情，德国怎么会让无名小卒来联系呢？因此军部迟迟不予回答。
里宾特洛甫等了几个月，不见大岛浩答复，遂于1935年10月首次会晤大岛浩，询问日本军部对以下问题有什么看法：如果德日两国有一国卷入对苏战争，另一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大岛浩一听就知道还是那个德日结盟的建议，便再次向日本军部报告。
日本军部见是希特勒亲信传达的意图，认为可信，便向大岛浩下达训令：日本不反对德国的建议，但需要更详细地加以研究。
因此，拟向柏林派一特别代表，于1935年12月与德国方面会谈。
里宾特洛甫得到日本的答复后，立即指示他的办事处的远东问题专家赫尔曼·冯·劳默起草与日本缔结的协定的草案。
草案送到希特勒那里，希特勒于1935年11月25日批示同意。
12月，日本特使、大岛浩及日本驻德国大使小路公共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等进行密谈。
双方一致同意：为了避免与苏联公开破裂，将矛头针对苏联的协定，在字面上改为反共产国际的协定，并以允许英国、波兰等国加入协定作掩护，来蒙骗德、日国内的反对派及国际社会。
谈判妥当，双方正准备草签协议，不料出现了挫折。
原来是苏联驻日本的大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准确地掌握了德日秘密会谈的情报，并向苏联谍报机关做了汇报。
苏联决定公开德、日的阴谋活动情况。
1935年12月，苏联向世界新闻界发表德、日秘密会谈的“确切消息”，引起国际舆论大哗，纷纷要求德、日外交部予以证实。
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早已听到里宾特洛甫背着他与日本方面秘密联系的传闻。
日本特使来到柏林后的活动，使牛赖特确信苏联的揭露是事实。
但他作为外交部长不得不加以否认。
同时，他紧急会见希特勒，说明他坚决反对德国同日本结盟，因为这不但得罪苏联，还会引起英、法的高度警惕，使德国四处受敌。
希特勒表示要考虑考虑。
德国陆军参谋总长贝克也对与日本结盟有异议，向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勃洛姆堡也有些犹豫。
日本外务省对与德国结盟是持反对意见的，曾竭力阻挠军部向柏林派特使，因为当时他们正与苏联谈判修改渔业协定的问题。
1936年日苏渔业协定行将期满。
从1935年初开始，日本与苏联就缔结新的渔区所捕的鱼须予拍买的条款，改成“将日本租借的苏联渔区无条件交给日本使用12年”。
苏联当然不能同意。